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文化史研究进展：政治与儒学的影响

对于秦汉文化史的研究，也可以看到新的进展。

人们长期以来多认为董仲舒提议推行的“罢黜百家”，以及所谓“独尊儒术”的政策，是导致学术凋萎、思想僵化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有的学者认为，他提出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是为腐朽的反动政治服务的。李定生《董仲舒与黄老之学：儒学之创新》指出，这样的看法是不公正的。董仲舒继承了齐学之风，他吸收道、法、阴阳、名等思想，对先秦儒学实行加工改造，创造了一个新的儒学体系。他的“更化”思想，也是要通过“变”而实现“不变”（《复旦学报》1995年1期）。阐述类似观点的，还有汤其领《论董仲舒更化思想及对汉武帝改革之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3期）。赵伯雄的《从〈春秋繁露〉看董氏〈春秋〉学》一文，又重点讨论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对《春秋》经义的解说形式，同时认为这种解说形式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南开学报》1995年1期），论述董仲舒思想的历史影响的论著，还有钱逊《董仲舒与先秦百家争鸣的终结》（《清华大学学报》1995年1期），王汉昌《应当怎样评价董仲舒》（《河北大学学报》1995年1期），张显传《从历史教育说董仲舒》（《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3期），张国华《从〈天人三策〉到〈春秋繁露〉：兼论董仲舒与“黄老之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刊》1995年2期）等。对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传统认识，庄春波对勘史籍，有以澄清。他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考辨》（《孔子研究》2000年4期）一文中指出，此说之根据，在《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各异，推考史实，不难发现，汉武帝尽管“卓然尊儒”，却并未“罢黜百家”，而是

“兼容并包”“霸王道杂之”。

张强《论神话在汉代传播的文化形态》（《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4期），张运华《〈淮南子〉对道范畴的理论深化》（《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4期），余明光、谭建辉《黄老学术向黄老道教之转变》（《湘潭大学学报》1995年5期），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人字篇”研究》（《江汉考古》1995年1期），邝邦永《秦汉时期的政治神学思想》（《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1期），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2期），黄宛峰《叔孙通、陆贾与汉初的儒学走向》（《史学月刊》1995年3期）等，也都是秦汉文化史研究的新成果。

黄留珠《秦文化二源说》以所谓“源于东而兴于西”加以概括的新思路说明秦文化的起源和基因，认为既要看到秦文化的始发之源，又要看到其复兴之源，还要看到复兴之源的再次起源特征，三者缺一不可（《西北大学学报》1995年3期）。这一见解，对于说明秦史与秦文化的发展走向，有启示意义。

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墓出土竹简《文子》释文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李学勤《试论八角廊简〈文子〉》通过对这一重要简帛佚籍文字内容历史变化的分析，提出了对于汉代学术史的重要认识。作者写道：“从《文子》的演变，可以窥见一些古代典籍的形成过程”“东汉晚期以迄魏晋，战祸频仍，图书沦丧，其时学者整理流传若干典籍，如古文《尚书》《家语》《孔丛子》《列子》《西京杂记》之类，多为后世所诟病。其原因之一是他们所据古本大都残缺未全，整理时不主保留真相，而是按照主观意图力求成为内涵丰富、价值崇高。《文子》的窜改增益，也是这种学风的产物”（《文物》1996年1期）。1996年6月，台北召开了“《文子》与道家思想发展两岸学术研讨会”。该会论文集收入论文14篇，其中包括大陆学者李定生《韩非读过〈文子〉——谈〈文子〉的年代与原始道家的关系》，陈鼓应《论〈文子·上德〉的易传特色》，李缙云《〈文子·道德篇〉竹简本、传世本的比较》，魏启鹏《〈文子〉学术探微》等论文6篇。相关研究对于充实并更新对早期道家思想的认识，提供了新的视角。

李学勤《〈汉书·李寻传〉与纬学的兴起》（《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2期），查屏球《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2期），唐德荣《王符梦论思想的历史地位》（《武陵学刊》1996年1期），于迎春《以“通儒”“通人”为体现的汉代经术新变》（《中州学刊》1996年4期），陈广忠《汉代道家的宇宙论》（《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3期），孔毅《汉晋名士忧患意识比较论》（《学术月刊》1996年2期）等，也都就秦汉思想文化的演进发表了新见。

我们还看到，在秦汉学术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内，学术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受到一些研究者的重视，并且相继推出一批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刘先枚《论〈易传〉政治思想的生命力：兼论秦始皇焚书不及〈周易〉之谜》（《湖北大学学报》1996年2期），黄宛峰《汉代的太学生与政治》（《南都学坛》1996年2期）等，都有值得重视的内容。黄宛峰在《儒生与秦政》一文中指出，春秋战国时期，秦国虽然少有儒生活动，但儒学的影响依然存在。秦统一后，政治文化开始接受儒学的影响。不过，因为政治形势的严峻，仍保留战国自由议政遗风的儒生受到迫害。不过，总的说来，儒生和秦政权之间是既有合作，又有矛盾的，双方的关系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变化的（《学术月刊》1996年1期）。王健《汉代君主研习儒学传统的形成及其历史效应》一文指出，两汉是儒学独尊的时代，以武帝改制为起点，儒家思想与王朝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两汉君主尊儒崇经，稽古礼文，对儒学的研习逐渐形成儒家政治格局下的一大历史传统。封建皇权在儒学领域的理论行为，提高了最高统治者的政治文化素质，成功地维系了思想统治，影响到君主的临朝决策和治国施政。作者还指出：“这种传统不仅赋予汉代历史以特殊的文化风貌和政治生态，而且也为后世王朝所承袭发展，历史影响十分久远”（《中国史研究》1996年3期）。(www.xing528.com)

司马迁的《史记》是当时社会历史的全景记录，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有的学者于是称司马迁的历史思想为“‘大历史’史观”（黄留珠《论司马迁的“大历史”史观》，《人文杂志》1997年3期）。王子今著《史记的文化发掘》（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就分析司马迁《史记》中反映的汉代社会盛行的神秘主义意识，从若干方面进行了探索。

对于社会生活形态中文化结构、文化形式的作用，也多有学者予以注意。于迎春著《汉代文人与文学观念的演进》（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涉及汉代社会的儒学化及相应的社会风气和士人精神的历史特征。台湾学者陈文豪题为《汉代书肆及其相关问题蠡测》的论文，全面探讨了书肆的起源及汉代书肆发展兴盛的历史过程。作者认为，作为传播文化的重要媒介的书籍的流通，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面貌有显著的影响（《庆祝王恢教授九秩嵩寿论文集》，1997年版）。

张荣芳的《论汉代太学的学风》（《中山大学学报》1998年1期）从教育史的角度分析了汉代太学因重视内在的学风建设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史实，认为汉代太学严格选择博士、尊师重道、推行学以致用的教学原则、鼓励学生勤奋学习、自由研讨、实行严格的考试制度等，都创造和积累了对于现今仍有借鉴意义的有益的经验。有关秦汉教育文化的论文，还有肖世民的《汉、唐学校教育异同论》（《人文杂志》1998年4期）等。

田昌五在《易学与秦汉思想文化形态的演变》（《求是学刊》1998年5期）一文中，对易学及其对秦汉时期思想文化演进之基本走向的影响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游学，即文人士子远游异地从师求学，从事学术活动，是反映汉代学术风气的一种重要现象。刘太祥《汉代游学之风》（《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分析了这种社会现象的源起与作用，认为汉代游学之兴盛，推动了汉代学术的发展，促进了汉代文化的繁荣。

张良才《试论秦之“吏师”制度》（《齐鲁学刊》1998年1期）通过一个特殊角度的考察，也有助于说明秦汉文化的特质。讨论秦汉文化史的比较重要的论文，还有吴荣曾的《汉简中所见的鬼神迷信》（《简帛研究》第3辑），潘志峰的《试论西汉时期神仙方术及阴阳灾异思想与谶纬的兴起》（《河北学刊》1998年6期），鲍新山的《评汉初黄老之学的消极影响》（《青海社会科学》1998年5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