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研究的新进展-秦汉历史文献整理及考古成就

20世纪以来，经过几代学者的辛勤努力，有关秦汉历史的基本文献资料大多经过整理，为秦汉史研究者提供了基础条件。

中华书局标点校勘本“二十四史中”的“前四史”，特别将《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后汉书》李贤注、《三国志》裴松之注排在正文之下，研读比较方便。“前四史”的人名索引和地名索引最早出版，成为学者欢迎的工具书。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与《后汉书集解》、卢弼《三国志集解》等也有影印本出版。其他包涵丰富秦汉史料的古籍如《东观汉记》《八家后汉书》《后汉纪》《华阳国志》《汉官六种》《秦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也都经整理，有标点本出版。《淮南子》《春秋繁露》《氾胜之书》《盐铁论》《方言》《九章算术》《白虎通》《论衡》《风俗通义》《潜夫论》《四民月令》等古籍的校注出版，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对于秦汉古籍的整理校注，郭沫若、冉昭德、黄晖、陈直、王利器、吴树平、周天游等学者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考古工作的成就，使一些新的历史资料得以面世，使秦汉史研究的资料空前丰富。其中，文字资料的价值更引人注目。简帛资料的发现和研究，因其内容丰富，数量浩大，有特别值得肯定的意义。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汉代简牍有数次比较集中的发现。楼兰、尼雅、敦煌、酒泉简牍的发现，曾经震动学界。20世纪以来，云梦睡虎地秦简、青川郝家坪秦牍、天水放马滩秦简及木板地图的发现，使人们对秦史的认识上升到新的阶段。居延汉简、敦煌汉简、武威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简、定县汉简、阜阳汉简、大通汉简、江陵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的出土和整理，使得汉代历史的研究开阔了新的视野。

简牍文书中有大量的政治史资料。特别是以当时政府公文为主的官文书，作为政治史料的价值尤为可贵。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其中的法律文书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效律》和《秦律杂抄》三种，均属于秦律。根据文献记载，秦律是商鞅在李悝《法经》的基础上制定的。据说早期秦律本有《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经过历年增益补充，后来又成为汉代“九章律”的基础。睡虎地秦简中秦代律书的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文化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中的法律文书，也有许多宝贵的资料可以帮助我们真切地认识当时社会的政治背景。

对于秦的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学界历来看作重大课题，然而始终众说纷纭，甚至多有完全对立的意见。睡虎地秦简中法律文书的出土，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简牍资料中有许多可以使我们较全面地认识当时社会生活风貌的内容。例如，民间用简牍书写的书信，就是值得珍视的重要的社会史料。睡虎地4号秦墓出土2件木牍，是现已发现年代最早的两封家信。居延汉简中，也可以看到民间私人书信的实例。

简牍资料中包括许多可以反映当时经济形态和经济水平的重要内容。利用简牍资料研究当时经济生活状况的论著在简牍学成果中占有较大比重。

应当说，能够最为充分、最为具体地反映汉代军事制度和军事活动的文字记录，也正是简牍中的军事史料。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中出土的军事文书，所记载的内容包括当时的军事律令或作战条例，也就是军法或军令。其中具体的构成，包括有关部曲编制，以及使用金鼓、旗帜等操练士兵、陈师部列的规定，也有对军功的爵赏和违反军纪者的惩罚的详细条文。通过上孙家寨汉简简文，可以知道当时军队编制的单位名称有：校，左部，右部，前曲，后曲，左官，右官，前队，后队，伍等。居延汉简中有大批与军事活动有关的簿籍文书，可以反映军队的装备情形、编制状况、管理制度、考绩方法等。这些资料，对于研究当时的军事历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这样具体的军事组织形式，我们仅仅通过史籍中的片断记载，是很难得到如此详尽的认识的。

1957年，劳榦《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在台北出版。三年之后，1960年，他的《居延汉简考释》也得以面世。1959年，在陈梦家主持下，据马衡保存的148版图版，计2500多枚简牍，整理出版了《居延汉简甲编》。《甲编》中所收部分简牍，是劳榦的《考释》中所没有的。以以上这两部书，以及贝格曼去世后由斯德哥尔摩民族学博物馆东洋部部长索马斯特勒姆（Bo Sommarstrom）整理出版的《蒙古利亚额济纳河流域考古研究》为依据，内容完整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得以于1980年出版。

《居延汉简甲乙编》出版后，使简牍学研究领域的拓宽得到了新的条件，许多研究者相继发表了有关居延汉简的专著和论文，也有简牍学者对这部书的释文提出了商榷意见。《居延汉简甲乙编》比过去各种居延汉简的版本都表现出显著的进步，对《居延汉简考释》和《居延汉简甲编》释文中的许多错误有所改正，在其他方面也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但是，这部书仍然存在若干缺陷。为了更好地发挥居延汉简的史料价值，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三位学者仔细对照不同版本的居延汉简释文，认真研究简文的具体内容，并且尽可能地吸取了国内外有关居延汉简的研究成果（如裘锡圭《〈居延汉简甲乙编〉释文商榷》等），出版了《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列入文物出版社的“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系列图书中。

1972年至1976年，居延考古队调查和发掘所得到的部分简牍资料，在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汉简研究文集》所收论文中，已经可以看到若干有关研究成果。1988年，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新简释粹》（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又选释了一部分重要的简文。1990年，《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由文物出版社以“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系列图书之一出版。

文物出版社的“秦汉魏晋出土文献”系列图书现在已经出版的数种，都可以称作国内学术界从事简牍科学整理与简牍科学研究的重要成果，亦成为治秦汉史学者的必备书。如：

①《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林梅村、李均明编，1983年版；

②《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林梅村编，1985年版；

③《银雀山汉简释文》，吴九龙释，1985年版；

④《居延汉简释文合校》，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合校，1987年版；

⑤《沙海古卷：中国所出法卢文书（初集）》，林梅村编，1988年版；(www.xing528.com)

⑥《居延新简：甲渠侯官与第四燧》，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合编，1990年版。

⑦《散见简牍合集》，李均明、何双全编，1990年版；

云梦睡虎地秦简出土之后，当时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专家进行整理。1978年，有《睡虎地秦墓竹简》平装本出版，不过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当时没有收入。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精装本则将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的10种简牍资料全部收齐，包括全部照片、释文、注释，其中6种并附有语译。

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银雀山汉墓竹简（一）》，发表了银雀山汉简的部分照片。

中华书局1991年出版的《敦煌汉简》，收入了自斯坦因以来8次出土的2485枚简，并附有《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校释过程中，参考了沙畹、马伯乐、劳榦、夏鼐、大庭脩、林梅村和李均明等简牍学者的释文。

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居延新简》，收录了1972年至1982年于居延甲渠侯官、甲渠塞第四燧及三十井次东燧等处遗址所得简牍。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8年印行的《居延汉简补编》，将藏于该所的1930年、1931年居延汉简在核对原简的基础上重新刊布图版和释文，补充了过去的遗漏，澄清了以往存在的疑问和错误。

近数十年出版的影响比较大的简牍研究的学术论著，有劳榦《劳榦学术论文集甲编》（艺文印书馆1976年版），马先醒《汉简与汉代城市》（简牍社1976年版）及《简牍论集》（简牍学社1977年版），陈梦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版），陈直《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4年版），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简牍官文书考证》（文津出版社1998年）等，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一书的第二十六章“简牍”以及第二十八章“文字”（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其实是对于当时战国时期和秦代简牍资料的最新认识的科学总结。

李学勤主编的《简牍研究》已由法律出版社和广西教育出版社相继出版多辑。这样一种专门的简牍研究学刊的出现，无疑有益于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简牍学研究》等学术刊物的出版，也成为推促出土文献研究的条件。

陕西西安一批秦封泥资料的发现，吸引了诸多学者的学术目光。《考古与文物》1997年1期和《西北大学学报》1997年1期报道了这一发现。《西北大学学报》还刊发了一组文章，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集中的展示。李学勤《秦封泥与秦印》一文指出，这批秦封泥的发现，“对研究当时职官、地理、文字等方面，有非常珍贵的价值”。这批封泥也为秦玺印、秦封泥的断代、确认，提供了直接的资料。张懋镕《试论西安北郊出土封泥的时代和意义》分析了这批封泥的年代和价值，认为这批资料的面世，是100多年来封泥发现史上最为辉煌的一次，其意义可以与云梦秦简的发现相媲美。黄留珠《秦封泥窥管》、周伟洲《新发现的秦封泥与秦代郡县制》、余华青《新发现的封泥资料与秦汉宦官制度研究》、周天游《秦乐府新议》、周晓陆等《秦汉封泥对读》、路东之《秦封泥图例》等，也都对这一重要发现各陈新见。

刘信芳等编著《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出版，为秦史研究者提供了必要的资料。编著者“在原报道的基础上，吸收有关讨论的成果，订正失误，并增加简文摹本和检索”，对于认识和掌握这批资料创造了便利的条件。

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在发掘者、整理者和出版者的共同努力下，以相当快的速度，使《尹湾汉墓简牍》（中华书局1997年版）一书及早面世。研究尹湾简牍的论著相继发表，成为秦汉考古资料受到特殊重视的又一例证。

周振鹤《西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典型实例——读尹湾六号汉墓出土木牍》在肯定尹湾汉墓简牍重要的证史、补史作用以及论述一号、二号木牍所载资料的年代断限之外，还就“由吏员配备看县乡亭里制度”“县级行政区划的等第”“由亭的数目看县邑侯国幅员大小与吏员总数的多少”“盐铁官性质与盐官的数目”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的考论（《学术月刊》1997年5期）。张金光《秦乡官制度及乡、亭、里的关系》一文，运用多种秦汉考古资料，其中也包括尹湾汉墓出土简牍（《历史研究》1997年6期）。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一文的撰成，尹湾简牍也是基本资料之一（《历史研究》1997年4期）。谢桂华《尹湾汉墓简牍和西汉地方行政制度》（《文物》1997年1期）及《尹湾汉墓新出〈集簿〉考述》（《中国史研究》1997年2期），高敏《试论尹湾汉墓出土〈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的史料价值——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一》（《郑州大学学报》1997年2期）及《〈集簿〉的释读、质疑与意义探讨——读尹湾汉简札记之二》（《史学月刊》1997年5期），刘乐贤《尹湾汉简“行道吉凶”初探》（《中国史研究》1997年4期）等，都体现出积极可贵的研究热忱。尹湾汉简的研究，在今后还会有突出的进步。尹湾汉墓出土《神乌赋》受到许多研究者重视。裘锡圭《〈神乌赋〉初探》（《文物》1997年1期），刘乐贤等《尹湾汉简〈神乌赋〉与禽鸟夺巢故事》（《文物》1997年1期），伏俊连《从新出土的〈神乌赋〉看民间故事赋的产生、特征及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西北师大学报》1997年6期），万光治《尹湾汉简〈神乌赋〉研究》（《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3期），马青芳《〈神乌赋〉的生命价值观及其悲剧意义》（《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3期）等，都是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就出土简牍的部分内容，在短时间内有如此集中的论文发表，已经十分罕见，而研究者的视点不仅限于具体史事，同时关注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尤其令秦汉史学界欣幸。

1997年9月出版的《大陆杂志》第95卷第3期，集中刊发了3篇研究尹湾简牍资料的高质量的学术论文：邢义田《尹湾汉墓木牍文书的名称和性质——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出土简牍读记之一》、廖伯源《尹湾汉墓简牍与汉代郡县属吏制度》，纪安诺《尹湾新出土行政文书的性质与汉代地方行政》。大陆新出简牍资料的发表在海峡对岸迅速引起的学术回应，似乎象征两岸学术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有关尹湾汉墓简牍提供的政治史资料的研究，还有卜宪群《西汉东海郡吏员设置考述》（《中国史研究》1998年1期），高敏《尹湾汉简〈考绩簿〉所载给我们的启示》（《郑州大学学报》1998年3期），黎明钊《东汉郡功曹及五官椽之职掌》（《逮耀东教授退休纪念史学论文集》，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版）等。高大伦《尹湾汉墓木牍〈集簿〉中户口统计资料研究》（《历史研究》1998年5期）一文指出，尹湾汉墓出土《集簿》中的户口统计资料，从人口年龄段分布、获流数、性别比，到高年受杖人数，都与当时实际情形有较大出入，在使用这些统计数字时，应当慎之又慎。不过，虽然这些资料可能存在着严重的失实，但对其价值和意义也应给予充分估计。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通过文献记载所未知的汉代户口统计上所设项目和内容，警醒我们重新审视《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人口数，也证实了史书中有关户口统计中弄虚作假之风的记载是可信的，进而知道了一些作假的手法。

汉代经学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都有久远的影响，然而多年异见纷陈，其学术史的真相不能十分明了。高明在《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一文中，利用考古发现的汉代简帛经书，澄清了若干疑点，为进一步开展有关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考古与文物》1997年6期）。

还应当指出，20世纪最后10年秦汉史研究中的不足，或许亦首先表现在一些学者对于及时就新的考古发现展开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敦煌汉简》和《居延新简》出版后，尚少有就此进行研究的学术力作问世。湖北江陵张家山汉简年代为汉初的《奏谳书》，一部分已经于1993年发表（《文物》1993年8期），另一部分发表于《文物》1995年3期，李学勤同时分别发表了《〈奏谳书〉解说》上篇和《〈奏谳书〉解说》下篇。此外，除彭浩《谈〈奏谳书〉中秦代和东周时期的案例》（《文物》1995年3期）外，有关研究成果似亦不多见。这一情形和海外学界的研究热忱的对比，似乎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