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史研究成果检阅及主编孙毓棠的学术成就

由于秦汉历史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20世纪的中国史研究者，多以相当多的精力关注秦汉史。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论著数量较多。多种通史中，秦汉史的部分都倾注了著者诸多心血，表现出深厚的研究功力。王伯祥等完成编集、顾颉刚1935年为之作序的《二十五史补编》，共有22个部分，所采录的著作：一“史记部分”8种；二“汉书部分”28种；三“后汉书部分”27种；四“三国志部分”20种；五“晋书部分”45种；六“宋书部分”9种；七“南齐书部分”4种；八“梁书部分”3种；九“陈书部分”3种；十“魏书部分”12种；十一“北齐书部分”3种；十二“周书部分”3种；十三“隋书部分”7种；十四“南北史部分”7种；十五“两唐书部分”14种；十六“两五代史部分”16种；十七“宋史部分”7种；十八“辽史部分”9种；十九“金史部分”6种；二十“元史部分”5种；二十一“宋辽金元四史部分”3种；二十二“明史部分”6种。另有附录“增补史目表”。在所列244种中，“前四史”83种，占总种数的34.02%。然而就篇幅计，“前四史”3300页，占总页数8866页的37.22%。而“前四史”从数量说，是“二十五史”的16%。秦汉时期441年，只占秦统一至明末前后合计1865年的23.65%。由此可以知道，顾颉刚所称“今昔诸贤为学术工作之苦心”体现的对不同断代关注度的学术取向。顾颉刚说：“有宋以还，治史者多殚心《史》《汉》，表志补正之作，以《史》《汉》为最富。此自个人工作言之，固为美满之成就，而自史界全体观之，则颇违于详近略远之旨。此后要当留心近古诸史，毋使数十年后，书肆赓续编辑，仍有材料不平均之憾……”（顾颉刚：《二十五史补编序》，二十五史刊行委员会编：《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用开明书店原版1955年重印版，第3页）。其实我们知道，这种“不平均”，与秦汉的历史地位与历史影响有关。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主要研究其他断代史的著名学者在秦汉史方面的成就。著名明清史大家谢国桢，著有《两汉社会生活概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还有《西汉碑刻砖瓦拓本辑录》《片石零金集》等。著名经济史大家孙毓棠对于中国近代史贡献突出，他编辑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是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中较早出版的一种，在国内外产生过很大影响。孙毓棠也曾致力于秦汉史研究，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主编。吴树平编定的《孙毓棠学术论文集》收入论文20篇，其中14篇是秦汉史论作（中华书局1995年版）。他创作的近800行的诗作《宝马》，被称为现代诗中第一首叙事长诗，是描写汉武帝时期远征大宛战争的名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著名宋史大家漆侠也有《秦汉农民战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传世，被看做农民战争史研究的经典。宁可的学术成就，“仅就史学而言，曾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等学术领域发表过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郝春文：《〈庆祝宁可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他以“敦煌学和隋唐五代史”闻名海内外，然而其“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成就，多有秦汉史方面的学术贡献。如《汉代农业生产漫谈》（《光明日报》1979年4月10日），《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数字》（《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2期），《汉代的社》（《文史》第9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关于〈汉侍亭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文物》1982年12期）以及《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等。他还曾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秦汉史部分副主编。清史大家王思治曾发表《关于两汉社会性质问题的探讨》（《历史研究》1955年1期）、《再论汉代是奴隶社会》（《历史研究》1956年9期），论证汉代社会性质的著名论文。

对秦汉史的重视，体现在多方面。对秦汉历史文化的细致探索和宏观考察，是史家共同重视的学术主题。

即以秦汉政治体制继承关系为例，瞿兑之写道：“通而论之，由秦始皇以至汉宣帝，总为第一期，其治体倾向，大都相似，乃撷取儒法两家所长以成一统之规”（《秦汉史纂》，鼎文书局1979年版，第327页）。何兹全说：“由刘邦和他的集团所建立起来的汉帝国，基本上可以说是秦帝国的延续。”他也是将汉初情形与秦比较：“不同的是：汉帝国没有像秦帝国那样彻底的废除封国制度，而是采取和分权势力妥协的政策，在统一帝国内，部分的恢复了封国制。另外，汉帝国的统治者起自民间，参加过秦末的农民大起义，知道人民力量的强大，因之对人民采取了让步的减轻压迫、减轻剥削的政策”（《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45页至第146页）。田昌五、安作璋的表述是这样的：“汉初除分封诸侯王与秦有别外，不过是由一批新的军事封君地主的统治代替秦朝的官僚勋贵和军功地主而已。如此说来，秦汉到底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呢？曰：差别还是有的。秦法令繁苛，汉初逐步予以剔除；秦赋役繁重，汉初有所减轻；秦朝的征戍和兴作在汉初就更少见了。加以不复授田、土地私有，农民的处境大有改善，他们已是真正的自耕农民了。因此就出现了‘汉兴七十年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则民人给家足’的景象”（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自秦开始的专制政体的深刻的历史作用，为人们所重视。李约瑟这样写道：“（法家）以编订‘法律’为务，并认为自己主要的责任是以封建官僚国家来代替封建体制。他们倡导的极权主义颇近于法西斯，正如我们在前面〔第六章（b）〕已经提到的，后来当秦朝因做得过头而为汉朝所取代时，法家遭到了失败”（李约瑟著，王铃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对于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中的位置，学者多有论说。瞿兑之就“统一”“一统”政治格局的创立评价秦汉的地位：“六国不能统一之业，而秦卒能成之者，秦之处心积虑，自强而力征。其政策相传，绵延不懈，而前后一致，非诸国所能及也。”“中国成为一统国，自秦启之，而汉承之，虽遇乱世，终犹心焉一统，人人皆拭目翘足以为庶几复见太平。二千年来如一日，此又秦汉之所赐也”（《秦汉史纂》，鼎文书局1979年版，第318页，第327页）。吕思勉则就“民族关系”言秦汉历史特征：“战国之世，我与骑寇争，尚不甚烈，秦以后则不然矣。秦、汉之世，盖我恃役物之力之优，以战胜异族。自晋以后，则因社会之病状日深，而转为异族所征服者也。故曰：以民族关系论，汉、晋之间，亦为史事一大界也”（《秦汉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页）。田昌五、安作璋指出：“秦汉是中国封建社会奠基的时代，后代的许多社会制度都渊源于秦汉，特别是秦到西汉时期。因此，秦汉史历来都是学者所重视和研究的领域。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界讨论的五个重大历史问题，即：古史分期问题、封建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有四个涉及秦汉时期。此外，还有学者认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于战国秦汉时期，由此可见秦汉史受重视的程度。所以，在以往的断代史研究中，秦汉史的文章和论著也是比较多的”（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林剑鸣《秦汉史》第一章“绪论”第一节讨论“秦汉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讲了三个方面：第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第二，专制制度的形成和文化思想的统一；第三，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基本规律。最后一点，论者是这样阐述的：“秦汉时期所表现出的重要特点和规律，在以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一再反复出现。换句话说：在秦汉以后两千年封建社会中，文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所表现出的主要特点和规律，在秦汉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所以，研究秦汉时期文明发展的特点和阶级斗争的规律，对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全部历史都具有重要作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至第11页）。对于“封建社会”的概念，我们已经有了新的认识。而对于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主线的观察和思考，后来的史学论著已经有所超越。

大致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全面研究与综合总结秦汉时期历史的学术专著陆续有多种出版，并且形成了比较显著的社会文化影响。如翦伯赞《中国史纲》第2卷《秦汉史》（重庆大呼出版公司1946年版），吕思勉《秦汉史》（开明书店1947年版），李源澄《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恭禄《中国史》第2册《秦汉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何兹全《秦汉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劳榦《秦汉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5年版），钱穆《秦汉史》（香港九龙1966年版），姚秀彦《秦汉史》（台北市三民书局1975年版），瞿兑之《秦汉史纂》（鼎文书局1979年版），邹纪万《秦汉史》（长桥出版社1979年版），林剑鸣《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马非百《秦集史》（中华书局1982年版），翦伯赞《秦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林剑鸣《秦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林剑鸣《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版），田昌五、安作璋主编《秦汉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林剑鸣、赵宏《秦汉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林剑鸣《新编秦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林剑鸣《秦汉史》（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等。(www.xing528.com)

百卷本《中国全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中关于秦汉史的10种由岳庆平主编，也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学术影响。这10种专著是：佟建寅《中国秦汉政治史》，冷鹏飞《中国秦汉经济史》，颜吾芟《中国秦汉军事史》，张国华《中国秦汉思想史》，黎家勇等《中国秦汉宗教史》，岳庆平《中国秦汉习俗史》，董粉和《中国秦汉科技史》，肖川等《中国秦汉教育史》，吴炜华《中国秦汉文学史》，岳庆平等《中国秦汉艺术史》。

对秦汉时期某一历史文化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的论著，又有：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广业书社1928年版），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贺昌群《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李剑农《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7年版），陈直《两汉经济史料论丛》（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文焕然《秦汉时代黄河中下游气候研究》（商务印书馆1959年），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三联书店1962年版），马大英《汉代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版），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齐鲁书社1984年版），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钱剑夫《秦汉赋役制度考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王仲殊《汉代考古学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版），朱绍侯《秦汉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柳春藩《秦汉封国食邑赐爵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林剑鸣、余华青、周天游、黄留珠《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黄留珠《秦汉仕进制度》（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韩养民《秦汉文化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金春峰《汉代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黄今言《秦汉赋役制度研究》（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张孟伦《汉魏人名考》（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彭卫《汉代婚姻形态》（三秦出版社1988年版），谢天佑《秦汉经济政策与经济思想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林甘泉主编《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熊铁基《秦汉军事制度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丁启阵《秦汉方言》（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宋治民《汉代手工业》（巴蜀书社1992年版），孔庆明《秦汉法律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安作璋《秦汉官吏法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黄今言《秦汉军制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汤志钧、华友根、承载、钱杭《西汉经学与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李如森《汉代丧葬制度》（吉林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王铁《汉代学术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方诗铭《曹操·袁绍·黄巾》（上海社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马新《两汉乡村社会史》（齐鲁学刊1997年版），樊志民《秦农业历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7年版），彭卫《汉代社会风尚研究》（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王子今《秦汉区域文化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林甘泉主编《秦汉经济史》（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等。关于秦汉人物和秦汉典籍研究的论著还有许多，不必一一列举。

学术影响比较显著的以秦汉史为研究主题的学术论文集，我们还看到：张春树《汉代边疆史论集》（食货出版社1977年版），王思治《两汉社会性质问题及其他》（三联书店1980年版），张维华《汉史论集》（齐鲁书社1980年版），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林斡编《匈奴史论文选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贺昌群史学论著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俞伟超《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张传玺《秦汉问题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韩连琪《先秦两汉史论丛》（齐鲁书社1986年版），邢义田《秦汉史论稿》（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陈直《文物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朱绍侯《雏飞集》（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吴树平《秦汉文献研究》（齐鲁书社1988年版），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版），吴荣曾《先秦两汉史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张荣芳《秦汉史论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高敏《秦汉史探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廖伯源《历史与制度：汉代政治制度试释》（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等，都有一定的学术影响。

1981年以来，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辑的《秦汉史论丛》已经相继由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北大学出版社、法律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7辑，收入论文184篇。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秦文化论丛》，也受到学者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