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地区区域经济史研究成果及秦汉区域文化政策比较

对区域史与区域文化研究的关注，是历史学长久的学术传统。自《禹贡》以来，行政史视角的区域史观察，因赋役制度的关系自然涉及经济史，出于行政管理的考虑，也与区域文化的“风”“俗”主题密切相关。因而，区域史关注很早就形成了运用综合方法的全方位考察的特点。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的相关论述堪称典范，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有所继承。20世纪以来，历史地理学的进步，促成许多精彩的论著问世。从20世纪末出版、发表的一些学术成果看，秦汉时期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研究的意义，已经使不少学者就这一方面的研究倾注了相当多的心力。李学勤在《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中将“东周时代列国”划分为“七个文化圈”，即“中原文化圈”“北方文化圈”“齐鲁文化圈”“楚文化圈”“吴越文化圈”“巴蜀滇文化圈”“秦文化圈”的认识，可以说是一大学术发明。

孙家洲《论汉代的“区域”概念》（《北京社会科学》1999年2期），对于秦汉时期区域文化研究的认识基础的科学化，提供了可资学术同道共同参考的见解。刘军社《秦人吸收周文化问题的探讨》（《文博》1999年1期），就区域文化的渊源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王子今《秦汉王朝的区域文化政策》（《光明日报》1999年5月28日），讨论了政府区域文化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影响，并且进行了秦与西汉的历史比较，同时论及大一统政体建设的成败与区域文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是否得当有关。

秦汉区域史研究方面影响比较大的论文，有葛剑雄《福建早期移民史实辨正》（《复旦学报》1995年3期），林剑鸣《会稽“淫风”考》（《历史研究》1995年1期）等。其他如张鹤泉《东汉关中地区文化发展的特征及影响》（《史学集刊》1995年2期），黎小龙《两汉时期西南人才地理特征探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王林宝《两汉时期陇南经济发展探因》（《甘肃经济日报》1995年2月7日），禹先明《对贵州夜郎史研究的认识》（《贵州文史丛刊》1995年2期）等，也都分别就不同地区的社会文化风貌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

方诗铭《战国秦汉的“赵女”与“邯郸倡”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史林》1995年1期），王永平《田丰的“乡土情结”与人生悲剧：兼评袁绍拒迎汉献帝及其南进战略的失误》（《河北学刊》1995年4期），黄宛峰《东汉颍川、汝南、南阳士人与党议始末》（《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都从较深的层次探讨了区域文化特色与政治史的全局关系。方诗铭《释“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历史研究》1995年2期），则详尽论述了起源于蜀中的原始道教的深刻的历史影响。

在区域社会和区域文化的研究中，对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社会文化的研究似乎尤其受到重视。张荣芳著《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中，收入秦汉史研究论文12篇，其中研究重心之一就是南越社会文化研究。如《略论汉初的“南越国”》《两汉时期苍梧郡文化述论》《论马援征交趾的历史作用》《汉代岭南的青铜铸造业》《汉代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关系》等，都是有关这一专题研究的力作。是能够丰富对秦汉时期南越地区社会文化状况的认识的论著，还有王汀生《秦汉平南越考》（《广州师院学报》1995年1期），王川《试论秦汉三国时期岭南地区的园艺业生产技术》（《中山大学学报》1995年2期）等。张荣芳、黄淼章著《南越国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作为全面论述南越地区历史文化的具有较高学术质量的专著，其出版，将南越文化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96年8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7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以“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作为会议主题，又使南越文化的研究进入了一个高潮。黄展岳《南越国出土铁器的初步考察》（《考古》1996年3期），李乃贤《秦汉时期汉文化的南传及其对瓯骆文化的影响》（《广西民族研究》1996年2期），杨盛让《秦汉时期岭南社会经济发展述略》（《求索》1998年2期），刘晓民《南越国时期汉越文化的并存与融合》（《东南文化》1999年1期）等学术论文，都有益于对岭南地区文化的深入认识。张荣芳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社会发展的划时代意义》（《秦汉史论丛》第7辑）一文中，全面总结了岭南社会在秦汉时期的历史进步及其重要意义。

刘太祥的《试析河南汉代学术文化繁荣的原因》（《南都学坛》1998年2期），讨论区域学术文化特色，同时涉及社会经济条件和社会经济环境的背景，也是比较全面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手工业的发展》（《文物春秋》1998年1期），赵凯《论汉初赵、代二国政治地位的沉浮》（《河北学刊》1999年4期），吕苏生《略论秦汉时期河北城市与商业的发展》（《文物春秋》1999年2期）等，各自分别提出了对于秦汉区域文化的新认识。李修松、张宪平《秦汉时期淮河流域经济发展简论》（《安徽史学》1998年2期），杨东晨《秦汉时期的汉中及陕南》（《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1期），张光全《汉代阜阳农业发展探论》（《安徽史学》1998年2期），薛瑞泽《汉唐间河东地区的盐业》（《盐业史研究》1998年1期）等，都分别展现了探索秦汉区域经济开发的新的研究心得。

边地的研究受到重视。钮仲勋《两汉时期新疆的水利开发》（《西域研究》1998年2期），肖迎《两汉时云南怒江流域的经略》（《云南社会科学》1998年2期），杨永俊《论两汉时期羌汉战争中的“羌中之利”》（《西北史地》1998年3期），张泽咸《汉唐间河西走廊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等论文，都对汉代边疆与民族问题有深入的讨论。(www.xing528.com)

关中地区区域经济史的研究有比较集中的成果。徐卫民《秦立国关中的历史地理考察》（《文博》1998年5期）一文，讨论了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军事地理诸方面的条件对于秦立国关中并以此为基地统一全国的意义，区域经济的作用亦受到重视。杨振红在《论两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区的兴衰》（《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论述了关中农业经济区的自然条件和基本特征，对于两汉时期关中农业经济的发展和萎缩进行了全面的比较研究。作者在对关中这一典型区域进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政府的扶掖政策、稳定的社会环境以及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提高，是一个地区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3条规律性因素。”王辉《秦史三题》（《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6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讨论了“秦讳”“秦十二郡”“秦初县说”三个问题，文字精练，实际上是三篇短文，却可以使读者得到有关秦政及关中地区区域文化的新的认识。侯甬坚的论文《定都关中：国都的区域空间权衡》（《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是一项别开生面的区域文化研究成果。作者主要以刘邦定都长安史事作为历史标本，将国都定位看做一种区域空间现象，将区位论、博弈论引入历史政治地理中的国都定位研究之中，试图从全局范围内评价所选都城在区域空间中的特殊位置和区位优势，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无疑也从新的角度实现了新的推进。

黄今言主编《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的问世，使学界看到了秦汉江南地区经济生活及其他有关现象的基本面貌。全书分7章，除概说外，分述人口、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的开发及其区域特征；手工业成就及其与中原的关系；交通运输业的开拓和管理；城市兴起与商业的演进；赋役征课与人民的反抗斗争。近年来，其他断代史已经相继出版类似论著，黄今言主编这部专著的出版，使秦汉史学界的这一缺憾得以补足。

研究区域政治文化的论文，有杨兆贵的《论班孟坚“山东出相”说》（《中华文史论丛》第57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黄宛峰的《中州士人与汉代政治》（《南都学坛》1998年2期）及胡秋银的《汝南袁氏的发展与东汉社会之变迁》（《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1期）等。李志庭的《秦汉政府在浙江的人口政策》（《浙江学刊》1998年5期），则就秦汉区域人口研究进行了有意义的讨论。

秦汉边地文化似乎也成为区域文化研究者重视的热点。吴兴彬、李键《东汉末年避乱辽东诸贤活动述略》（《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3期），刘子敏《“辽东外徼”考》（《延边大学学报》1996年2期），萧安富《秦汉时期蜀滇身毒道的形成与汉文化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中国典籍与文化》1996年1期），张合荣《从考古资料论贵州汉代的交通与文化》（《贵州民族研究》1996年1期）都分别讨论了以往学界注目不多的地区的文化特质和社会风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成果，都涉及所研究的地区与中原文化区的交通关系。

闫晓君在《略论秦汉时期地方性立法》（《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3期）一文中，揭示了区域文化特征在地方法规中的体现，对于从新的角度考察区域文化，也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