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使者在丧葬中的作用

学者已经注意到，汉景帝中二年（前148）颁布了一道令：

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国，大鸿胪奏谥、洡、策。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谥、洡、策。王薨，遣光禄大夫吊、襚、祠、赗，视丧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吊、祠，视丧事，因立嗣。其葬，国得发民挽丧、穿复土，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15]。

该令主要是对王、侯薨逝的礼仪规定：诸侯王薨逝，由典客（大鸿胪）奏上谥、诔^[16]，派出比二千石的大夫作为使者吊丧、祭祀，赗以衣物、车马，并“视丧事”，立嗣子。列侯薨逝，亦有秩级较低的使者进行上述活动。下葬时，允许征发国内民众牵引丧车、穿复土以治冢，但不能超过三百人。

此令颇受学者瞩目，认为皇帝派遣使者参与丧事是维持人际关系的行为^[17]；也有学者推测，“视丧事”即监督丧葬或限制丧葬费用^[18]。“视丧事”是否起到了监督作用？监督的依据、内容为何？还有待论实。

第一，“视丧事”确有监督作用。这在武帝元鼎三年（前114）常山宪王之丧中可见：

汉使者视宪王丧，棁自言宪王病时，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勃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天子遣大行骞验问，逮诸证者，王又匿之^[19]。

汉使者视丧时，一向受到排挤的宪王庶长子税向使者自言，陈述宪王王后、太子在宪王丧葬时的违礼之举。而“自言”的对象是有着严格规定的：

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20]

自言县丞尉者，应到郡，刺史不察；自言二千石及县令长者，应到刺史治所；自言诉冤、盗贼、辞讼事者，应向刺史的各相关从事报告处理。学者认为，“接受自言的范围在汉代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越职”^[21]。换言之，刘税想要揭发王后、太子丧葬违礼之举，就只能向相关负责人自言。《二年律令·置吏律》可为补充：“官各有辨，非其官事勿敢为，非其所听勿敢听。诸使而传不名取卒、甲兵、禾稼志者，勿敢擅予。”^[22]前半简规定，什么官管什么事，职责以外的不该管；后半简规定，使者只能在文书规定的职权范围之内行事。庶长子税能向使者自言、使者能接受自言，说明王后、太子在丧葬时的违礼之举在“视丧事”的监察范围内。(www.xing528.com)

此外，刘勃罪状的书写方式值得注意：“不侍”“私奸，饮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牢视囚”，《史记·五宗世家》文略不同。这些都是丧葬时违礼之举。各项小罪之间没有明显的因果联系，罪状记录又十分详细，史家在书其罪状时应有所本，很可能参考档案记录。而官方档案记录应当来自庶长子税通过“自言”，即向使者告发时的文书留存。

第二，监督的依据与内容，来源于法律。汉景帝后二年“（武原侯）不害坐葬过律，国除。”^[23]“葬过律”之“律”为何？由传世文献可窥知为丧葬相关律文。《周礼·春官·冢人》：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郑玄注：“《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24]郑玄所引东汉律文，是对爵级与相应坟高的规定，或许与“葬过律”之律条相关。文帝时期的睡虎地M77有律名确定的《葬律》出土，目前公布的五简是对彻侯葬制的规定，详尽覆盖了衣衾、祭奠、棺椁、墓地建设等^[25]。高崇文提出：“《葬律》规定的彻侯大敛奠、迁祖奠、大遣奠时使用大牢的祭奠制度，在软侯利苍、沅陵侯吴阳墓所用鼎制中得到印证。”^[26]既有行之有效的《葬律》，又有违法者“坐葬过律”，在丧葬活动中应当有监督、执法者的出现。汉景帝中二年令的“视丧事”使者，换言之即常山宪王之丧时出现的“汉使者视宪王丧”，应当根据丧葬相关律令发挥了监督作用。

在所有监督事务中，使者应对有罪诸侯王丧葬礼制予以特别注意，这一监督作用在诸侯王葬制中有迹可循。刘尊志在整理谋反诸侯王的丧葬后提出，“两汉朝廷关于谋反诸侯王的丧葬制度，有着诸多不同于正常死亡诸侯王的规定和要求”^[27]。双乳山一号墓的种种异常现象，或许是“规定和要求”的体现。发掘者指出：尽管该墓规格极大、有诸侯王气象，但同时有明显的未完工迹象，随葬玉器极少，未使用诸侯王墓多见的玉衣。双乳山一号墓具备了王墓的规格，但却没有达到诸侯王一级的礼仪制度，可总结为“降礼以葬”^[28]。

“降礼以葬”在有罪诸侯王的丧葬中普遍可见。文帝时有淮南王长“以列侯葬”、王莽时功崇公宗“以诸伯之礼葬于故同榖城郡”、明帝时楚王英“以诸侯礼葬于泾”。刘尊志总结了有罪诸侯王墓葬的特点：“等级身份降格，葬礼、葬仪简化，殓葬及其他玉器极少，不见玉衣，等等。”^[29]近期公布的刘贺墓的材料也部分反映以上特点。整理者说：“丧葬用玉，只有玉枕、琉璃席、玉眼罩、玛瑙鼻塞、玉勒以及个别初步加工的玉璧，未出土成套的玉敛具，但有大量尚未加工成器的玉片和玉材，它们中相当部分可能计划用来作为丧葬用玉。”^[30]学者曾整理琉璃席的使用情况，认为“琉璃席甚至比列侯身份可用的葬具更为低等”^[31]。刘贺墓部分随葬品的使用，应当也是“降礼以葬”的反映^[32]。

在奢葬成风的背景下，降礼以葬有悖于人情，丧家不会乐于减损逝者的丧葬规格，需要有“视丧事”使者的督责。以碎玉剑璏而言，或许是在使者监督下放入的。《周礼·春官·典瑞》有：“大丧，共饭玉、含玉、赠玉。”郑注：“饭玉，碎玉以杂米也。”^[33]学者认为，破碎玉剑璏是饭玉，剑璏乃佩剑带扣，用特意破碎的玉剑璏作为饭玉，是刘宽“以刃自刭死”的写照^[34]。值得注意的是，双乳山一号墓亦出蝉形玉含，位于碎玉剑璏之上。死者口中放置蝉形玉含，是汉代流行的葬俗。学者指出，“自西汉中期以来，出土蝉形口琀的墓葬中基本未发现其他的口部葬玉”^[35]。双乳山一号墓碎玉剑璏和蝉形玉含共出是极为少见的。如果没有改变死者葬制的需要，已有蝉形玉含之后，无须多此一举的碎玉剑璏。更何况碎玉剑璏置于死者颈部，很自然能联系到文献所谓“以刃自刭死”。若丧葬纯由丧家主持，全无使者干预，多此一举的碎玉及碎玉置于颈部都是不可思议的。

至于碎玉剑璏的具体含义、是否由中央提供，目前仅能推测。饭、琀等关乎礼仪等级的随葬品，或由中央提供：东汉袁逢之葬，“赐以珠画特诏祕器，饭含”^[36]；太尉刘宽之葬“赐琀赗禭，有加典礼”^[37]。通过赐饭含以示哀荣，这是合于常情的。反观刘宽之事，“祠祭祝诅上，有司请诛。上遣大鸿胪利召王，王以刃自刭死”^[38]。他以自刭逃避了对簿之辱，保住了诸侯王的颜面。使者以碎玉加其颈，隐约有死后加罪谴责的意味。如谋反之广陵厉王、燕刺王等被加以恶谥。

综上，中二年令要求派遣使者监督侯王丧葬，使丧葬活动按照应有的礼仪等级进行，这种监督作用在有罪侯王之葬尤为突出。谋反侯王葬制多有异常，可以概括为降礼以葬。双乳山一号墓中墓主颈部的碎玉剑璏、墓葬的未完工、随葬玉器极少、无印章等种种异常现象，是在皇室派出的礼仪官员督责下降礼以葬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