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多反王：秦汉研究揭示大一统政治现象

在西汉前期政治发展中，诸侯王国的存在发展始终是一个极为突显的政治问题，直接关系到王朝政治的稳固发展与否。但就本质而论，汉初以来这种分封制基础上的诸侯王国政治的历史回归，又是秦汉大一统政治演变发展的必然产物。秦王朝的建立，虽然短时期内前所未有地终结先秦时期分封政治的制度传统，实现了全面的郡县制，但其“二世而斩”的速亡命运，又充分暴露出这种完全意义上的郡县制尚未能彻底适应大一统皇权政治稳固发展的现实需求，王朝存在的坚实根基仍有待于较长时日方能形成。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是“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85]的结果，与前者大为不同，其草根性的“布衣将相之局”，决定了新的统治阶层根本上缺乏秦王朝深厚的政治传统内涵与基础。因此，面对秦末农民起义与楚汉战争后重构的大一统政治格局，汉高祖刘邦只能选择历史性复归分封制政治，才能实现西汉王朝的建立及巩固。也即在此过程中，西汉王朝充分利用异姓诸侯王国与同姓诸侯王国两种形式，促使新的皇权政治不断走向巩固强化，渐趋成熟，从而有力推动大一统政治的深化发展。从中可知，诸侯王国的产生发展、兴废存亡，实质上始终取决于西汉大一统政治的发展需求，连带其中诸侯王们的政治命运，也必然随着根基于大一统格局的皇权政治的波动起伏而变化莫测，走向或喜或悲的不同结局。

对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这种发展现实，位于江淮之间的淮南国有着极为浓缩的历史反映。从汉初至武帝时期，淮南国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不论是异姓淮南王黥布，抑或与西汉皇室血缘关系最近的同姓淮南王刘长、刘安父子，都未能从大一统皇权政治的演进中，获得最后的生机。相反，却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上演了“谋反”事件，成为皇权政治无情碾压的政治对手，被先后冠以“反王”之名，走向各自的历史悲剧。虽然西汉政治发展中这种“淮南多反王”现象，有着颇为复杂的形成原因，但深究而言，其根源在于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政治关系的历史发展与变动，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地方“王权”与中央“皇权”既复杂多变、又日趋紧张的现实利益纠葛。而这也正是淮南国与淮南王们之所以会陷于悲剧的关键所在。如具体剖析，可从四个方面有所深入认识：

第一，淮南国的兴废存亡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大转型的历史产物，根本上从属于西汉皇权政治稳固发展的现实需求，以故二者利益的相合或相背，直接决定淮南国政治的兴衰起伏，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历史根源。

秦王朝在农民大起义中崩解后，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治的发展进入初期探索的曲折阶段。随着刘邦集团的崛起，西汉政权逐渐成为新的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建力量。在此过程中，为争取各种政治势力的支持，彻底战胜项羽集团，刘邦对前者曾经的重要成员黥布进行策反和拉拢，试图让其对项羽产生一定的军事冲击和削弱的作用，因而刘邦承诺分黥布为淮南王，并在汉高帝四年（前203）兑现。“项籍死，天下定”后，黥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布”，成为汉初名副其实的异姓诸侯王。但是，刘邦对黥布分封，与其说主要是秦末政治形势与分封政治回潮的产物，不如说是“为建立和巩固新兴的汉政权而采取的临时性政策”^[86]，是适应秦汉大一统政治大转型发展的历史产物，有其内在的必然性。随着西汉王朝建立和发展，黥布与韩信、彭越等人代表的异姓诸侯王国事实上成为新的大一统政治强化巩固的历史障碍，“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体制下”，产生“王权的地方垄断性与专制皇权的排他性”的“难以调和的矛盾”^[87]，与西汉皇权之间形成难以弥合的利益分歧和冲突，故此其结局只能是进一步的残酷兼并，成王败寇。黥布阵前对刘邦所言“欲为帝耳”，即是对此必然结局的历史直白。因而，黥布等异姓诸侯王的政治悲剧，用韩信之言^[88]来说，就是：“‘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享！”

也是在翦灭异姓诸侯王的进程中，刘邦完成了以“同姓”代“异姓”的重要政治步骤，“广强庶孽，以镇抚四海，用承卫天子也”^[89]，使自己以家族化权力网络的形式有效控制整个天下，实现同姓诸侯王国与大一统政治的相互融合，为西汉皇权的稳固发展奠定“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的重要基础。汉高帝十一年，年仅三岁的刘长即被封为新的淮南王，以便迅速取代黥布失败后留下的地方政治权力空间，就是出于这种根本目的。在此形势下，分封同姓诸侯王对西汉大一统政治来说，实为最具合理性的现实选择。时至文、景、武时期，诸侯王国的政治发展已出现新的发展形势及趋向：

汉定百年之间，亲属益疏，诸侯或骄奢，忕邪臣计谋为淫乱，大者叛逆，小者不轨于法，以危其命，殒身亡国^[90]。

由此，意味着西汉大一统政治进入新的深化发展阶段。以往成为皇权政治重要基础的同姓诸侯王国，在黄老政治的促发下，实现空前的大发展，但也日益成为冲击和削弱汉廷皇权的地方力量，其中吴、楚、赵、齐、淮南、梁等强藩大国，都不同时期显示出尾大不掉之势，甚至对皇权本身表露出觊觎之心，加深皇族权力内争的现实危机。这种发展形势，文帝以来，汉廷君臣就开始有意图地推动“削藩”政治，不断强化大一统的中央皇权。淮南王刘长、刘安分别在文帝、武帝时期受到汉廷中央的严重打击，其自身的政治表现只是一个次要的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汉廷君臣看来，王朝政治只有完全构建起“厄塞地利、强本干弱枝叶之势”^[91]的政治格局，才能“尊卑明而万事各得其所矣”，确保中央皇权真正的稳固与安全。因此，采取先下手为强的举措，渐次削弱诸侯王国，特别是其中的大而强者，强化对其的政治控制，便成为汉廷中央的必然所为，也成为刘长、刘安时期淮南国所遇到的必然局面。而二者之所谓“谋反”，都是在此种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催生出来的，而其所受到的“特别猜嫌禁制”，“足以反映出专制主义为达到一人专制的目的，即使牺牲其子弟宗支亦在所不惜的心理状态”^[92]，故而结果可以想见。从上清楚可知，不论是淮南国的兴废存亡，还是“淮南多反王”现象的形成，都与秦汉大一统政治的转型发展密切相关，也都决定于西汉皇权政治的根本作用及影响。

第二，淮南王们的政治“谋反”，既是西汉前期地方“王权”与中央“皇权”之间冲突角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力图维持汉初以来形成的与汉廷“同享共治天下”的政治利益格局的内在反应，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现实动因。

在淮南国的发展中，不论是异姓诸侯王的黥布，抑或同姓诸侯王的刘长、刘安父子，其实际的政治行为都始终受到地方性“王权”与中央性“皇权”的相互作用，经历着二者之间长期冲突角力的过程。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产生，原为镇抚治理地方，夯实王朝统治基础的需要，为中央皇权起到有力的“承卫”和“枝辅”作用，但现实中，诸侯王国代表的地方性王权也在日益崛起中，与汉廷代表的中央性皇权产生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尤为严重的是，当诸侯王是黥布、刘长此类才能突出者时，更易于引发汉廷中央的政治猜忌与防范，造成二者之间的隔阂紧张，乃至矛盾冲突。黥布由“心恐”“大恐”而最终彻底“畔逆”，便是如此。刘安虽与前者不同，较多表现出文质性特点，但其在位期间，淮南国与汉廷的政治关系总体上也是日渐走向紧张。刘安一生受其父之死及失国影响，有强烈的“淮南全国之时”的政治情结，坚持固守所分封淮南国的完整性、自治性，其做法与文、景、武时期肢解和削弱强藩大国的政治意图严重相背，因此刘安时期的淮南国承受的汉廷压力并不轻，这也让刘安时常处于忧虑不安、患得患失中，散露出强烈的政治危机感，以致产生政治行为上的躁动冒失。深层而言，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这种冲突角力的现实产生，是前者维护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同享共治天下”的政治利益格局的内在反应。这种利益格局从汉初以来就得以在郡国体制基础上形成，使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建立起主辅有序、利益共享的政治关系，成为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体。但随着西汉前期诸侯王国的长期发展，主辅前提下的“共治”关系日益受到冲击，开始产生较强的“自治”“分治”诉求，长久以往，势必对西汉大一统政治造成瓦解作用，破坏中央皇权的权威性。这对汉廷来说，实为巨大的政治挑战，绝不可接受，因此各种形式的“削藩”政治，就成为文、景、武时期的必然选择和所为。而在这一过程中，汉廷中央也不再以继续维护“同享共治天下”的传统利益格局为目标，相反，更加力求在“王权”与“皇权”的缠斗中构建起“同享”而“独治”的利益新格局，从根本上确立中央皇权的核心地位及其至上性、排他性与独大性的政治权威。也正是从此意义而论，淮南王们的政治“谋反”，并非只是一时政治因素所致，而更是决定于其力图继续维护和保有汉初以来特殊的政治利益格局的内在意愿，这成为淮南王们接连走向所谓“谋反”的真正的现实动因。

第三，淮南国与淮南王的政治悲剧，突显出西汉皇权政治日益强势有为的发展趋向，以及高、文、景、武诸帝对异姓、同姓诸侯王进行政治压迫及权术操控的历史作用，充分暴露出西汉皇权政治极端的虚伪性、残酷性，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重要前提。

在淮南国与汉廷之间政治关系的演变中，不论是黥布，还是刘长、刘安父子，都深切感受到来自中央皇权的强大威压，而且这种政治压力感有增无减，显示出日益强化之势。面对中大夫贲赫的告变，黥布充满对刘邦及汉廷的不信任感，既“大恐”且固“疑”，处于强烈的不自安的政治心态中。非但如此，在汉高帝十一年，刘邦及汉廷先后残酷诛杀韩信、彭越之后，黥布“心恐”难遏，实际上已意识到自己无路可退，只有“畔逆”求生，故此后与刘邦对阵时，其无所顾忌地说出“欲为帝耳”的彻底决裂之言。在汉初日益收紧的皇权政治威慑下，黥布之类军事性极强的异姓诸侯王，注定要走上“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的悲剧命运。刘长、刘安虽为刘邦嫡系子孙，但在惠、吕之后围绕汉廷皇位继承权的内斗中，这一系事实上成为易受文、景、武三帝猜忌打击的重要皇室成员，并且其强藩大国的地方影响，也始终让后者颇为警惕和防范。因此，从文帝以来，经由景、武，汉廷中央先后不同程度地对刘长、刘安及淮南国进行有意的政治打击、分解和严控，不断削弱后者的政治实力，甚至于完全铲除。文帝对刘长的政治惩戒，尽管有后者长期以来桀骜不驯、自行其是、破坏礼法、蔑视皇权的主观原因，但未尝也不是与其有意“素骄”刘长，“玩弄欲擒故纵、后发制人的权术有关”^[93]。刘长死后，淮南国屡经变动，最终被文帝政治分解，由大变小，降低其对汉廷中央的威胁度。景帝对刘安及淮南国也是采取政治紧盯的态度和办法，除七国之乱期间刘安有过短暂的政治反抗表现外，便始终处于谨小慎微的状态中，不敢有丝毫异动。武帝初期，面对年龄尚小的侄子刘彻，刘安似乎感到一些长期压抑后的宽松，进入其生平最为活跃的政治阶段。但为时不长，随着武帝成年，完全掌控皇权，在政治上欲有大为，刘安及淮南国实际陷入空前的危机中，再次成为汉廷“削藩”的主要对象之一，并终在武帝及公孙弘、张汤等人的有意构陷和扩大打击下，彻底走向身死国除的惨烈结局。从刘邦时期的黥布，到文、景、武时期的刘长、刘安，西汉前期淮南王们，不分异姓同姓，或因文、武才具，或因可能继承皇权的血缘因素，都成为汉廷中央的严控和打击对象，也沦为残酷的皇权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无不深刻显示出西汉大一统政治演进中皇权强势发展的根本趋向，及其重塑诸侯王国政治的强大力量。

第四，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虽政治表现不同，但作为强藩大国的诸侯王，也较易于产生僭越失度、破坏礼法、蔑视汉廷、挑战皇权的行为失范，甚至以王国“自治”对抗王朝“大一统”，为汉廷中央制造出严厉打压和强化控制的客观契机，此为“淮南多反王”现象产生的直接诱因。

西汉前期，淮南国政治之所以出现较多的历史变动，甚至于接连出现“谋反”事件，这既与王朝政治发展的根本趋向及现实密不可分，但也与淮南王们自身的政治素养及实际表现难脱干系。汉初诸侯王由于特定的政治形势所需，都拥有较大的政治权力，在各自封国内实为“土皇帝”一般的存在，自治性倾向突出。在这种前提下，黥布、刘长、刘安等人也同其他诸侯王一样，往往容易产生僭越失度、破坏礼法的现象，在自身王国内自行其是，任意使用权力满足一己之欲，程度不等地对汉廷制定的礼法制度造成冲击破坏的作用。尤有甚者，还会出现有所不轨的严重的政治失范行为，“不用汉法”“不听天子诏”，以王国“自治”对抗王朝“大一统”，蔑视中央皇权的威严，削弱汉廷对淮南国的实际控制力。也正是因此，在文帝时期，贾谊就提出对汉初以来“制度疏阔”“诸侯王僣拟”的情况，必须要重整礼法制度，严格确立“诸侯轨道”，维护中央皇权的至高地位及权威。不仅如此，贾谊还明确以淮南王刘长为破坏礼法，“为逆诛”的典型反例，认为：

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94]。

在淮南王刘安“谋反”事件中，其也曾被胶西王刘端指责为：“废法度，行邪辟，有诈伪心”^[95]。因此，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的政治悲剧，与其“不行正道”的现实行为紧密相关。在汉高、文、景、武诸帝看来，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对淮南王们的僭越奢靡行为还能有所容忍，那么对其以破坏礼法形式表现出来的蔑视汉廷、挑战皇权的不臣之心，则必然会进行严厉打压，重新强化控制，甚至会借机发挥，试图彻底终结淮南国的政治存在，文、武时期便是如此。

综上所论，西汉前期淮南国及黥布、刘长、刘安等淮南王的政治命运，根本而言，是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演变的历史产物，更是新的皇权政治形成、巩固与强化过程中的现实结果。“淮南多反王”现象的产生，以极为特殊的表现形式，集中反映了西汉前期诸侯王国存在—发展的政治生态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突显出这一时期诸侯王国与汉廷中央之间政治关系的极端复杂性、变动性。淮南王们的“谋反”，虽与其自身一些不当的政治失范行为难脱干系，但严格来说，实际上这只是历史的表象，因为在更多的时候，可以看到不论是异姓诸侯王的黥布，抑或同姓诸侯王的刘长、刘安，都在严酷的皇权政治威压下，表现出极其深刻的政治压力感、紧张感和恐惧感，对自身所拥有的“王权”与中央“皇权”的对抗也充满内在的不自信，所以与其说淮南王们是坚决“谋反”，毋宁说是被迫“谋反”，甚至是被“谋反”。

历史来看，汉高祖刘邦时期对黥布，文、景、武时期对刘长、刘安，汉廷中央无一不是主动进行打压，这也反映出其对作为强藩大国的淮南国的由衷的不信任感，以及强烈的完全控制欲望，而这让淮南王们长期形成和抱有严重“不自安”的政治心态，易于在政治上出现躁动冒失的不当举动，使自身陷于难以解脱的“谋反”窘境之中。因此，“淮南多反王”现象的产生，不仅浓缩着西汉前期淮南国政治兴废存亡的变迁过程，而且透显出秦汉大一统政治发展内具的皇权主义政治本质及其极端的残酷性。在此意义上，淮南国与淮南王们悲剧性的政治命运，超越了西汉诸侯王国政治的历史局限，成为一面能够深刻展示中国古代皇权政治强势兴起的历史镜子，同时也映照出西周式分封政治及诸侯王国政治的彻底衰落。

【注释】

[1]本文系2018年度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淮南子》黄老思想义涵及历史价值研究”（gxyqZD2018035）的阶段性成果。

[2]淮南王刘长死后，为避免“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的政治嫌疑，汉文帝曾“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让城阳王刘喜过渡性地做了四年淮南王（公元前168年至公元前164年），后又“徙淮南王喜复故城阳”。但因刘喜在淮南国历史上影响较小，又属于短期为王，故本文不将其作为主要的探讨对象。

[3]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上》，中华书局，1962年，第46页。

[4]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第一下》，第52页。

[5]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2607页。

[6]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86页。

[7]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3页。

[8]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78页。

[9]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3—2606页。

[10]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95页。

[11]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9页。

[12]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第四》，第1895页。

[13]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一《黥布列传第三十一》，第2606页。

[14]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第2233页。

[15]司马迁：《史记》卷八《高祖本纪第八》，第391页。

[1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

[1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

[18]王云度在其《刘长非刘邦之子剖析》（《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1期，第166—167页）、《刘安生平事迹辨析》（《扬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第123—127页）、《刘安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62—65页）等论著中，提出“刘长为刘邦养子”说，认为“厉王刘长决非高祖刘邦亲子而仅为养子”，而这种身世因素对其文帝时期的“谋反”行为有一定影响。笔者对此说持不同意见，并在《淮南王刘长应为刘邦亲子考辨——与王云度先生商榷》（《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年第6期，第59—64页）一文中有深入的辨析阐明。

[1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5页。

[2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21]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第396页。

[22]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第397页。

[23]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第399页。

[2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2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2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14页。

[27]班固：《汉书》卷四十三《郦陆朱刘叔孙传第十三》，第2118页。

[2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2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3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3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3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7页。

[3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6页。

[34]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二《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第2738页。

[3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79页。

[36]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0页。

[3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0—3081页。

[38]何宁：《淮南子集释·诠言》，中华书局，1989年，第1002页。

[3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www.xing528.com)

[40]班固：《汉书》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

[41]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下之下《五行志第七下之下》，第1517页。

[42]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第185—186页。

[4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1页。

[44]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81页。

[45]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二）中对《汉书》所言：“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就持质疑和否定的态度，认为“若果有此事，便没有安然度过景帝时代的可能，这是后来武帝陷害他的方法之一”（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王云度则在《刘安评传》中认为，景帝之所以没有对企图响应叛乱的刘安采取任何措施，“很可能与这时的淮南王国是一个以道家为主的学术中心有关”，也是当时汉廷“大规模地残杀同姓骨肉”后，“景帝亦不得不尽可能地缩小打击面，以稳定政局”的结果（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6页）。笔者认为，刘安能逃过“七国之乱”一劫，从现实政治看，主要还是因为其仅是有所意图而已，在实际行动上并未成形，而且事后也基本认清形势，始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异动，故未酿成大祸。且“削藩”之举，景帝自身亦有反思，在平乱之后，下诏：“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对“与濞等为逆”的楚元王子艺等，也是“不忍加法，除其籍”。可见其本身仍受汉初以来黄老思想影响，不为已甚，并非意图借此兴起大狱，而是重在宽赦息事，安宁宗室。因此，刘安能免于“七国之乱”的祸事波及，是其实际所“行”和景帝稳定宗室之“意”密切相关的结果。但从景帝事后对衡山王、庐江王、淮南王的不同对待上，可见其对刘安之事是清楚的，而刘安事后应对此也有深刻意识，故终景帝一朝，始终以文治著述来表现政治无为，显示对汉廷的驯服，丝毫不敢再有任何妄动之行。

[46]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4—155页。

[47]班固：《汉书》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45页。

[48]司马迁：《史记》卷四十九《外戚世家第十九》，第1975页。

[49]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77—2784页。

[50]戴黍：《〈淮南子〉治道思想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0页。

[51]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86页。

[5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二），九州出版社，2014年，第165页。

[53]吴汝纶：《吴挚甫全集》（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16—17页。

[54]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第51页。

[55]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87页。

[56]班固：《汉书》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第2157页。

[57]张双棣：《淮南子校释》（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7页。

[5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

[59]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第2738页。

[6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

[6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2页。

[62]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4页。

[6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5页。

[64]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页。

[65]马庆州：《淮南子考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页。

[66]班固：《汉书》卷九十七上《外戚传第六十七上》，第3949页。

[67]陈广忠：《刘安评传——集道家之大成》，第16页。

[6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3页。

[6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4页。

[70]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页。

[7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3094页。

[72]刘爱敏：《〈淮南子〉道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2页。

[73]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页。

[74]马庆州：《淮南子考论》，第55页。

[7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0页。

[76]班固：《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67页。

[77]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1页。

[7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5—087页。

[79]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88—3089页。

[80]班固：《汉书》卷四十五《蒯伍江息夫传第十五》，第2174页。

[81]班固：《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第2794页。

[82]班固：《汉书》卷二十七中之上《五行志第七上》，第1333页。

[83]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思想研究》，第156页。

[84]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80页。

[85]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1997年，第36页。

[86]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第34页。

[87]唐燮军，翁公羽：《从分治到集权——西汉的王国问题及其解决》，第38页。

[88]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1页。

[89]司马迁：《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

[90]司马迁：《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

[91]司马迁：《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第803页。

[92]徐复观：《两汉思想史》（一），第162页。

[93]王云度：《刘安评传》，第72页。

[94]班固：《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第十八》，第2236页。

[95]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八《淮南衡山列传第五十八》，第30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