黥布与刘邦：秦汉政治探索

西汉淮南国的产生和出现，与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崛起的一代枭雄黥布紧密相关。汉高帝四年（前203）时，继刘邦“立韩信为齐王”后，“秋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3]，这是西汉政权有“淮南王”之始。此时已近楚汉战争的尾声，刘邦先后立韩信、黥布等人为王，虽是“加惠于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4]，但更主要的则是为了在刘、项决战中坚定二人的“从汉”意志，充分调动其政治积极性，“与击项籍”。事实证明，刘邦此举极见实效。黥布作为曾经的“楚枭将”，是项羽阵营中的重要成员，“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常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5]，在灭秦分封中被立为“九江王”。但在从“九江王”到“淮南王”的政治转变中，黥布最终不仅叛旧从新，彻底倒向刘邦集团，而且“遂举九江兵与汉击楚，破垓下”^[6]，成为迫使项羽战败，自刎乌江的重要推力之一。

西汉王朝建立后，“布遂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7]，黥布正式被裂土封王，成为汉初八大异姓诸侯王之一。但随着刘邦为巩固新的皇权政治，强化西汉大一统政治的需要，包括淮南王黥布在内的异姓诸侯王，开始受到愈来愈大的政治压力，甚至开始出现激烈的军事反抗。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先是与黥布同年封王的韩信（时已贬为淮阴侯）被吕后诱“斩之长乐钟室”，并被“夷信三族”^[8]；随后，“夏，汉诛梁王彭越，盛其醢以遍赐诸侯”。至此，刘邦对异姓诸侯王的政治剪除进入最为残酷的阶段。作为与韩信、彭越齐名的军事将领，黥布在见到彭越之“醢”后，“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深感自己前景不妙，产生极其强烈的危机心态。也就在此时，黥布因怀疑中大夫贲赫与自己的宠妃私通，“欲捕赫”，结果促使“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并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黥布受此意外事件的影响，怀疑汉廷已洞察其国“阴事”，以故“遂族赫家，发兵反”，彻底成为刘邦必须翦灭的又一个异姓诸侯王。正是在这一年，刘邦一面“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以取代黥布的政治地位和封国，另一面则“发兵自将东击布”，与黥布展开激战。黥布战败而逃，但后为长沙哀王吴回所绐，“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9]，最终还是以悲剧结束其骁勇一生的政治命运。

黥布的政治结局，表面上看是其“见疑强大，怀不自安，事穷势迫，卒谋叛逆，终于灭亡”^[10]的结果，但若深究而论，则与汉初严酷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汉高祖刘邦从维护刘姓天下的根本立场出发，汉初以来便已形成“对异姓诸侯王的猜忌和防范”，甚至将后者视为西汉王朝发展的“潜在威胁”，因此异姓诸侯王的政治存在，注定“仅仅是旨在消灭项羽的权宜之计”^[11]，而非能长久之事。更由于西汉皇权在大一统政治的历史推动下，不可避免地要走上新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之路，故此异姓诸侯王国的存在事实上成为弱化西汉皇权的因素。加之，异姓诸侯王大都是“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咸得裂土，南面称孤”^[12]之辈，其政治权谋、军事能力都比较突出，深为刘邦所忌，所以，包括黥布在内的汉初异姓诸侯王大都难以善终，都成为西汉皇权建立巩固中的过墙梯和牺牲品。黥布这种政治命运的最终结局，或许可从其与刘邦的对阵而言中，有所深透认识：

（黥布）与上兵遇蕲西会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隃谓布“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破布军^[13]。

黥布所言“欲为帝耳”，既将其置于同刘邦同等的地位来看待，表达出对新皇权的政治企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汉初异姓诸侯王所处的“政治尴尬”。不为“帝”者，终难以在政治上以“王者”自全，因此只有在大一统政治的权力之路上走到尽头，这些“徼一时之权变，以诈力成功”的秦末枭雄才能获得最后的政治生机，不在皇权政治的威压下继续“心恐”“大恐”。(www.xing528.com)

反之，对已经为“帝”的刘邦来说，西汉王朝的新皇权的创建，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形成后的稳固需要，也只有不断吞噬仍具传统意义的“王权”才能完全实现。不如此，不足以创造出一个空前强大而“传之久远”的皇权政治新形态。文帝时期的贾谊，便曾天才地对汉初“皇权”与“王权”的这种竞争实质，及其必然的历史结局，有所深刻意识和论述：

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豨在代，令此六七公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14]。

从中亦可看到，刘邦作为西汉王朝的开创者，确实以其敏锐的政治意识和卓绝的政治才能，不自觉地充当了秦汉时期初步发展的大一统政治的捍卫者，以实现刘氏家天下的私欲、私利的表现形式，在自己的时代扫清了阻挡新皇权政治崛起的最严重的政治障碍——异姓诸侯王，这一承起自秦末农民大起义中的分封制的历史残余。在此意义上，黥布与刘邦的政治冲突，就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地位与权力之争，而是大一统政治的“皇权”与分封意义的“王权”之争。在这种历史的竞争中，不论是对黥布，还是对刘邦，其结局的本质实际上都是一样的，要么成为新皇权的历史代表，要么沦落为前者的牺牲品。“欲为帝耳”，是不愿彻底臣服并依附于新“皇权”的异姓诸侯王的唯一出路。正因此，成王败寇，便是淮南王黥布无法逃避的政治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