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

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进入20世纪之后，中国史学摆脱了学术旧传统的严重束缚，面貌为之一新。经历了学术发展的曲折路径后，秦汉史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

促成这一学术进步的重要条件，包括先进理论的指导、考察视界的开拓、基本史料的整理、考古收获的运用以及科学方法的借取等。这种学术进步的表现，在于秦汉史研究论著的数量远远超过此前任何一个百年，其中亦不乏质量上乘之作。应当说，迈入21世纪时，学界对秦汉社会历史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已经较前代丰富得多，深刻得多。当然，由于种种原因，20世纪秦汉史研究依然有若干不尽人意之处。而21世纪因新的研究力量的成长和新的社会条件的改善，秦汉史研究的新的、历史性的进步，已经显现。这一进步，是在20世纪学术成就的基础上实现的。

在将近世纪之交的年代，已经有学者对秦汉史研究的历程进行了有意义的学术回顾和学术总结。现在重新了解他们的分析，依然是有意义的。

周天游《秦汉史研究概要》（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的“秦汉史研究概述”部分较早进行了20世纪秦汉史研究的综述，其资料截止于1986年。(www.xing528.com)

张传玺《秦汉史研究九十年评述》是20世纪学术回顾中年代跨度较大，且完成较早的、较全面的秦汉史研究概况的总结。20世纪秦汉史研究基本状况，已经被较为清晰地勾画出来（《秦汉史论丛》第6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龚留柱《评半个世纪以来“秦汉史”编纂之得失》一文，比较分析了20世纪后期大致近50年面世的12种以“秦汉史”为题的断代史专著，分别指出了其成败优劣。对于总体学术形势，作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不断克服‘左’倾思想的干扰，逐渐走向成熟，实证派史学家和西方史学家的著作特点鲜明，与前者呈现出不同的旨趣和风格”的大体概括。作者希望，21世纪的新的秦汉史研究，“不仅要打破思想上的封闭性，更新治史方法，拓宽研究领域，也需要改造体裁形式，使之既是科学的，又是艺术的，让社会大众感到可亲、可爱、可信（《史学月刊》1997年6期）。这样的分析是客观的，所言期待是恳切的。

林甘泉《继承·探索·创新：读〈中国通史〉第四卷〈中古时代·秦汉时期〉》是一篇长篇书评，然而其中可以透见作者关于秦汉史研究的若干重大问题的深刻思考，鲜明地阐说了作者有关秦汉史研究的一些思想原则。作者开篇就写道，编撰秦汉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要不要阐明秦汉时期是什么性质的社会？“只有掌握与一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一基本线索，才能揭示其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作者认为，不应当反对有些学者在编撰中国通史时采用社会经济形态以外的历史分期，但是，有志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编撰中国通史的学者，还是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在作者看来，“封建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虽然在战国时代已经形成，可是封建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只有到了汉武帝时期才真正得到了巩固”（《史学史研究》1997年2期）。其观点显然是经过对秦汉史研究学术形势的认真总结有感而发的，今天依然值得学界重视。

美国学者张春树《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一文，对西方28年来的秦汉史研究进行了总结（《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4期）。这样的总结，显然也有利于大陆治秦汉史者进行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