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自杀现象的背景和意义

彭卫《论汉代的自杀现象》一文，从社会史、心态史和伦理史研究的角度探索了汉代自杀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背景和意义，许多见解可以发人深省（《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王世英、朴今海的《秦始皇晚年心理之剖析》（《延边大学学报》1998年2期），丁毅华的《赵佗的功业、为人和心态》（《秦汉史论丛》第7辑），张斌荣的《贾谊的心态历程及其特点》（《青海师专学报》1998年2期），刘则鸣的《〈古诗十九首〉的孤独伤痛与汉末士人的生存焦虑》（《内蒙古大学学报》1997年2期）等论文，则从不同角度就秦汉社会心理的若干倾向进行了讨论。

注重心态史的分析，对于秦汉社会文化研究提出了新见的论文，还有张立伟《隐逸文化中冷漠的膨胀》（《天府新论》1995年3期），刘厚琴《儒学与后汉士人的归隐之风》（《齐鲁学刊》1995年3期）等。侯林莉《党锢之祸与知识分子气节》（《历史教学》1999年2期），孟祥才《评东汉时期的隐者群》（《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6期）等，也分析了知识分子的心态。张振龙、祝瑞《汉末士人自然理性的觉醒》（《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5期）以及王保顶《从士大夫到名士——论汉末士人阶层政治品格的转向》（《孔孟学刊》38卷11期）等论文，都进行了有益的讨论。后者对于汉代士人在特殊文化背景下“悲壮、凄苦的心路历程”的揭示，有值得称许的学术意义，也有不宜忽视的文化价值。

林富士的专著《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1999年版），分析了“巫”的社会身份与心态特征。全书分8章，除引言和结语外，论述了：释“巫”；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汉代巫者的职事；汉代巫术的观念基础；巫者的社会影响力；巫者的活动范围。在关于“汉代巫者的政治社会地位”的内容中，涉及“巫者仕宦为吏的情形”，在关于“巫者的社会影响力”的内容中，说到“巫者与叛乱活动”，在关于“巫者的活动范围”的内容中，讨论了“巫者活动的‘社会空间’”和“巫者活动的‘地理空间’”，读者多可获取新知，研究者亦可得到启示。王子今、周苏平《汉代民间的西王母崇拜》（《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2期），孙曙光《谶纬与汉代政治的神秘性》（《学术论丛》1999年3期），也关注了反映社会心态的文化现象。(www.xing528.com)

王陈《秦始皇人格心理探微》（《盐城师专学报》1999年1期），曹希舜《李陵投降管见》（《西北史地》1999年1期），孟祥才《论王莽的思想与性格》（《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1期），陈忠锋《王莽的个性与王莽改制》（《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2期）等，都不同程度地通过人物心态分析，或作者所谓“个性”“人格”“性格”的分析，使我们对秦汉历史人物的认识更为真切，从而也使得这些人物从事历史表演的整个舞台生动起来。

宋超的论文《“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发微——宣帝与霍氏家族关系探讨》（《史学月刊》2000年5期），讨论了西汉政治史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问题。作者认为，大将军霍光拥立宣帝，为汉室“中兴”奠定了基础，然而死后不足三年，霍氏家族却罹灭族之祸。究其原因，有多种因素，包括昭宣之际政局的复杂多变，宣帝谨慎周密及外宽内忌的心性特点，霍光权力过度集中及为政严酷的政治风格，以及其继承者缺乏必要的政治才干，等等。汉宣帝与霍光各自的心态，是政治事变重要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