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帝十一年（前196），是汉初淮南国从异姓诸侯王国转向刘氏同姓诸侯王国的关键一年。也是在这一年，刘邦带病出征，“自往击之”，渐次将黥布之乱平定下去。但“高祖击布时，为流矢所中，行道病”[15]，刘邦自己却因此次平乱，身受箭伤，以至后来身亡。可以说淮南国从一开始就与西汉皇权政治的兴衰起伏密切相关，与最高统治者有着不同一般的历史关联。
刘邦将身世坎坷的幼子刘长分封在淮南国，让其为王以取代黥布，“立子长为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16]，以此作为刘氏天下的重要“枝辅”，使之成为汉初同姓诸侯王国取代异姓诸侯王国中的重要环节，进而为西汉大一统政治的稳固构建起到重要作用。
刘长成为新的淮南王时，还仅有三岁，只是个幼儿，几乎是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便进入汉初激烈复杂的王国政治发展中，走向其难以预知的命运。刘长的出生，是其父汉高祖刘邦一次露水之缘的结果。汉高帝八年（前199）时，刘邦“从东垣过赵，赵王献之美人。厉王母得幸焉，有身”[17]。赵王张敖将自己身边的美人作为礼物献给刘邦，未曾想赵姬却意外怀上后者的血亲后裔[18]，所以“弗敢内宫，为筑外宫而舍之”。但不幸的是，后来赵姬却因赵相贯高、赵午年等人谋刺刘邦的事件，受到牵连，与赵国一干君臣，同陷于囹圄，“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由此，也引发刘长的身世悲剧：
（赵姬）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厉王母。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彊争。及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19]。
没料到，赵姬性格比较刚烈，见刘邦并没有积极回应自己的请求，便含愤自杀，以死相抗。“吏奉厉王诣上，上悔”，尽管刘邦后来见到成为失母孤儿的刘长时，流露出一定的后悔之情，但刘长的身世悲剧已成定局。这种身世的坎坷，对以后成年的淮南王刘长而言，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在刘长身上，始终有着强烈的“思母”情结和“怨父”情结，并且这二者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决定和促发其在文帝时期的复仇行为以及其他的政治举动，以至于酿成最后的命运悲剧。
事有不幸，亦有其幸。幼小的刘长虽然遭遇了失母之痛，但意外的是，这竟成为其在吕后时期侥幸得以避祸的重要因由。赵姬死后，刘邦“令吕后母之”，为刘长安排了日后的生活事宜。正是因为吕后事实上成为刘长的“养母”，所以在其“擅权用事”、残酷迫害刘邦子嗣的过程中，刘长没有受到任何危及，安然度过了汉初刘氏政权最危险的一段时期，“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20]。对于被吕后“鸩杀”的赵王如意、“幽死”的赵王友、间接迫使“自杀”的赵王恢等“三赵王”，及其他备受政治压抑的刘邦诸子和皇室宗亲而言，刘长可谓幸运至极。但是，吕后对刘长来说，毕竟并非亲母，而且其“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21]，政治心性极为残忍，曾“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甚至为其子汉惠帝刘盈称为“此非人所为”[22]。在惠帝去世后，“发丧，太后哭，泣不下”[23]，一心图谋以“吕氏权”对汉廷朝政的实际掌控。对这样一位高度权力化的政治女强人，年幼的刘长所能感受到的绝非血缘亲情。因此，成年后的刘长对其亲生母亲的深切怀念，及为其母复仇的强烈意愿，都从反面显露出其幼年这种因“失母”而造成的惨痛的亲情空缺。
淮南王刘长一生最重要的阶段是汉文帝时期。在此期间，其经历了人生政治生涯的大起大落，以至亡身失国。文帝三年（前177），青年的刘长入朝长安，并谋划和实施对辟阳侯审食其的复仇行为。当年在赵姬的自杀事件中，“辟阳侯不强争”，这导致成年的刘长将自己失母的痛苦转移到审食其的身上，认为是后者不肯尽力，才造成其母最终自杀的悲剧。如果说，对其父刘邦、养母吕后，刘长只能是心有所怨，无可奈何，那么对审食其则是深怀仇恨，必欲报之而后快。在某种程度上，辟阳侯审食其实际上成为刘长因“思母”而沉积的复仇情绪的主要释放对象，这让刘长在文帝三年“夏四月”时，敢于采取震惊汉廷上下的谋刺行为，“往请辟阳侯。辟阳侯出见之，即自袖铁椎椎辟阳侯，令从者魏敬刭之”[24]，将审食其击杀于其家中。此事的发生，在文帝初年政治中影响极大，让即位不久的文帝开始强烈意识到诸侯王及诸侯王国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是时，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25]。这种“惮”，在向以“谨良”著称的薄氏母子那里，与其说是一种震惊后的畏惧之情，毋宁说更是一种“憎恶而难之也”[26]的情绪反应。对政治权力基础仍然较为薄弱的文帝而言，刘长的复仇行为，非但带来了现实解决上的难题，而且让其感受到来自诸侯王的政治冲击，这不能不让文帝及其代表的政治力量深为忌讳。
由于向辟阳侯审食其的复仇，是一次精心筹划的行为，“其客朱建为其策”[27]，所以对后事的解决，刘长也早有应对之方。在击杀审食其后：
厉王乃驰走阙下，肉袒谢曰：“臣母不当坐赵事，其时辟阳侯力能得之吕后，弗争，罪一也。赵王如意子母无罪，吕后杀之，辟阳侯弗争，罪二也。吕后王诸吕，欲以危刘氏，辟阳侯弗争，罪三也。臣谨为天下诛贼臣辟阳侯，报母之仇，谨伏阙下请罪[28]。
刘长不仅采取了极为主动的政治行为，第一时间赶赴“阙下”自首认罪，而且面对文帝及汉廷公卿大臣时，还义正词严地发表了对审食其的政治声讨，极为智慧地将“私仇”与“公恨”结合在一起，让自己处于正义的政治高地，以此最大程度上争取宽赦。因为即使是刘氏诸侯王者，公开击杀汉廷列侯大臣，这也是极为严重的罪行，刘长对其后果是有清醒认识的。从刘长所言中，可以看出，其政治说辞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并非是随口而言。在刘长痛斥审食其的“三大罪”中，唯有“罪一”是与自身直接相关的；“罪二”是为赵王如意母子伸张正义；“罪三”则将自己的复仇行为与吕氏篡权之事紧密关联，表示自己所为不只是为一己私仇，更是有着捍卫刘氏天下的内在因由。刘长所说的“三大罪”，始终紧扣审食其的“弗争”，将其这种政治表现与吕后时期诸侯王的悲惨遭遇，以及刘氏政权曾遇到的空前危机密切关联起来，既试图引发文帝出于血脉亲情的同情之感，也力图激起后者对吕氏擅权，“欲以危刘氏”的负面历史记忆，让其产生反感，从而否定审食其的政治态度和认识。刘长这种声讨言论，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确实对文帝有所触动，“孝文伤其志，为亲故，弗治，赦厉王”[29]，最终实现了脱罪于己的政治目的。
但是，凡事有得，必有失。刘长虽然借着周密的谋划，达成了击杀辟阳侯审食其，为母复仇的心愿，却也让文帝及汉廷公卿大臣对其产生警觉，有所防范。因为刘长在复仇中，事实上不但表现出“有材力，力能扛鼎[30]”，敢作敢为的武勇的才具与个性，而且还显示出一定的政治头脑，能主动行事，善辩以脱罪。作为汉高祖刘邦仅余的两子之一，刘长这种较为突出的政治才能，最终为其带来的是不可预测的政治风险。不仅如此，刘长将审食其在其家中残忍击杀的事件，对审氏后人造成强烈刺激，使二者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家族仇恨，冤冤相报，也为日后其子刘安的政治悲剧埋下严重隐患。
作为年轻的淮南王，刘长幼年失母，又因汉廷“弗为置严傅相”，缺少严格的礼法管教，因此其性格表现出既“刚”且“骄”的严重缺点，这使其在文帝时期不但敢于击杀汉廷列侯，而且还“自以为最亲，骄蹇，数不奉法”“居处骄甚”[31]。归国之后，也是“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于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32]“益横”，长期表现出桀骜不驯、僭越无礼的政治行为。如果说刘长为报母仇，破坏“汉法”威严，文帝“以亲故”，还能有所包容，那么其蔑视和破坏西汉皇权赖以存在的“礼法”制度，这已是冲击文帝的政治底线，难以再继续宽宥。汉文帝六年（前174），刘长陷于“与棘蒲侯太子奇谋反”的严重事件中，“事觉，治之，使使召淮南王。淮南王至长安”[33]，以致“淮南狱”起。文帝此次一改以往“素骄淮南王，弗稍禁”的做法，相反，在政治上对其严加惩戒，“暴摧折之”[34]，不仅“尽诛所与谋者”，而且将刘长贬“处蜀郡严道邛邮”“载以辎车，令县以次传”[35]，让地方官吏严加看管。文帝这种“特苦之耳”的严厉举措，让素来“骄蹇”“甚横”的淮南王刘长，遭受前所未有的政治打击，产生极度抑郁之情，最终选择“不食死”的悲剧结局，也让其兄汉文帝从此背上“杀弟”的恶名。
淮南王刘长死后，汉文帝“辍食，哭甚哀”，一方面表现出“卒亡淮南王”的悔恨之情，另一方面“令丞相、御史逮考诸县传送淮南王不发封餽侍者，皆弃市”“以列侯葬淮南王于雍，守冢三十户”外，并“封子安为阜陵侯，子勃为安阳侯，子赐为阳周侯，子良为东成侯”[36]，意图对刘长之死有所补救，消除不良的政治影响。但文帝此举，最终仍未能完全见效。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听闻此歌谣后，文帝“叹”曰：“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为彻底洗脱杀弟并国的政治嫌疑，文帝先是“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置园复如诸侯仪”，后又“立其三子：阜陵侯安为淮南王，安阳侯勃为衡山王，阳周侯赐为庐江王，皆复得厉王时地，参分之。东城侯良前薨，无后也”[37]。终文帝一生，多有“怜”淮南王刘长的表现，而后者之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文帝难以去除的一块政治心病。汉高祖刘邦虽生有八子，但经惠、吕时期后仅余下的二子，最后仍难逃兄弟相残之祸，这不能不说深刻显露出西汉皇权政治的极端残酷性。
作为刘长的长子，刘安在汉文帝十六年（前164）时，由“阜陵侯”被复封为“淮南王”“亦都寿春”，继承其父主要的政治遗产。刘安一生为淮南王43年，历经文、景、武三朝。与其父刚勇有为不同，刘安性情较为淡薄，推崇“闲居而乐，无为而治”[38]的黄老理念，“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戈猎狗马驰骋之”[39]“辩博善为文辞”，著述“甚众”，富有才名，广“流名誉”[40]，是西汉前期颇有影响的诸侯王之一。但就是这样一位文质突出的诸侯王，最终也未能逃脱被“谋反”的罪名，继其父之后，成为最后一个被西汉皇权政治无情碾压的淮南王，沦于身死国除的惨烈悲剧境地。
淮南国在刘安时期，与汉廷中央长期保持较为平稳的关系，但在汉景帝“七国之乱”之时和汉武帝时期产生过不同程度的政治波动，甚至大震荡。景帝三年（前154）时，年仅26岁的淮南王刘安，遇到政治生涯中的一次严峻考验，即在席卷西汉王朝的“吴、楚、四齐与赵七国举兵反”的“七国之乱”中，采取何种政治立场及行动。对“景帝新立，信用晁错，将诛正诸侯王”[41]的“削藩”举措，作为地方诸侯王之一的刘安，与其他诸侯王同样有着深切的政治压力感。汉初以来在分封制、郡国制继承上形成的汉廷中央为主、诸侯王国为辅，共享同治天下的政治利益格局，在景帝时期开始受到严重冲击，以“削藩”的形式表现出强势变动的趋向，这实际上“直接威胁到了诸侯王国的切身利益”，迫使吴国为首的诸侯大国不得不做出激烈反抗，“只能选择铤而走险，其起兵实属被逼无奈之举”[42]。正是在此形势下，当“吴使者至淮南”进行游说后，刘安在政治上表现出“欲发兵应之”的意图，但因其国相矫兵权而“因城守”“不听王而为汉”，故未能实现，而“淮南以故得完”[43]，没有过深的牵涉进“七国之乱”中，造成不可挽回的结局。刘安在“七国之乱”中试图“应吴”的政治表现，在景帝时期强力“削藩”的背景下，有其内在的必然性。文帝时期，刘长、刘安父子就已经历过失国及淮南国被分解的政治命运，因此刘安作为淮南王，其一生对淮南国的完整存在问题（即其所言“淮南全国之时[44]”）有着特殊情结，不仅对景帝时期的“削藩”举动有着本能的反抗，而且甚至在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汉廷中央颁布“推恩令”，变相分解诸侯王国的过程中，也始终采取消极的应对行为，并未像其他诸侯国一样予以实际的贯彻遵行。因此，刘安在“七国之乱”中会有“应吴”的想法，既与其特定的政治处境有关，也与景帝时期诸侯王国的整体利益格局密不可分。总体上看，是不断受到文、景时期汉廷中央的政治压力产生的结果，是维护自身王国利益的必然反应，而并非如班固在《汉书》中试图以此所证明：刘安历来就有“谋反”企图，始终是图谋不轨之辈[45]。
“七国之乱”后，淮南王刘安与汉廷中央继续保持稳定关系，曾两次入朝景帝（前152、前146），在政治上处于较为平静的时期。汉武帝即位后，刘安在政治上方才表现得略为活跃。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过不惑的刘安入朝长安，拜见即位不久的侄子刘彻，不仅向后者献上自己“新出”的“所作《内篇》”（即后世所谓《淮南子》），为武帝“贡献治国之道”，也“为封建统一大帝国的长远统治，提供一个较为完备的学说”[46]，而且还与后者在“艺文”方面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并先后“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表示自己作为诸侯王对武帝及汉廷中央的臣服之意。武帝在此期间，对刘安这位“属为诸父”的诸侯王，也显示出“甚尊重之”的态度，既欣赏其过人的文才，“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也乐与交往畅谈，“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47]，双方之间度过政治关系最为良好的一个时期。
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好黄帝、老子言”[48]的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全面执掌政权，西汉王朝的政治方向开始从黄老无为向积极有为转变。也是在这一年，武帝“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对闽越进行大规模的用兵，而淮南王刘安却在此时上书劝谏，反对“举兵诛之”，认为“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故“用兵之不可不重也”[49]。汉武帝虽然并未接受刘安的建言，但却表示出“嘉淮南之意”。此次上书进谏，虽非是“刘安与武帝的关系开始公开出现裂痕”[50]，但却也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重大差异的显现。武帝在彻底摆脱窦太后的黄老政治的牵制后，乘其年轻之盛气，“内多欲”之有为，试图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因此从建元六年起，汉廷中央的政治氛围实际上就已开始悄然而变。刘安对武帝用兵闽越的政治意图及其隐藏其后的治政转变趋向，仍停留在文、景时期的黄老思维上，主张少事为上，不扰为贵，这种进谏内容与精神实与武帝相背离，有着内在的政治错位。但刘安这时与汉武帝的关系并未急剧恶化，武帝后来派遣严助“谕淮南”之言中，也说：“今王深惟重虑，明太平以弼朕失，称三代至盛，际天接地，人迹所及，咸尽宾报，藐然甚惭。嘉王之意，靡有所终”[51]，表示对身为叔父的淮南王刘安的尊重，其所言中并未明显流露出“已加深对刘安的刻忌”[52]之意。而严助的“谕意”中，主要着重对武帝用兵闽越的来由进行解说，强调“陛下深计远虑之所出”的正确性。刘安随后也对此表示认同和接受，此事最终以“上大说”而结束。从中可知，尽管在用兵闽越的问题上，刘安与武帝的想法有差距，但作为已历文、景两朝的宗室老臣，武帝对刘安的态度总的来说，还是较为尊重的，言辞中并没有刻意的贬责或盛气凌人。反之，刘安的初衷也是希望武帝延续文、景时期的黄老政策，偃武修文，减少用兵周边民族，这是其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黄老政治理念及思维模式的结果，其言敢“讼言诤论”而有“忠恳”之意[53]，也并反映出“汗天子之过以摇人心，背汉而德己，岂有忧国恤民仁义之心哉”[54]的险恶用心。需指出的是，在此处回应刘安谏言的过程中，武帝确已表现出强烈自主的政治决策意志，以及“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印治”[55]的中央皇权意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刘安这样的地方诸侯王，将会面临文、景之后，来自汉廷中央的更加强势有为的政治影响。
除谏伐闽越的上书外，据《史记》《汉书》记载，淮南王刘安在武帝时期最突出的政治行为就是所谓长期准备的“谋反”事件。此事是西汉历史上迷云遮罩的著名公案之一，几乎贯穿刘安从武帝建元二年以来的后半生，长达17年的时间，不但促使刘安与武帝之间的政治关系彻底破裂，而且最终决定其惨烈的悲剧命运以及淮南国历史的终结。如以二书记载为信史，则必然得出刘安与其父一样“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56]的结论。但事实上，《史记》《汉书》的记载“大可疑也”[57]，实非确然可信者。相反，而是存在诸多严重的存疑之处，举其要者有五：
其一，言刘安“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史记》对淮南王刘安史事的记载，从一开始就将其定位为“谋反”者来看待，而且言辞之间存在矛盾。一方面，《史记》云：“淮南王安为人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对其进行积极肯定，显示其不同于一般诸侯王的地方，又言其能“行阴德拊循百姓”，有“流誉天下”之心；另一方面，却又紧接着言其：“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58]，强调刘安从始至终都具有强烈的“谋反”意图。《史记》此处记载明显存在抵牾。刘安既然是“好读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性情比较淡薄，为何又怀有如此强烈的“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的情绪，这种性格上的两极化现象，似乎很难协调一致。而且，如果说刘安对其父之死有所“怨望”，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将其发挥为“时欲畔逆”，这就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嫌疑了。刘安如真有如此坚决的“畔逆”之心，在“七国之乱”时恐怕就不会轻易放弃起兵响应吴国的举动，也不会与刚即位的武帝有较为融洽的交往，“每宴见，谈说得失及方技赋颂，昏莫然后罢”，更不会主动向其献上颂圣之文，“献《颂德》及《长安都国颂》”。《史记》对“时时怨望厉王死，时欲畔逆，未有因也”的记载，班固在《汉书》中未予保留，应是认为前者言之过确，破绽太明的缘故。《史记》这种含有强烈价值判断意味的言辞，试图给人以先入为主的政治印象，这本身就不符合“其文直，其事核”[59]的著史原则。
其二，言“上无太子”，刘安妄有所图。《史记》中四次提到刘安关注武帝有无太子之事，着力表现其对皇权继承的政治企图。第一次据载，是武安侯田蚡主动言及此事：
武安侯时为太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太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宫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金财物[60]。
第二次是建元六年，刘安见天象异常，又心有妄图：
彗星见，淮南王心怪之。或说王曰：“先吴军起时，彗星出长数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长竟天，天下兵当大起。”王心以为上无太子，天下有变，诸侯并争，愈益治器械攻战具，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游士奇材。[61]
第三次是元朔五年（前124），刘安因其太子而受牵连，致使被“诏削二县”，事后其又有关注武帝是否有子的妄行：(www.xing528.com)
淮南王削地之后，其为反谋益甚。诸使道从长安来，为妄妖言，言上无男，汉不治，即喜；即言汉廷治，有男，王怒，以为妄言，非也[62]。
第四次是元朔五年前后，刘安“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并说：
上无太子，宫车即晏驾，廷臣必徴胶东王，不即常山王，诸侯并争，吾可以无备乎！且吾高祖孙，亲行仁义，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万世之后，吾宁能北面臣事竖子乎！[63]
上述《史记》有关“上无太子”的记载，都有存疑之处，难以确信。有学者论及第一次时，就指出当时的武帝只有十七岁，若此时就断言其必“无太子”，似乎过于荒谬[64]，而且《史记》《汉书》中也并无关于建元六年前后武帝有任何病恙的文字。即使武帝夭折，景帝之子尚多，且这一系从文、景以来，政治根基已然深厚，对汉廷而言，也不会随意将帝位继承权过渡给淮南王刘安，出现“侄终叔继”的结果。至于武安侯田蚡首先言及“上无太子”之事，亦为难以取信。其为武帝之亲舅，在武帝之初即受重用依靠，此后甚至成为汉廷丞相，不论是亲疏关系，抑或政治利益关系，都远比僻处一隅的淮南王刘安为密切，何来怂恿后者篡位之意？第二次所记建元六年刘安见天象有变而起妄心，此事也很虚浮。因为如前所述，就在这一年，刘安上书武帝劝谏征伐闽越，偃武修文之意，言之谆谆。何来到自己身上，则变为狂热期待“天下有变，诸侯并争”，甚至还“愈益治器械攻战具”？同一人，同一年，有如此截然相反的政治表现，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而且，在此期间，武帝曾派严助赴淮南国谕意刘安征伐闽越之事，如刘安有如此明显的“谋反”行为，严助岂能毫无所察，无动于衷？第三次所记刘安被削县后，病态般地关注武帝“有男”“无男”的问题，这对于刘安这样一位“有修养、有才气的诸侯王”而言，其“谋反的动机竟如此的幼稚可笑，不能不让人生疑”[65]。对于第四次，《史记》缺少明确时间，已是有所模糊，如确有其事，当在元朔五年后。此时的武帝正值青年有为之际，对外积极派卫青、霍去病出击匈奴，对内拜公孙弘为相，置博士弟子员，兴太学，一派积极有为景象，何来“无太子，宫车即晏驾”之说。更何况武帝已在“元朔元年生男据”[66]，即以后巫蛊之祸中受冤惨死的戾太子。如果说元朔元年以前刘安说“上无太子”“无男”之语，尚有可言之理，那么此时老话重提，已是难以取信。“必征胶东王，不即常山王”之说，更是荒谬，武帝雄主，岂能背弃汉家“连嗣必子”的皇权传承的根本原则和传统，不用其子为后继者，而取他人的道理。可见，《史记》及照抄前者的《汉书》，关于“上无太子”“上无男”的记载，要么就是“太史公的一个曲笔”[67]，要么就只能是为现实政治服务而进行的有意的编织构陷了。
其三，言刘安多“欲发”又“不发”。按照《史记》《汉书》的记载，刘安“时欲畔逆”，其“谋反”企图由来已久，但很诡异的是，在刘安后半生十八年的时间里（建元元年〔140〕武帝即位至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狱”兴），其“畔逆”之准备时间之长与“畔逆”决心之反复，成明显对照。作为一位中年的诸侯王，政治才具基本成熟的情况下，如此长时间准备“畔逆”，都下不了决心，行动乏力，这并不符合常理。《史记》《汉书》中六次记载刘安“欲发”又“不发”的极为矛盾的心理状态。
前两次“不发”是在元朔五年，太子刘迁因学剑与雷被发生冲突，后者被迫逃离淮南国，后又“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导致“河南治，逮淮南太子”。为此，“王、王后计欲无遣太子，遂发兵反，计犹豫，十余日未定”[68]。但既然已“发兵反”，为何又“计犹豫，十余日未定”，这处文字本身就有所抵牾。此后，汉廷中尉两次到淮南来核查事实及宣布处理结果，刘安两次表现出“欲发”又“不发”的犹豫心理：
是时上不许公卿请，而遣汉中尉宏即讯验王。王闻汉使来，即如太子谋计。汉中尉至，王视其颜色和，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
中尉入淮南界，宣言赦王。……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69]。
以上两次“不发”，主要是因太子刘迁之事引起。按《史记》《汉书》所载，刘安此时试图“欲发”而叛，主要出于救子的考虑。汉廷方面也没有过度打压刘安，虽然有“公卿请逮捕治王”，但武帝不为已甚，仍主要表现出安抚之意。
与前两次起因不同，后四次“欲发”的原因很严重，都与刘安在淮南国未“推恩”分封诸子造成“家变”内讧，以致发展为“国变”有关。刘安有两子：太子刘迁与孽子刘不害，后者“王弗爱，王、王后、太子皆不以为子兄数”。而刘不害之子刘建“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太子，建父独不得为侯”，故“阴结交，欲告败太子，以其父代之”[70]。这种家族内部的利益争斗与冲突，造成太子刘迁与其侄刘建之间的敌对仇恨。为扭转劣势，彻底打倒太子刘迁，刘建指使“所善寿春庄芷”上告汉廷，大肆揭发所谓“淮南阴事”，由此引起武帝重视，“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这成为“淮南狱”兴的前兆。又因此事“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刘安再次“患之，欲发”，但为伍被劝阻，最终还是“王默然”而已。刘建被汉廷“微治”，刘安又“恐国阴事且觉，欲发”，结果“被又以为难”。其后，又一次“王欲发国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听”，谋“先杀相、二千石”，还是由于“计未决”，准备条件不够而“未发”。最后一次是“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太子”，“淮南狱”大势已成，难以挽回，“淮南王闻，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但“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后因太子刘迁“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劝其父“以非时发，恐无功”，而刘安自己也“亦偷欲休”，故又未能发。此后，太子刘迁“自刭”。伍被看到大势已去，为求生路，便“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由此坐实刘安“畔逆”。经过汉廷审议，“天子使宗正以符节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刭杀”[71]。刘安从“欲发”到“不发”再到“不能发”，渐次走向最后的悲剧结局。
《史记》《汉书》中这种对刘安“欲发”又“不发”的频繁记载，虽从著者视角出发，是想证实刘安历来就有“畔逆”之心，但其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说明刘安本不想反”，而是“心中一直存有侥幸，希望朝廷放他一马”，否则“在朝廷步步紧逼的情况下，就应该像吴王刘濞那样，公然起兵对抗朝廷”[72]。在元朔五年（前124）至元狩元年（前122）这三年间，刘安在政治上始终处于被动状态，特别是其“欲发”又“不发”的六次表现，都与其太子刘迁有关，很大程度上都是出于“救子”的需要被激发出来的。相反，其自身“畔逆”的决心始终不坚决，受伍被劝阻后，也易于停顿下来。只是随着家族内斗的严重的消极影响，加上外部黑手借机推动，“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乃深购淮南事于弘，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73]，致使局面日益失控，最终为武帝顺势而为，行狱事而削藩，造成身死国除的政治“冤案”及悲剧。可见，这种“欲发”又“不发”，实际上非但无法充分证实刘安的“畔逆”，相反却突显其政治的被动性。正因刘安自身“畔逆”性不足，所以《史记》《汉书》为遮掩武帝政治趁火打劫、酷吏兴狱的残酷本质，故以这种频繁的“欲发”又“不发”的记载，让人形成刘安顽固“畔逆”的强烈的历史假象及错识。由《史记》而起的这种史事记载，其矛盾破绽之处明显，如非司马迁故意为之，想“通过‘纡其词’的手法，故意制造矛盾，让后人了解刘安‘谋反’的真相”[74]，便实不可解。
其四言伍被为刘安谋划“徼幸”之策。《史记》《汉书》曾记载，刘安之孙刘建被汉廷“微治”，刘安与伍被密谋“畔逆”，问后者“徼幸”之策，后者有云：
可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徒郡国豪桀任侠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徒其家属朔方之郡，益发甲卒，急其会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书，诸侯太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随而说之，傥可徼幸什得一乎？
在此之前，其亦云：
当今陛下临制天下，一齐海内，泛爱蒸庶，布德施惠。口虽未言，声疾雷霆，令虽未出，化驰如神，心有所怀，威动万里，下之应上，犹影响也[75]。
实难想象，这种既肯定武帝时期政治的高度稳定性，却有认为可以煽惑民心，火中取栗的认识，是出自刘安与其智谋“为冠首”[76]伍被之议。以刘安为王数十年的政治见识论，岂能至此？
更为荒唐的是，《史记》随后还记载：
欲如伍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使人即刺杀大将军青，而说丞相下之，如发蒙耳。[77]
这已是厚诬刘安了。卫青在武帝元朔年间军功甚盛，以其武备条件岂是淮南王能随意刺杀的？至于“说丞相下之”，尤为可笑。时任丞相的公孙弘，本身就是制造“淮南狱”的重要推手，“弘乃疑淮南有畔逆计谋，深穷治其狱”，更是坚决贯彻执行武帝意图的政治心腹，如此人物，何能说之“如发蒙耳”？正因此段材料实不可信，所以班固在《汉书》中便已将其删去。
其五，言刘安感而不纳伍被谏言，并迫其共为“畔逆”。《史记》《汉书》中对刘安与伍被谋为“畔逆”之语记载较多，又尤以后者为著。二人之间有明确内容的交谈，共有四次：第一次是东宫对话，伍被反复以伍子胥、秦末大乱、吴王刘濞谋反等事向刘安进谏，劝阻其“畔逆”。刘安深受触动，“气怨结而不扬，涕满匡而横流，即起，历阶而去”[78]；第二次是“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太子及党与”后，刘安向伍被询问“汉廷治乱”，后者极言汉廷“天下治”，并盛赞武帝“之举错遵古之道，风俗纪纲未有所缺也”，以及卫青用兵之能。刘安听其言，先“不说”而后“默然”[79]。这两次都是围绕现实政治的发展形势来谈；第三、四次是刘建“已微治”后，刘安与伍被谋划“畔逆”的具体手段、步骤、起事形势以及事败后的逃亡计划。从这四次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史料来源，当是“伍被自诣吏”后的供述所言，因为其中内容确实“雅辞多引汉之美”[80]，并且偏向减轻伍被共谋罪责的方向，显示其始终是被迫参与的角色，甚至为此还遭到父母被刘安“囚之三月”的严重威胁。而刘安在其中则扮演了始终想要“畔逆”的角色，“废法行邪，怀诈伪心”，不听谏言，一意孤行。如按照此供述来判断，刘安只能坐实“畔逆”罪名。但实际上，这只是伍被叛卖故主后的一面之词，而且在其“自诣吏”后，面对“以廷尉治淮南狱”[81]的酷吏张汤，以及“以《春秋》专断于外，不请”，且“持斧钺治淮南狱”[82]的吕步舒，便知其最终的供词必是以开脱自己为主，过于抹黑刘安。更为要紧的是，对刘安而言，《史记》《汉书》中并没有其直接的供述之词，大都为转述之语。这些文字在多大程度上能反映出历史真实，着实让人生疑。
由上而论，淮南王刘安后半生所谓“谋反”事件，即使根据现有史料，无法截然断定其本身“就是一大冤案”[83]，但也决非“铁案”可言，而是在正史记载中存在诸多严重的疑谬之处，“似颇无实据”[84]，难以完全取信于人。更何况，如果从秦汉大一统政治及西汉前期淮南国政治变迁的视角来审视，这一“谋反”事件的真实性问题就更为突出。刘安一生多数时间里，都比较“驯服”于文、景、武三帝所代表的西汉皇权，其自身也始终突出“尚文无为”的特点，反其父刚勇有为之弊。但即使如此，仍未能逃脱汉廷中央的政治打击，成为武帝时期最主要的“削藩”对象之一，惨遭身死国除之祸，并被《史记》《汉书》等正史塑造为一个“好兵谋逆”的诸侯王形象，将其所谓“谋反”事件作为有汉一代同姓诸侯王的典型反例加以固化，使之成为汉代诸侯王必须进行警诫的政治对象。淮南王刘安这种历史命运的形成，不仅延续了其父刘长在西汉大一统政治发展中的政治悲剧，而且将这种悲剧所突显出的西汉皇权政治的极端残酷性，进一步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
在西汉前期淮南国不到百年的存亡史上，接连出现三个著名的“反王”——黥布、刘长与刘安，不仅从异姓诸侯王跨越到同姓诸侯王，而且后两者还是父子相继“谋反”的关系。对此，不禁要问：何其淮南国如此之多“反王”？换言之，何其淮南王们如此“热衷”谋反？个中缘由，实需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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