凤翔玄武山与西汉北畤关系质疑，与杨曙明先生商榷

陈爱东　冯　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摘要：近有学者指出，凤翔县城以北的玄武山是汉高祖刘邦所设的北畤，并认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6年发掘的凤翔雍山血池遗址是汉代军队战前祭祀之地。本文针对上述观点，通过近年来对雍城郊外调查、勘探情况认为，玄武山绝非北畤，而血池遗址作为雍畤研究的重要发现也不是所谓战前祭祀之地。

关键词：玄武山；北畤；血池遗址；战前祭祀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春秋战国时期，秦人先后在雍地建立了包括鄜峙、密峙、吴阳上峙、吴阳下峙的雍四峙祭祀系统，尽管文献记载清楚，但关于雍峙的具体位置历来多有争论，始终未有答案。而秦雍城遗址的几十年考古工作中，在城址区、秦公陵园区、国人墓葬区、离宫别馆区都已逐渐清晰的情况下，唯独缺少了郊外峙祭的相关遗存。可以说，关于雍峙遗存的探索既是秦汉祭祀领域的重要课题，也是雍城几代考古人不懈追求。基于此，雍城郊外祭祀遗存的调查、勘探逐渐成为雍城大遗址考古工作的重点。

多年来的大遗址考古工作经验使我们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科学严谨的工作理念和方法，在雍峙探索的实际工作中，我们践行“文献为线索，考古为实证”的工作理念，以文献“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峙”“坛三垓”等记载为线索，采用“全面调查、区域勘探，重点发掘”的工作方法，首先，对雍城郊外的雍山、灵山、玄武山等山梁、台塬进行了持续多年的调查，发现了雍山夯土台、彭祖原夯土台、烈王坟夯土台、水沟夯土台等疑似为祭祀坛场的多处夯土台以及马道口建筑遗址、灵山南坡蔡阳山遗址、大槐社建筑遗址等可能与祭祀有关的遗址，调查面积近100平方公里（图1）。其次，结合文献记载和地面遗物采集情况，选择以雍山夯土台为中心的三道山梁进行区域系统勘探，确认遗址面积达470万平方米，最后，根据勘探结果，于2016年选择了血池村进行重点发掘，血池遗址的发掘收获巨大，为雍峙文化研究提供重要资料。同时，以血池遗址的发现为契机，进一步梳理前期调查资料，在血池遗址及其周边继续开展相关工作，也将为下一步雍峙文化的探寻、秦汉祭祀的研究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和依据。

图1　秦雍城遗址郊外调查区域位置图

2016年底，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陕西凤翔发现秦国国君和西汉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2]的文章，认为凤翔血池秦汉祭祀遗址是继礼县鸾亭山“西峙”相关遗迹后，首次在雍城郊外发现的与古文献记载吻合、时代最早、规模最大、性质明确、持续时间最长，且功能结构趋于完整的“雍峙”遗存，这是唯一由秦国国君和西汉多位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的固定场所，并根据初步研究认为，血池遗址可能为高祖刘邦设立的北峙（图2）。

图2　血池遗址2016祭祀坑发掘区鸟瞰图

对上述发现，有学者却有疑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的杨曙明在《雍山血池遗址与汉高祖刘邦北峙考》^[3]一文中指出，血池遗址并非北峙，而是汉代军队战前祭祀之地，真正的北峙应在凤翔县城以北的玄武山上。杨文认为，玄武山刚好处于雍城遗址之北，玄武山庙宇众多，历代香火旺盛，祭祀神灵之一便是黑帝与汉高祖所建北峙祭祀对象相同，玄武山上九会所迎神灵“大刀刘爷”一说为汉高祖刘邦，庙会仍保留祭祀北峙黑帝遗风，因此，玄武山应为汉高祖刘邦所建北峙。

关于玄武山是否为西汉时期的北峙，我们首先要搞清何以谓“峙”。峙为古代祭祀天地五帝的固定处所，峙祭是春秋战国时期秦人独特的祭祀方式，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整合雍地四峙将其纳入国家最高祭祀体系之中，这一体系的基本框架与制度为刘邦所继承，后经汉武帝不断丰富直到王莽时期才被其提出的南郊祭祀所取代。以峙祭天的祭祀体系作为中国古代国家祭祀最为关键的过渡时期，一直受到历史学者、考古研究者的重视。关于秦汉峙祭的文献记载主要以《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为主，历年来也多有学者从文献、考古角度对其进行相关研究。如关于秦汉祭祀制度的研究有：李零《中国方术续考》，田天《秦汉国家祭祀史稿》、杨英《祁望和谐——周秦两汉王朝祭礼的演进及规律》等；关于雍峙地望研究的有：田亚岐《秦汉置峙研究》、后晓荣《秦汉雍五峙地望新探》、王学理《陇山秦汉寻踪——故上峙下峙的发现》等；关于祭祀器物的研究有：刘云辉《东周秦国玉器大观》、李仲操《羽阳宫鼎铭考辨》、师小群《秦代祭祀玉人》等。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考古发掘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收获，如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甘肃礼县鸾亭山发掘的祭祀遗址，被认为可能是秦汉时期的“西峙”所在。文献记载、前人研究以及已有的考古发掘成果为我们加强对峙的认识提供了一定依据，那么峙作为祭祀天地及五帝的固定场所应该有哪些要素构成，峙祭作为皇帝亲往的最高等级祭礼又应该具有怎样的场面和规模呢？我们认为，首先要有举行祭祀仪式的场地、要有瘗埋各类祭品的祭祀坑、要有皇帝住宿的斋宫、祭祀官员驻地、祭器物资存放之地以及通往各区域之间的道路，甚至会有加工制造祭祀品的作坊、圈养马、牛、羊的场所。

那么，玄武山是否具备上述峙的条件与规模呢？在我们对雍城西及西北郊外的调查过程中，因玄武山位于雍城遗址正北，按照秦汉时期的观念，玄武即北方主神，因此，该处究竟有无秦汉时期祭祀遗址，也是当时调查工作的重点。玄武山位于凤翔县城西北30公里处，地属凤翔县范家寨乡沈家沟村。该处为山前坡地，丘陵地貌，玄武山有明清时期道观一座，坐落在东边沟壑的山顶之上。对玄武山调查情况表明，道观院内发现唐代以后的石刻，在道观南的坡地断崖发现少量的灰坑，采集陶片以细绳纹红陶、灰陶、素面红陶为主，时代多为仰韶时期（图3）。

图3　玄武山调查采集陶片、骨骼

为了进一步验证玄武山遗迹分布情况，我们还对玄武山进行了大范围的勘探工作。按照祭祀遗址一般在“小山之上，大山之下”的规律，勘探工作首先在道观北部区域进行，按1.0×1.0米布孔。随后在道观以南半山腰以调查发现灰坑的地方为中心，按3.0×3.0米布孔，逐一对台地进行详细勘探，勘探面积17.7万平方米。玄武山道观以南的台地呈北高南低缓坡，现为梯田，断崖高度一段在1.5—2米高度，底层深度一般在1—1.5米见原生土。勘探发现灰坑9处（编号：H1-H9），灰坑东西向，平面呈不规则形，平均深度约1.5米，坑内填土为灰土，夹杂红烧土块，坑内含有陶片、骨块等，从灰坑内包含物分析，这些遗迹为秦汉以前，或新石器时代，未发现祭祀坑、墓葬等遗迹，表明在这里没有秦汉时期祭祀遗址（图4）。

图4　玄武山遗址考古勘探平面图

杨曙明认为，玄武山为汉高祖刘邦设立的北峙，提出的依据无论是祭祀神灵也好，庙会形式也罢，多属民间传说范畴，很大程度上为后世的牵强附会，仅能为我们寻找北峙提供一定线索，而不能作为确定其为北峙的依据，正史文献尚需仔细甄别、研究感悟，避免生搬硬套，更何况这些多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类似的证据我们在雍山调查时也有发现，雍州山道观位于雍山三道山梁的最高处，道观现存《重修碑记》上有记载：“前清举人窦应昌乐游雍山所留诗曰：上上厥天冠九州，山名曰雍有来由，此山确冠西方土，群峰环到莫与俦，一生好入名山游，汉武旌旗眼前收，五峙祠堂今在否，雍峰高唱帝王州。”可见雍山道观上曾有五峙祠堂，这应当与秦汉时期的雍五峙祭祀有一定关系。但我们在讨论血池遗址性质时并未将碑文记载内容作为判断的主要依据，而仅仅是作为调查过程中获得的一些关于峙的线索。按照前文所述的工作理念及方法，考古工作更注重实际的勘探及发掘成果，而以现有在玄武山的考古调查和勘探情况来看，玄武山既不存在秦汉时期遗址，更达不到峙所应具备的条件与规模，因此玄武山绝非西汉时期的北峙（图5）。(www.xing528.com)

图5　雍州山道观及碑刻

关于血池遗址，杨曙明认为其非北峙，并根据《诅楚文》石碑内容认为秦人素有战前举行祭祀的习俗，进而提出血池遗址是战前祭祀之地，其主要依据为凤翔县柳林镇屯头村、凤翔长青镇化原村出土过“五威司命领军”银印、“别部司马”和“诏假司马”铜印，血池遗址出土的青铜箭镞、弩机、车马器，柳林镇和陈村镇一带发现较多汉墓以及柳林镇屯头村一带为汉代屯军之处，与民间相传的“屯军九寨”之一等相互印证，认为血池遗址很可能就是汉代军队战前祭祀之处。

对于上述杨曙明的观点及论据，笔者仍有不同的看法。以血池遗址2016年公布的材料来看，其确认相关遗迹包括各类建筑、场地、道路、祭祀坑等3200余处，基本符合我们对峙的构成的认识。尤其是数量众多、分布密集、出土器物丰富祭祀坑，为对该遗址性质的判断提供重要依据。坑内出土玉人与礼县鸾亭山遗址出土玉人造型接近^[4]，应是专门用于祭祀天地之物，祭祀坑内出放置车马或明器车马，表明车马祭祀是祭祀仪式中的重要内容，与《史记·封禅书》记载“有司议增雍五峙路车各一乘，驾被具”“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相符。因此，血池遗址作为峙的性质是明确的。至于血池遗址的弩机、箭镞并非坑内单独出土的兵器，其本身就出自车马坑中，应是车马上的装备，和战前祭祀也无关系。弩机位于车马坑中或与陪葬车马同出在汉墓中也是较为常见现象，如山东淄博西汉齐王墓出土弩机位于4号随葬车马坑中^[5]，满城汉墓一号墓出土弩机即位于墓葬南耳室6号车南部^[6]，汉景帝阳陵南区17号丛葬坑出土弩机位于坑内1号车上^[7]。

血池遗址是战前祭祀之地的观点同样存在问题。根据文献记载，在先秦时期，军事征伐较为频繁，并且有与战前祭祀相关的专门的礼仪制度。如《礼记·王制》记载：“天子将出，类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祢，诸侯将出，宜乎社，造乎祢”，即天子与诸侯在出征之前都要祭祀祖先（造乎祢）、祭祀社神（宜乎社），而祭祀上帝（类乎上帝）只有天子出征才能举行，一般诸侯则没有这个权利。除了战前祭祀，战争胜利或失败也有相关的礼仪制度。如《周礼·大司马》记载：“若师有功，则左执律，右秉钺，以先恺乐献于社”“若师不功，则厌而奉主车”。即在战争胜利后，大司马则要奏恺乐以祭社神；而战争失败，大司马则要戴丧冠（厌）护送社神归于社庙。秦汉之时，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有秦始皇封禅泰山的祭祀，有以上帝为尊的雍峙祭祀，有以名山大川鬼神及日月星辰的祭祀，但未见与军事有关祭祀。到了汉代，有继承秦人并由汉高祖增设北峙而形成的雍五峙祭祀、汉文帝的渭阳五帝庙祭祀、汉武帝的太一祭祀等皇家祭祀，亦有“以春月及腊祠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财以祠”的地方和民间祭祀，同样少有军事祭祀。由此可见，先秦时期战争频繁，战前祭祀较为隆重，以期神灵、祖先保佑，严肃军纪并提升军队士气，及至战争胜利或失败仍有相应的祭祀礼仪。而秦汉之时，由于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战争有关的祭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而以东方泰山及西方雍峙祭祀为当时最高国家祭祀，并仍保留有一定的山川鬼神以及民间日常祭祀。因此，通过梳理文献可知，战前祭祀行为在先秦时期曾普遍存在，而随着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战争有关的祭祀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血池遗址应为秦汉时期以“峙”祭天的祭祀类遗存而非战前祭祀之地。

综上所述，凤翔玄武山因玄武之名且在雍城遗址正北，存在其为北峙的可能性。但随着调查、勘探工作的开展，其遗址规模、布局内涵与北峙相距甚远，进而排除了其为汉代北峙的可能性。血池遗址遗迹密集，内涵丰富，时代明确，基本符合我们对峙的构成年代、内涵的认识，是秦汉时期以“峙”祭天的祭祀类遗存而非战前祭祀之地。

关于雍峙遗存的探索是雍城几代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的不懈追求，相关工作的开展均是以文献记载为依据，以明确课题为导向，以科学考古方法为基础的，并最终通过对各类资料的系统整理与多学科下的综合研究形成一个较为科学完善的成果。已故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曾指出考古学研究要“以物论史，透物见人”，以材料为研究基础，“让材料牵着鼻子走”。考古学研究既需要依赖前期大量艰苦的野外调查、勘探工作，也有着地层学、类型学等严谨的田野考古工作方法，通过发掘揭露的各类遗迹现象，对出土的大量实物资料仔细梳理研究，取得相应的研究成果，而仅根据调查走访、地名习俗、民间传说、县志记载等简单的得出结论，显然是不够严谨和缺乏依据的。

【注释】

[1]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凤翔雍山血池秦汉祭祀遗址考古调查、发展与研究”（18CKG016）阶段性成果。

[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凤翔发现秦国国君和西汉皇帝亲临主祭的国家大型祭天场所》，《中国文物报》2016年12月9日第001版。

[3]杨曙明：《雍山血池遗址与汉高祖刘邦北峙考》，《秦汉研究》（第十一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

[4]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2004年甘肃礼县鸾亭山遗址发掘主要收获》，《中国历史文物》2005年第5期。

[5]山东省临淄市博物馆：《西汉齐王墓随葬器物坑》，《考古学报》1985年第2期。

[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

[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