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匈奴威胁秦国政权，南方继续征伐百越

修建秦长城与直道的直接原因即是对匈奴防御与作战的需要。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灭了六国，统一了中国，结束了500余年的春秋战国诸侯混战，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秦帝国。从而使秦朝的疆域“北抵长城沿线，西到陇西郡、昆明郡，南到桂林、南海、象郡，东到大海”^[9]。在广大的疆域内，只有南方百越需要继续征伐，北方最大的威胁是匈奴。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以后，只有北方匈奴的威胁，而且秦始皇一生中所能看到的实际威胁只有北方草原上的匈奴，因此才会出现“亡秦者胡也”^[10]的谶语。为此，秦始皇举全国之力修建长城，后又修建秦直道。实质上这只是原因的单方面，还有更深的原因需要探讨。

一提到万里长城，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秦始皇，尽管秦始皇不是历史上修筑长城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但在人们的印象里，长城与秦始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秦始皇是一个有着强烈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帝王，也是一个好大喜功、有强烈欲望的帝王。他当上皇帝之后，并没有因一统天下的成就而陶醉，相反却一直忧心忡忡。秦帝国是在战争的基础上以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关东六国实质上并未心服口服，伺机进行复辟，以夺回他们失去的贵族权利。因此，谋求秦帝国的长治久安是秦始皇的最大心愿，也是他的心病，他心里很清楚，这件事无时无刻不在困扰着他。

与此同时，北方的匈奴人实力不断发展强大，对秦政权造成严重的威胁。采取修筑长城这一军事设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在统一战争中对付中原各国行之有效，而且也是阻止游牧民族侵扰的有力举措。居住在我国北部地区蒙古高原一带的游牧民族匈奴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的部族。《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日淳维。……居于北蛮。”长期过着游牧生活，“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11]。过去我们常常认为匈奴是游牧生活方式，实质上根据文献与考古资料来看，匈奴并非纯游牧生活方式，而是半农半牧的生活方式。在已发掘的匈奴古墓中，不但出土有大量的马、牛、羊骨以及箭镞、马衔等，而且也有农业工具，在蒙古各地古代匈奴的方形石墓中，发现了公元前7—3世纪石臼等器物。不过，农业经济在匈奴族中占的比重是比较小的，所以是以善骑射、攻战和掳掠为其特征，正如《史记·匈奴列传》所述：“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宽则随畜，因射猎禽献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12]。

战国时期的匈奴各部逐渐走向统一，建立了国家政权，军事力量也逐渐强大了起来，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初，匈奴族就与中原发生了关系。刘向《说苑》记载燕昭王元年（前312）昭王问政于郭隗，郭隗讲：“匈奴驱驰于楼烦之下”，这时，匈奴的骑兵出现在楼烦一带，经常给燕、赵以很大威胁。到公元前3世纪时，匈奴已开始进入到铁器时代，有铁马嚼、铁刀、铁剑，还有铁镰、铁铧等，武力更为强大，《史记·刺客列传》载：“愿太子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13]总之，到战国中期以后，匈奴经常南侵，多次与秦、赵、燕三国发生战争。《史记·匈奴列传》指出：“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14]当时，秦、赵、燕三国正忙于统一战争，对匈奴族的南侵主要是采取守势，修筑长城，住兵戍守。比如秦昭王在灭掉义渠后，置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以阻止匈奴南下。赵武灵王“变俗胡服，习骑射”，曾打败了匈奴及其所属的林胡、楼烦等部，疆域达到了阴山，并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六中、雁门、代三郡。自代郡沿阴山而西，至高阙，筑长城以拒匈奴。燕国将领秦开曾在东胡为质，回燕国后，率军大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郡，并“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以拒匈奴。这些战国时期长城的修筑，抑制了匈奴的往南侵扰。后来，只是在赵、燕、秦三国兼并战争处于白热化情况下、北部边防松驰之时，匈奴族利用可乘之机，才得以进占了河南地（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这些事实，使秦王朝进一步总结了阻止游牧民族侵扰的经验教训。

随着匈奴逐渐强盛，成为北方秦、赵、燕三国的重要外患，由于匈奴是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一马平川的地方适合匈奴人骑射行动，修筑城垣限制他们的特长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办法。因此，三国分别修筑长城抵御匈奴侵扰。司马迁指出：“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15]为了抵御匈奴，三国不得不将大量精锐部队放在北边，不能全力参与中原的战争。在秦灭六国之时，匈奴乘秦国无暇北顾之机占领了河南地，威胁着秦王朝的北部边疆。当时，匈奴疆域东接东胡，西连月氏，控弦数十万，是中原王朝的最重要外患。

就秦国而言，其早期的建国史堪称一部与胡人的战争史，中间既有失败的教训也有成功的经验。在秦昭襄王时期，胡人威胁到秦国的北部边境，秦国出于东进的考虑，对胡人采取了筑城防守的策略。秦昭王长城修筑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战国中后期，匈奴的力量进一步增强，他们飘忽不定的作战方式令中原国家头疼不已。赵武灵王以胡服骑射革新武装，在与胡人的斗争中大获全胜。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匈奴人逐渐由一盘散沙汇合成一个较为统一的国家，实力又有所增强。当时双方边境相对稳定，秦军与匈奴间没有大规模的冲突。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军善战，匈奴人不敢轻易挑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匈奴所处的形势险恶，他们西临大月氏，东接东胡，南面强秦，三面都有强敌存在，匈奴不敢轻举妄动。

图1　秦昭王长城走向图

按照当时的情势判断，如果秦帝国不主动挑起事端，匈奴是绝不敢轻易南下的。秦始皇是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早有征伐匈奴之心。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也就是秦国刚刚完成统一后，秦始皇就有意趁热打铁，一举收服匈奴。于是在朝廷召集群臣廷议此事，受到丞相李斯的强烈反对。李斯认为与匈奴交战有弊而无利，他分析双方的情势之后，给出了不可攻击匈奴的几条理由：其一，匈奴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很难将其制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没有城池居住也没有财富需要保护，根本不怕攻击。其二，攻击匈奴，秦将处于两难境地。如果派轻骑兵速战速决，粮草供应问题很难解决；如果派辎重大兵压境，则部队的机动灵活程度受损，很可能追击不上匈奴。其三，即便战胜匈奴，结果也是无利可图。匈奴地处蛮荒，经济文化非常落后，对秦国的发展壮大没有多少效益。另一方面，俘获的匈奴民众也不好驾驭，弄不好还是安全隐患。

李斯的分析是有道理的，日后形势的发展也与他的分析有许多吻合之处。李斯是秦始皇最为倚重的大臣，他的观点在秦始皇那里有相当分量。再加上中原刚刚统一、百废待兴，稳定中原局势显然比贸然进攻北方更为妥当，秦始皇只好将北击匈奴的打算搁置下来。

始皇三十二年（前215），当燕人卢生向他献上“亡秦者胡也”的图谶时，秦始皇的情绪为之一振，他觉得大展身手的时机到了，消除大秦帝国隐患的时机来了。在他看来，如果不立即北击匈奴，秦帝国很可能会亡于日益壮大的胡人之手。于是，他委派能征善战的大将军蒙恬率领三十万精兵强将向匈奴发起了冲击，一举收复了河南与榆中地区，第二年又收复高阙，直抵阴山及河套地区。匈奴受到沉重打击，他们不仅抵挡不过蒙恬的攻击，还担心东西两翼受到袭击，最后干脆逃往大漠北方去了。

秦始皇之所以把筑长城作为防御匈奴的一项重要的军事设施，这是秦国长期进行军事斗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对战国时期修筑长城经验的总结。从秦国发展壮大的历史来看，可以说是与在军事上采取修筑长城这一重要军事设施是密切相关的。战国时期魏、赵、韩、燕、齐、楚、秦等国为加强自身的军事防御力量，各自都利用一些关隘、山河等险要的地形修筑长城。楚国的长城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西起湖北省竹溪县，跨汉水辗转至河南的邓州市，往北经内乡县，再向东北经鲁山县、南召县、叶县，跨过沙河直达泌阳县，东南至信阳，总长500多公里，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长城。其他国家后来也仿照楚国相继修建了长城，用来防御外敌入侵。(www.xing528.com)

在商鞅变法以前，秦国力比较弱、《史记·秦本纪》载：“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于是，秦国对加强自身防御力量的要求更为急迫，因此，秦国采取修筑长城这一军事设施。秦简公时，“堑洛，城重泉”。据《史记·六国年表》：“堑洛”为简公七年（前408）。“堑”是挖的意思，“堑洛”就是挖掘洛河岸边的山崖。“洛”，是指今陕西渭水以北的洛河。这条长城南至华山下的华阴，北至黄龙山下，是秦国筑的第一条长城，用来防御东方国家的进攻。后来还在北方相继修建了两条长城，特别是秦昭襄王所修建的长城影响很大。《史记·匈奴列传》载：秦昭王时，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16]。公元前306年至公元前251年，秦昭王所筑的这条长城，起自甘肃岷县，经临洮、渭源，再经宁夏固原，又经甘肃环县、陕西靖边，终达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东北的十二连城。秦昭王长城由神木县北窟野河侧旁进入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境内。

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已是秦人第四次修筑长城。秦国历史上多次修筑长城的记录，反映着秦国军事力量的上升和领土的扩大，反映出秦国统一战争在不同历史阶段中所采取的不同措施。

秦统一六国后，对秦王朝巩固和统一构成的威胁之一，就是匈奴族的势力已深入到河套地区和陕北一带，拥有骑兵数十万，以河套为据点，随时都可能南下关中，直抵首都咸阳。为解除其威胁，秦始皇不得不改变策略，主动出击。秦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对维系关中安危的陇西、北地两郡进行视察；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始皇再一次对北方边境进行巡视，表明出击匈奴的决心。接着，便令蒙恬率30万大军进行军事打击、北逐匈奴。《史记·匈奴列传》载：十万大军迅速地收回了河南地，并在这一带设置了44县，筑了县城，设置九原郡管辖这一地区，还将一些有罪的官吏及中原地区部分人民迁徙到这些地方开垦种植，充实边郡。第二年，秦军北渡黄河，攻克高阙、阳山等地，利用地形、地貌，修缮、增补了秦、赵、燕原长城。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秦王朝又将秦、赵、燕三国原有的长城连接起来，修筑起一条长达5000余公里的，西起陇西郡的临洮（甘肃岷县），东至辽东郡的秦万里长城。这也是在当时抵抗匈奴入侵的一条军事城防线。在长城要塞，秦王朝派兵戍守、垦荒种地，加强了秦的军事防御力量。秦王朝筑长城后，“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17]。从秦军“暴师于外十余年”“是时蒙恬威振匈奴”^[18]。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19]的记载可以看出，长城的修筑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确实起到了抵御匈奴侵扰、保障内地人民的安定生活与和平环境的重大作用。

秦始皇修筑长城的目的完全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是一项巨大的军事防御工程。《史记·秦始皇本纪》曰：“筑亭障以逐戎人”^[20]。而建直道目的何在？《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三十五年（前212）“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21]。《史记·蒙恬列传》也曰：“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直抵甘泉，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堑山堙谷，千八百里”^[22]。上述两条对直道的记载，除“始皇欲游天下”可以看出其目的意图外，其他的文字都没有讲到军事意图。那么，秦始皇在筑长城后又急于修建直达北方的直道，原因何在呢？

近年来有学者提出，秦直道的和平功能更多一些，其主要目的是满足秦始皇本人巡游天下的需求，“修直道的目的呢？只有六个字‘始皇欲游天下’”^[2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欲游天下”不是秦始皇修直道主要的目的。司马迁之所以这样描写秦直道修建的目的，主要是受西汉时期的“过秦”思潮影响。“过秦”是汉初思想家讨论的重要问题之一。这一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史学家们，都很重视探讨、总结秦朝兴亡的历史教训，纷纷发表自己的“过秦”之论，为汉代秦制造理论根据。陆贾是汉初最早注意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思想家和史学家，他通过对历史特别是秦朝历史治乱兴衰的考察，提出了“逆取而以顺守之”的思想，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笔者认为，“过秦”是应该的，但是汉代的御用文人也说得“太过”了，把一些不该是秦始皇承担的错误也算在秦始皇的身上，甚至有言过其实的说法。把修直道的目的说成“始皇欲游天下”就是明显的例证，秦始皇真正要游的地方不在北方，而在东方与南方。

由于直道修建之时秦对匈奴已经取得胜利，秦又快速灭亡，因此在文献中未能看到直道在大规模战争中的作用，而主要用于平时对长城沿线的补给，但不能因秦未将秦直道大规模用于军事活动而否认其修建的军事目的。

笔者之所以认为秦直道修建主要原因是军事原因，依据有三：

其一，秦始皇多次出巡所经的驰道是在春秋战国原有道路基础上修建而成，关中通往九原边塞和上郡亦有驰道，如果只是为了出巡，应无必要重新修建直道。关于九原等地通达关中的道路记载很多，如“主父欲令子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原直南袭秦”^[24]，所记载之事在赵惠文王元年（前307），可见当时就有自九原到达关中的道路，并且适合军队的行进。此外，秦直道修建之前就有自关中到上郡的驰道，如只是为了出巡似无必要在山脊上修建一条道路，驰道的规模本身就是按照秦始皇出巡要求修建的，完全可以满足出巡天下的条件。

其二，关中通往边塞地区原有道路规模很大，完全可以满足秦始皇出巡。“（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使人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25]。其时，秦直道并未开始修建，蒙恬所经的依然是关中通往边塞的旧道，这条旧道可通过蒙恬所率领的三十万大军通过，秦始皇出巡游再如驰道一样加以修缮，修建从上郡至九原部分，就可以满足通行的要求，没有必要在山区费时费力修建一条新的道路。

其三，关中通往边塞驰道迂远，不利于长城沿线军队的补给和支援，从军事上需要一条快速通达长城的道路。蒙恬所率领三十万军队，每天口粮约需要33334石^[26]，这尚且不算修建的刑徒、服役的百姓所需。这些粮食很大一部分需要从关中和关东地区补给，线路过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运输途中消耗就非常大，庞大的供给需要以最快速度运达，以减少运送途中的消耗。此外，距离过长也不利于中央及时掌握边塞情况和当作战不利时援军的迅速抵达。所以，修建一条快速从关中到达北部边塞的道路，在夺取河南地后就势在必行。直道近而驰道远，只有军事需求才会要求在最短时间内到达目的地。

可以看出，秦直道的修建是秦始皇为了巩固长城防线而修建的一条以军事目的为主，同时可以满足自身出巡需求的道路。由于关中通往边塞的旧道无法满足数十万长城守军的需要，而修建的一条快速直达的道路，“直通不怕难修，只求路近”^[27]。这不同于秦代其它道路，秦代其他道路为沿用旧有道路，而秦直道是唯一一条重新规划建设的道路，所以说“兴修驰道远比直道容易得多”^[28]。秦直道的军事意义与灵渠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以最快速度将军队和补给送达前线，秦在征服岭南地区时灵渠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样为了抵御匈奴而修建直道则体现了秦对交通的一贯重视。直道在当时的作用与工程量远大于灵渠，直道连接着作为政治中心的关中与威胁秦王朝的最重要边患匈奴的边境，其政治军事意义极其重要。此外，灵渠总长仅30余公里，与全长“千八百里”的秦直道工程量无法比拟。所以说，秦直道是秦代大工程中最重要的之一，可与长城、阿房宫、秦始皇陵等相媲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