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倾向与研究方法的重要成果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一些进步的史学家注意运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考察历史，得到了新的发现，取得了新的成就。

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侯外庐等著名历史学者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推进了史学的进步。李大钊的一系列最早介绍唯物史观的论文、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范文澜主编的《中国通史》、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是具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名著，可以看作新史学的纪念碑。其中，关于秦汉史的论述，大多作为论说重心，倾注了作者的颇多心力，尽管许多结论可以因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有所修正，但仍然是我们应当重视的。

还应当看到，后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以马克思主义为标榜的史学有缺乏学术原则而强行附和于政治的倾向。史学界曾经纠缠于没有学术意义的争论之中，史学研究公式化的倾向形成显著的影响。在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服务于政治阴谋的所谓“影射史学”曾经盛行一时。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的这种反常的倾向，对秦汉史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1978年，由学界参与倡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史坛也形成了积极的冲击。而史学因此发生的重要进步，思想之自由，精神之自立，也是表现之一。

史学的学术自由，表现为若干学术禁区被打破，若干学术定说受到质疑，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得以开拓，一些新的学术方法得以采用，一些新的学术观点得以提出。当时的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解放思想，推陈出新，史学领域呈现出鲜明体现时代风格的学术气象。洗刷极左思想在史学研究方面的遗毒，引进世界史学的优秀成果，借鉴国外新的研究方法，一时促成了新的学术风气，随即又催生了一些优异的研究成果。其中有些论题，是传统史学从来未曾涉及的。有些以往讨论过的问题，也因视角和方法有所更新，论证得以别开生面。于是，中国史学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学术形象明显有所改观。中国秦汉史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走向新的繁荣的。

史学的学术自立，表现为史学必须为政治服务的观念已经被多数学者从内心摒弃，史学实际上成为政治附庸的情形，已经被看做是一种非正常的、非科学的现象。对“影射史学”的批判不仅在政治意义上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从学术史的角度看，实际上也有助于唤醒历史学者追求真正的学术创造和学术发展的意识。

中国史学久有服务于政治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历来有“鉴古知今”的说法。其意义，却往往只局限于政治生活。历史知识的主体内容，是政治史。熟悉政治史，借鉴历史上政治斗争的得失与成败，记取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以应用于现实政治生活，是中国千百年来相沿已久的历史学的定义。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代张九龄的《千秋金鉴录》、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明代张居正的《帝鉴图说》等，其中的所谓“鉴”，都是这个意思。历史，被有识见的政治活动家看作现实的镜子。历史知识被看做可以应用于现今的积累与存储政治经验、政治智慧的宝库。这样的观念，固然曾经使史学具有显赫的地位，却仍然抹杀、否定了史学的真正的文化价值。古来曾多有史家对抗政治强权以谋求“自立”的事迹，但是其历史视野和学术眼光仍不免为政治史所局限。乾嘉时期一些学者使学术离开政治的倾向，曾经受到“为学术而学术的客观主义”的批评。其实，他们以当时可能的方式表现“自立之精神”的努力，是应当肯定的。

1978年以来，历史主要是政治史的定式终于被动摇，是史学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就秦汉史的研究来说，秦汉社会生活、秦汉经济水准、秦汉思想文化、秦汉民间礼俗，等等，都开始成为诸多学者关注的对象。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可以说，史学健康发展的道路越来越开阔。一批批较高质量的论著相继问世，反映了史坛新的学术繁荣。在有些领域，如社会生活史、民俗史、人口史、生态史等方面，学术创新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秦汉史研究的进步，也是突出的。(www.xing528.com)

不过，我们又看到，在政治生活对史学研究的影响和限制已经逐渐淡薄的另一面，经济生活对史学研究的干扰和冲击愈益明显。在经济力量的作用下，学者往往难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学术研究。检点已经面世的史学论著中，可以看到多有次质、劣质的出版物夹杂其中。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学者，也常常不得不以相当多的精力从事较低层次的写作。于是从总体上说，造成了社会学术实力的某种浪费。

秦汉史学者克服这种干扰的努力，通过相继面世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可以得到体现。

20世纪以来，一些史学家注重借用西方的研究方法，以运用于中国史学的研究，章太炎的《中国通史略例》《近史商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等，都是这种努力的成果。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学者，也进行了发展近代新史学方法的探索。

王国维在史学方法论革新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就是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古史新证》第一章“总论”）。王国维提出的这一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有重要的影响。1934年，陈寅恪曾经概括王国维等人所倡起的新史学方法的文化特征：“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他认为，这一进步，“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地下之实物”“异族之故书”以及“外来之观念”得到重视并加以利用，体现出20世纪的新史学对于18世纪、19世纪的历史性超越。陈氏“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的说法，对于史学的成就和影响而言，既是对20世纪前三四十年的客观总结，也是对20世纪后六七十年的英明预言。

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继承了以乾嘉学派为旗帜的传统史学的基本方法，同时又受到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其内涵得到充实，其原则也实现了理论的升华。体现出世界文化影响的现代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学科的进步，也对中国史学的进步形成了积极的推进作用。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等新的学术领域的扩展和新的学术宝库的开掘，特别是因现代田野考古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考古文物新资料层出不穷，使史学得到了空前优越的发展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秦汉史研究较中国古代史的其他断代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说是卓然可观的。

中国秦汉史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之处，比较突出地表现在国际交流依然有限，海外优秀研究成果往往不能及时译介。这一弱点在大陆学者中表现尤为突出。当然，这种学术交流的不足，表现在互相交往的两方面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