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中国交通史研究及其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历史的观察，瞩目“交往”的发展变化，“奴隶制”与“战争和交易这种外部交往的扩大”的关系，“工业和海外贸易之间的对立”“商业停滞或被迫中断”，均受到关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8页至第149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贯穿着文明全部的历史直至现在”，而乡村的特征是“隔绝和分散”，即与“交往的发展”相“对立”。他们又说：“受到迄今为止一切历史阶段的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反过来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最后”可以使得“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4页、第167页、第166页）。他们对自己的历史考察有这样的判断：“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据编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和生产力’。”这里“交往”列在“生产力”之先。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谓“交往”的涵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的注释有这样的说明：“‘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使用的‘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这些术语，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8页）。其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论“交往”，可能并非“生产关系概念”一语能够概括。他们在这里所说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或许可以认定与人们通常所谓的“交通”近义。在漫长的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交通受到重视的程度以及交通能力的进步总是大致同人口数量和消费需求的增长，同生产力的发展，同文化的演进呈同步的趋势。而秦汉时期是中国交通史进程中的重要阶段。秦汉交通史研究逐渐受到一些学者的重视，20世纪最后阶段有颇多学术论著发表。

吴琦的《中国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分析了“漕运”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经济制度出现的背景和原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张建国的《盗徙罪侵犯的是土地所有权吗？》一文不同意通常以为睡虎地秦简有关惩治盗徙封的法律条文是禁止侵犯私有土地的观点，认为所谓“盗徙封”，并不是侵犯了他人土地，而是侵犯了国家道路，或者说是一种带有妨害交通性质的犯罪行为。秦厉行耕战，要求军队兵员、军需给养、军事情报的迅速转运传递，必然依赖于交通道路的整备。惩治“盗徙封”者，与“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同样，都是保障交通效率的制度（《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1期）。有关秦汉交通史研究的论文，还有黄宛峰《从东巡看秦始皇对统治思想的探索》（《南都学坛》1995年4期），叶华《秦始皇巡游天下及其对后世旅游的影响》（《安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1995年2期），郝光陆《秦修栈道的战略意义》（《文博》1995年2期）等。(www.xing528.com)

关于徐福东渡问题，在20世纪最后10年曾经成为秦汉时期中外关系史讨论的热点。安志敏《论徐福和徐福传说》一文认为：“严格地讲，有关徐福研究应分别属于‘历史的’和‘传说的’两个范畴，二者不可混为一谈。前者主要考察当时的历史条件以及有关事件的原委，而不能夸大方士徐福的个人作用；后者需要分析这一传说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不能作为信史对待”（《考古与文物》1997年5期）。中日合作项目的成果，韩康信、松下孝幸《山东临淄周—汉代人骨体质特征研究及与西日本弥生时代人骨比较概报》，通过对古人骨的体质人类学的考察，运用“量化和测量的比较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临淄周—汉代人的体质特点与现代和古代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接近”“多种形态量化及作图法的比较又证实，西日本弥生人类群与临淄周—汉代人具有相近的种族形态学基础，因而他们在种族人类学上应该同属蒙古人种的东亚类群。据此推测，他们在东亚大陆应该有最直接的共同或至少非常相近的祖源关系。”作者认为，西部日本渡来弥生人的故乡应该主要在中国内地的华北地区。“他们最近的祖先，可能来自早先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地理上更近沿海地区的青铜时代的居民，山东半岛可能是其中重要的地区，但也不排除这个地区范围可能扩展到近海的江淮地区。”作者推测，导致他们迁动的原因有社会的也有自然的多种因素，在迁动的时间上也可能是多层次的。而渡海迁徙活动大概主要发生在“大致和中国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相应”的时代。可能正是在这一大变动时期，“促使一些人口四向避乱，或寻求安定生活空间，其中的一些人则渡海到达邻近的海岛世界，同时也把他们最重要的赖以为生的文化和习俗带到了该地区”（《考古》1997年4期）。这样的研究结果与徐福传说的关系，无疑在研究方法方面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