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讨论汉朝方面对匈奴进攻的反应。从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西汉对匈奴的进攻在四季中有超过一半（55.6%）发生春季，接下来是夏季（27.8%），下半年的秋、冬两季加起来仅占16.7%（秋季11.1%，冬季5.6%），呈现出很强的季节性倾向[26]。然而在东汉，情况大有不同，没有明显的季节特征。东汉进攻匈奴最多的是在冬季（32.4%），最少的是在秋季（14.7%）。换句话来说，西汉时期的军事行动受季节变化的影响明显，而东汉时期影响不是那么明显。我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军事物资的供应、农时的影响和气候因素。
先来看军需供应的问题。王莽建立新朝，对匈奴采取强硬态度，激化了双方的矛盾，匈奴对北方边境造成很多的麻烦。王莽凭借西汉长期积累的财富，积极筹措，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地对匈奴的军事进攻。“乃拜十二部将率，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转委输于边。议满三十万众，赍三百日粮，同时十道并出，穷追匈奴”。[27]饱经战事的大将严尤劝谏王莽，认为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五难”，其中四项都与后勤保障有关。他的言论为我们展现当时军事供给的真实情形：
今天下遭阳九之厄，比年饥馑，西北边尤甚。发三十万众，具三百日粮，东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后乃备。计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师老械弊，势不可用，此一难也。边既空虚，内调郡国，不相及属，此二难也。计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胜；牛又当自赍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卤，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军出未满百日，牛必物故且尽，余粮尚多，人不能负，此三难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风，多赍鬴鍑薪炭，重不可胜，食糒饮水，以历四时，师有疾疫之忧，是故前世伐胡，不过百日，非不欲久，势力不能，此四难也。辎重自随，则轻锐者少，不得疾行，虏徐遁逃，势不能及，幸而逢虏，又累辎重，如遇险阻，衔尾相随，虏要遮前后，危殆不测，此五难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忧之……[28]
以下的事例也可看出军粮转运之重要。神爵元年（前61），先零羌进攻汉朝，酒泉太守辛武贤建议应该长途奔袭，打击先零，“可益马食，以七月上旬赍三十日粮，分兵并出张掖、酒泉合击罕、开在鲜水上者”[29]。老将赵充国，当时已年过七十，他非常清楚三十日的军粮加上衣服兵器会是很大的负担。“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又有衣装兵器，难以追逐”[30]。
永和二年（137），日南、象林“徼外蛮夷”几千人进攻象林县，公卿百官大都主张派遣大将，发荆、扬、兖、豫四万人剿灭。大将军从事中郎李固认为此计划有“七不可”，其中第五项即和军粮转运有关：
军行三十里为程，而去日南九千余里，三百日乃到，计人稟五升，用米六十万斛，不计将吏驴马之食，但负甲自致，费便若此。其不可五也[31]。
毋庸置疑，在秦汉时期，牛、马等畜力是除人力之外的主要运输动力来源，这些牲畜本身也会消耗大量的粮草。元狩四年（前119）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五万骑，从定襄和代出击匈奴，后面跟随步兵数十万人，另有“私负从马十四万匹”，这还不包括运送粮食辎重的马匹，“粮重不与焉”[32]。
东汉安帝时，虞诩为武都太守。当地“运道艰险，舟车不通”，虞诩用原来的转运之费，雇佣民力，开通水道。水道开通前，运输全靠畜力，“驴马负载，僦五致一”。对于“僦五致一”，李贤注为：“谓用五石赁而致一石也”。此后漕运畅通后，每年省运费四千多万[33]。在另外两个极端的例子中，粮草到达目的地和牲畜途中消耗的比例分别为1：192和1：64，达到了骇人的地步。其一为主父偃上奏汉武帝谏伐匈奴，说秦始皇不惜民力，遣蒙恬伐匈奴，“又使天下飞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颜师古在注中说：“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34]。其二为《汉书·食货志》讲武帝时南征北讨，转运繁劳，“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35]。
在交通状况更为困难的情况下，畜力也没法利用，只能由人力来手提肩挑。建元六年（前135），汉武帝采纳了唐蒙的建议，拜他为郎中将，准备联络夜郎等国，开通道路，利用牂柯江直通番禺，以控制南粤。唐蒙共率领士兵千人，而转运粮食辎重者却有一万余人，为士兵人数的十倍[36]。
从上面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运输保障问题在秦汉时期确为一项大事。军需供给必然会受到季节变化的影响，进而也会影响到军事活动，以下是几个很好的例证。建武二年（26），东汉还未全部统一，朱浮为幽州牧，渔阳太守陈宠、涿郡太守张丰进攻朱浮，朱浮而光武帝上表求援。刘秀诏报因军粮不足，要到秋后才能发兵。诏书说：
往年赤眉跋扈长安，吾策其无谷必东，果来归降。今度此反虏，埶无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斩者。今军资未充，故须后麦耳[37]。
汉宣帝时，为解决西羌问题，赵充国上表奏屯田，以应对边地粮草缺乏的问题。他建议，在每年的四月，当草开始生长时，可以“发郡骑及属国胡骑伉健各千，倅马什二，就草，为田者游兵”[38]。“就草”，即是为了省去饲料转运之费
在汉代这样一个农耕社会，农时在策划军事活动时是必然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也可以看到农时影响军事行动的实例。元狩四年（前119）春，大将军卫青率领四将军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攻击匈奴（见附录I第30），而卫尉韩安国率兵屯于渔阳。韩安国从匈奴俘虏处获悉匈奴已经远去，即上书，“言方田作时，请且罢军屯”。罢军屯以后仅一月有余，匈奴进攻上谷、渔阳，韩安国只剩下七百多士兵，为匈奴所败，被匈奴虏略人民畜产而去。为此，韩安国“意忽忽不乐”，数月后，“病欧血死。”[39]
东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夏，陇西诸羌反。当年冬，车骑将军邓骘与征西校尉任尚，率领五营及三河、三辅、汝南、南阳、颍川、太原、上党诸郡兵共五万多人屯汉阳。诸羌屡屡得手而汉军不能胜，到了永初四年，因为“军营久出无功，有废农桑”，下诏令任尚还屯长安，同时罢遣南阳、颍川、汝南吏士[40]。
这两个例子可以证明，汉代在策划军事行动中对农时的考量。这两个事件相距约两百年，两者之中有所不同。第一例事件是确实发生在秋天收获季节，第二例是因为长期用兵，迁延不止而已进入第四个年头，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缺乏。(www.xing528.com)
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闽越王郢兴兵攻南粤，南粤上书汉朝求救。汉朝派两将军带兵征讨，兵尚未过南岭，闽越王弟善杀郢投降，汉朝罢兵。当汉朝准备出兵时（据《汉书·武帝纪》，此次出兵在九月以后[41]），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向南粤出兵，他提到的一个重要的理由是出兵会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刘安上书曰：
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勌，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绮织妊，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42]。
南粤危机解决后，武帝派严安晓谕淮南王，专门强调此次行动并没有影响到农时：
且天子诛而不伐，焉有劳百姓苦士卒乎？故遣两将屯于境上，震威武，扬声乡。屯曾未会，天诱其衷，闽王陨命，辄遣使者罢屯，毋后农时[43]。
淮南王刘安上书劝阻武帝出兵南粤，其中自然有自己的打算，不愿汉朝势力向南扩张，以威胁到淮南国。但是他上书以影响农时为理由，武帝也要专门做出解释，这足以说明农时在当时事关重大。
永光二年（前42）秋，陇西羌彡姐旁种反。元帝诏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等商议。右将军冯奉世认为应该立即发兵，出兵四万，用一月时间即可以剿灭。丞相、御史大夫等人以为“民方收敛时，未可多发”，主张仅用一万人屯守。冯奉世力争，以为少发兵而旷日持久，不如多发兵一举解决，最后仅增加两千人。在此件事件中，“农时”的概念或许只是双方明争暗斗的说辞，但在辩论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4]。
除过军需供应问题和“农时”因素，还有至少其他两个因素在影响汉朝的军事行动的时间。其一为匈奴的战斗力。如正史所载，匈奴的战斗力在春季最弱。经过漫长的冬季，在春天匈奴的马匹瘦弱，无法长途奔袭。宣帝时，赵充国条陈征讨西羌方略，其中说道：“从今尽三月，虏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于他种中，远涉河山而来为寇。”[45]虽然说的是西羌的马匹，对于匈奴应该也同样适用。匈奴对马匹的依赖程度自然较汉军为高，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西汉攻击匈奴以春天为最多。
第二点是气候。我们已经从以上严尤的上书中看出，“胡地秋冬甚寒”，对汉朝的人和马都是巨大的考验。宣帝曾因赵充国在对羌作战中过于保守而下诏责备，其中谈到了冬季的严寒对将士不利：
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46]
在西汉时期，汉朝曾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改善马匹的素质，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详下）。然而直到宣帝时，酒泉太守辛武贤仍然认为“汉马不能冬”[47]，这也是气候影响所致。
到成帝河平（前28—前25）年间，夜郎王兴与钩王禹、漏卧侯俞举兵互相攻击，牂柯太守请发兵诛兴等。朝廷议论，认为路途遥远，出兵不便，派遣太中大夫张匡持节和解。杜钦认为这并不是上策，建议采取果断措施，以绝后患。杜钦说：
宜因其罪恶未成，未疑汉家加诛，阴敕旁郡守尉练士马，大司农豫调谷积要害处，选任职太守往，以秋凉时入，诛其王侯尤不轨者[48]。
从这个例子可见，当时在谋划军事行动时，合适的季节和有利的天气因素确实是考虑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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