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史研究成果：黄巾起义与儿童生活初探

秦汉社会史研究在20世纪最后阶段成为学界共同瞩目的热点。除了关于社会物质生活的形式和特点继续多有研究成果发表之外，以民间观念形态为重要内容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形式和特点也受到比较普遍的重视。民间礼俗信仰及其相关的社会生活情状，成为许多学者关注与研究的对象。

彭卫的《汉代“大丈夫”语汇考》一文，深入分析了“大丈夫”这一汉代男子习用熟语的社会心理意义，揭示了汉代社会生活中男性对自己生活价值的追求，以及这个时代对男性气质和社会作用的定位。作者认为：“‘大丈夫’语汇的流行，既是汉代社会雄阔气象的一个结果，也是它的一个标志”（《人文杂志》1997年5期）。这种通过对语言构成的解剖，从某一层面探讨社会生活的文化内涵的研究，应当说是成功的。

汉代的灾异观是政治学说的基本内容之一，然而又具有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背景。执政集团因灾异而进行政权修补和政策调整，其实有社会观念方面的因素，即当时社会较为普及的灾异即“天谴”“天诫”的观念所造成的文化压力。王保顶《汉代灾异观略论》一文涉及这一问题，阴阳术士们借灾异进行的巫术宣传，也受到作者的重视（《学术月刊》1997年5期）。

赵世超在《巫术盛衰与汉代文化》一文中指出，西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民间文化提供了丰富素养这一重要条件。植根于民间的原始巫术在这一历史阶段演进的清晰轨迹，也可以说明西汉文化的民间性（《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5期）。胡新生《论汉代巫蛊术的历史渊源》否定了巫蛊术来自外国的推测，认为“中原地区的巫蛊术和巫蛊活动自有其久远的历史传统和很深的历史渊源，汉代巫蛊术的盛行与匈奴习俗基本上没有关系”（《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对于文化构成的多元因素的判定，确实应当取审慎的态度。

姜生《汉阙考》一文认为，汉代建筑遗存以及汉代画像资料中所见的“阙”，并不仅是一种汉代建筑艺术形式，还是早期道教所追求的仙界的象征符号和人界与仙界相互交通的神学媒介，是道教神学家为死者提供的引导墓主通天升仙的天梯（《中山大学学报》1997年1期）。此文与作者后续系列研究成果，为认识和理解汉代文化的基础表现开辟了新的路径。

吴小强《秦简〈日书〉与秦汉社会的生命意识》（《广州师院学报》1997年1期），尚民杰《云梦〈日书〉与五行学说》（《文博》1997年2期），马强等《〈史记〉与中国神秘文化》（《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4期），刘钊《秦简中的鬼怪》（《中国典籍与文化》1997年3期），王瑶《原始神话与汉代小说》（《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傅正谷《〈后汉书〉与〈三国志〉之写梦》（《渤海学刊》1997年1期），吴宏岐《汉长安城兴起与衰落原因的风水学解释》（《唐都学刊》1997年3期），孙家洲《汉代“应验”谶言例释》（《中国哲学史》1997年2期），韩国河《论秦汉魏晋时期丧葬礼俗的宗教性》（《中州学刊》1997年3期）等，也都从不同侧面分析了秦汉社会民间信仰和礼俗生活的若干特征。

台湾学者邢义田的《东汉的方士与求仙风气——肥致碑读记》（《大陆杂志》94卷2期，1997年2月），刘增贵的《天堂与地狱：汉代的泰山信仰》（《大陆杂志》94卷5期，1997年5月），谢昆恭的《鼎瑞与汉武帝封禅刍议》（《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香港学者黎明钊的《西汉中期之三老与豪强》（《新史学》8卷2期，1997年6月）等论文，也都对于深化对秦汉社会的全面认识有积极的推进。

对于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研究，方诗铭《黄巾起义的一个道教史的考察》堪称政治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成功结合的力作。作者指出，黄巾起义是在原始道教教主张角的领导下发动的，“无可置疑，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原始道教对黄巾起义应该起过十分巨大的作用”，离开民间宗教的影响来探讨这次起义是不全面的。论文分析了黄巾所奉事的宗教实体的名称、教义，回答了“除社会原因外，为什么黄巾凭借这个宗教能够在十数年间，即拥有道众达数十万之多？黄巾所崇奉的经典是今本《太平经》吗？”等问题，并且联系此后的原始道教及其起义进行了考察（《史林》1997年2期）。(www.xing528.com)

彭卫《汉代行为语言考索》分析了汉代人以特定的体式或体态传递情感信息的30余种方式，如拊手、攘臂、叩心、蹑足等，以新的观察视角，提出了对有关社会文化内容的新的认识，同时也对开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领域有所启示（《人文杂志》1995年2期）。

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史，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研究者多所关注的领域。而一些学者研究选题的新颖和论说的专精，使关心秦汉历史文化的人们对于有关论题能够多有收益。如马新《汉代民间禁忌与择日之术》（《民俗研究》1996年1期），时晓红《秦汉时期官吏休沐告宁制度考略》（《东岳论丛》1996年9期），李如森《从汉墓合葬习俗看汉代社会变化轨迹》（《史林》1996年2期）等，就以往曾经受到学界注意的社会现象发表了新的见解。有一些以秦汉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以比较新的角度，从若干生活细微之处透射当时的社会风貌，如彭卫《汉代人哭泣说》（《寻根》1996年3期），黄展岳《汉代的亵器》（《文物天地》1996年3期），杨孝鸿《四川汉代秘戏图画像砖的思考》（《四川文物》1996年2期），卢兆荫《玉德·玉符·汉玉风格》（《文物》1996年4期），王子今《汉代人饮食生活中的“盐菜”“酱”“豉”消费》（《盐业史研究》1996年1期）等，选题的视角和分析的方法都有新意。秦汉社会生活史研究尚有宽阔的学术空间。青年学者的陆续参与，使得我们可以乐观预期这一学术方向的光明前景。

彭卫的《秦汉时期儿童生活初探》（《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7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版），是秦汉社会生活研究领域中水平出色的论作。这篇论文所涉及的社会生活内容，以往较少受到关注。作者讨论了儿童年龄的界定，并就儿童的抚养、儿童的健康状况、儿童的教育、儿童游戏等方面展开论述，视点新颖，考论精审，是近年社会生活史研究不多见的学术层次较高的成果。

臧知非《春秋公羊学与汉代复仇风气发微》则探讨了经学对影响社会层面极其广泛的民间风习的文化作用（《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钟永兴《东汉集市贸易略论》又论及民间社会经济生活形式的一个重要侧面（《益阳师专学报》1996年2期）。

在社会生活诸现象中，民俗观念形态的历史演变也有重要的意义。刘昭瑞《论“黄神越章”——兼谈黄巾口号的意义及相关问题》从一个新的角度论述了汉代民间巫术的风行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广泛影响（《历史研究》1996年1期）。

马新的论文《论两汉乡村社会中的里社》（《文史哲》1998年5期），讨论了汉代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作者指出，汉代乡村中，虽然官方仍强调以里置社，但社已逐渐与官方体系的里相分离，成为民间组织，并有自己的社宰、社祝、社祭等。与此相应，春、秋两社形成了社祭与娱庆的统一，成为民间盛大的公众性节日。作者以汉代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意义的特定社会实体——乡村社会作为具体的考察对象，所取得的研究收获不仅有助于认识汉代社会的总体面貌，也有助于理解汉代社会的深层结构。

秦汉社会史研究有较重要价值的成果，还有张仁玺的《秦汉时期的“五口之家”述略》（《齐鲁学刊》1998年6期），邵台新的《汉代的养老制度——以〈王杖十简〉与〈王杖诏书令〉册为中心的讨论》（《逮耀东教授退休纪念史学论文集》，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赵志坚的《两汉妇女的贞节问题》（《历史教学》1998年4期），贺润坤的《从云梦秦简看秦社会有关捕盗概况》（《简帛研究》第3辑），吴小强的《秦简〈日书〉与秦汉时期的生殖文化》（《简帛研究》第3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