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新秦汉经济研究成果，突破传统观点，提出新见解

经济史研究仍然是许多秦汉史研究者以相当多的心力辛勤耕耘的领域。20世纪最后时段发表的秦汉经济史研究成果，许多已经突破单纯陈述性的惯式，涉及新的深度，提出了新的见解。除了前面说到的主要论著之外，一些学术论文也提出了值得重视的观点。

熊伟华《汉代经济犯罪的类型及惩治的司法原则》说道，汉代以贪污罪和贿赂罪为核心的各种经济犯罪类型史不绝书，在这一经济迅速发展和法制逐渐完备的时代，针对形形色色的经济犯罪制定了极为苛细的刑事法则和惩治措施，这些制度，对于今天，仍不失其启迪价值（《人文杂志》1995年1期）。张中秋《汉代工商贸易法律叙论》对于汉代有关官营手工业和商业及对外贸易的法律管理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说明和分析。作者指出，农商的对立根源于中国的社会结构，法律在这种对立中所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南京大学学报》1995年4期）。

对秦汉经济制度及其实际内涵的不同理解，往往引起累年激烈不休的争论。对有关命题提出新的论证的研究成果，有马怡《秦人傅籍标准试探》（《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张洪林、李东方《秦汉赋税立法之比较》（《中州学刊》1995年1期），冷鹏飞《汉代名田蓄奴婢制度考论》（《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5年3期），胡大贵《汉代更赋考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1期），于琨奇《两汉田租征收方法和数量探析》（《安徽史学》1995年1期），孙中家《西汉商业政策探论》（《中国史研究》1995年4期）等。

杨师群《从云梦秦简看秦的国有制经济》认为，根据云梦秦简及有关史料剖析秦的经济基础，可以发现其国有制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不是传统理论所说的主要是地主经济。这样，商鞅变法后秦国的社会性质与所谓地主阶级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而需要重新定论（《史学月刊》1995年4期）。他在《商鞅变法的性质与作用问题驳论》一文中又指出，对商鞅变法全面肯定的评价，只是史学理论公式化的产物，不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他认为，分析商鞅变法的实际措施，找不到任何要改革旧的生产方式的内容，没有改变奴隶地位的动作，反而增加了一些奴隶制度，因而变法谈不上代表什么土地私有制经济集团——地主阶级的利益。商鞅变法倡起的抑商政策，扼杀了社会中的变革因素，是一项极为反动的经济政策。就商鞅变法对后世国家整体经济长远发展的历史影响看，商鞅变法的成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中的一场悲剧（《学术月刊》1995年6期）。

孙达人在《试给“五口百亩之家”一个新的评价》一文中提出了重新认识秦汉时期经济基础乃至社会基础的关键性的问题，即当时作为社会基石的个体农家的经济和社会特性。他认为，秦能够不断强大直至最终实现统一，主要是因为培育了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武装的个体农民。秦始皇“使黔首自实田”的命令，废止了东方残存的旧田制。“强大的秦朝尽管很快就灭亡了，它所培育的个体农民经济通过了秦末农民战争的洗礼却更加充分地显示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农民的性格特征和习惯意识有以下基本特征：一，具有极强的小家庭观念却仍然聚邑而居；二，具有极强的刻苦耐劳和勤俭节约的精神，同时又包含着后来越来越缺少的强悍性格；三，使用着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工具——铁器牛耕和掌握着当时最先进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从而具有极强的经验理性精神；四，具有很简单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因而具有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中国史研究》1997年1期）。这种分析对于真切认识秦汉经济的基础以及以此为条件的秦汉时期民族性格与时代精神的形成，显然是有意义的。

专意探讨秦汉个体农户的生产和生活条件的论文，还有李根蟠的《对战国秦汉小农耕织结合程度的估计》一文。通过结合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的研究，作者指出，战国至汉初，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民已经比较广泛地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耕织结合，但结合的程度和范围远逊于后世，不仅不同地区之间不平衡，而且同一地区不同农户之间也不平衡。不从事纺织生产，要从市场购买衣物的农户占有一定数量。西汉中期以后，随着牛耕的推广，个体小农的耕织结合日趋普遍和紧密。分析这一历史变化的原因，不能忽视国家政权经济职能的作用（《秦文化论丛》第5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www.xing528.com)

秦汉经济史研究较有影响的论文，还有林甘泉《秦汉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臧知非《刘秀“度田”新探》（《苏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及《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2期），薛振恺《试论汉武帝的敛财政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4期），杨有礼《秦汉俸禄制度探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2期），施伟青《汉代居延官吏俸禄发放的若干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王亚春《汉代关税小考》（《山西大学学报》1997年3期）等。

20世纪最后若干年，以新的角度考察秦汉经济，多有学者进行有益的探索。如王鑫义《司马迁对中国商业地理学的贡献》（《中国史研究》1997年3期），马新《两汉乡村管理体系述论》（《山东大学学报》1997年1期）以及徐青莲《汉代蜀布之形制与交通路线——汉代布帛研究举例》（《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第29期，1997年9月），邵鸿《西汉仓制考》（《中国史研究》1998年3期）等。

王彦辉《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东北师大学报》1998年3期）一文，对汉代经济政策中历来讨论较多的工商官营的积极的性质作了肯定，又指出这一政策因导致吏治腐败对政治生活形成的负面影响，对于以往片面强调工商官营对于打击工商豪强的意义，而忽视其消极作用的偏向有所纠正。

王凯旋《东汉“市”考略》（《史学集刊》1998年2期），罗庆康《汉代盐制特点述评》（《盐业史研究》1998年1期），陈昌文、肖倩《试论秦汉纺织业中的商品生产》（《南都学坛》1998年5期），王玉全《汉画所见汉代渔业生产初探》（《南都学坛》1998年1期）等论文，也都可以从不同角度丰富我们对秦汉经济的认识。

黄今言著《秦汉经济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收入论文20篇，其中有些论文早已在经济史学界享有盛誉，有的论文则只在学术会议上进行过交流而未曾正式发表，有的论文收入此书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充实。全书内容以经济史为主题，然而涉及赋税徭役、国家财政、募兵制度等方面的研究，也与政治史、军事史形成交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