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长清双乳山一号墓，墓主应是武帝时济北王刘宽或其父刘胡，至今存疑。根据该墓已公布的相关材料，有以下特异处难以解释：第一，规模极大，封土总量不少于4万立方米、凿石量超过9000立方米，发掘时称“目前已发掘的西汉王陵来看，双乳山汉墓却又是最大的”[3]。第二，入葬仓促，“二层台以上部分几乎未经任何修整，台面过高，坑凹不平，不见任何随葬品……修补墓室北壁面的所有石块都非常粗糙，未见任何细部加工……残留大量开凿墓穴时的石块尚未外运。”[4]第三，该墓未经盗掘，但随葬品不多，关乎礼仪等级的随葬品尤少：没有印章、玉衣，从葬玉器少，仅有5件玉璧[5]。
墓葬规模大表示其工程量大、修建耗时，但入葬仓促、随葬品少、葬制异常又表明墓主生前经过坎坷，这种矛盾引起了讨论：发掘者从异常葬制出发，认为墓主是有罪自刭死的济北王刘宽。这一意见也多被采用[6]。近年，有学者提出墓主是刘宽之父，卒于天汉三年（前98）、在位54年的济北王刘胡[7]。持新说者的主要论据是：第一，刘宽自杀国除，“是否能有人比较认真地安葬他也是个问题”；第二，该墓规模大、工程耗时，在位54年的刘胡比在位11年的刘宽更有可能；第三，该墓部分器物形制与山东巨野红土山汉墓相近，红土山汉墓墓主旧释昌邑王刘髆（卒于后元二年），有误，应为建元五年（前136）卒的山阳王刘定，刘胡卒年与刘定更接近[8]。
在没有一锤定音的证据前，新说有待斟酌，本文更倾向发掘者的意见。
关于论据一，除国之王亦得入土善终。据学者统计，七国之乱谋反的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楚王刘戊被诛，除国无谥，其墓葬或陪葬坑都有发现；宣帝时，同样犯了“祝诅上”之罪而自杀国除的广陵王刘胥，其墓葬也被“基本认定”[9]。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www.xing528.com)
关于论据二，发掘者已注意到该墓墓扩、封土总量在诸侯王陵中首屈一指，但也认为墓穴粗糙的现象不能轻易放过。发掘者的解释是：“刘宽同其他汉代诸侯王一样，也是继位不久就开始开凿陵墓，由此决定了外层墓穴的巨大规模……因蔑视新帝惹来杀身之祸，彻底打乱了陵墓开凿的原有规划，不得不大幅度收缩工程规模，导致尚未开凿到位的二层台草草了事。”[10]刘宽在位11年，有役使民众营造大墓的能力；因其有罪而死，停灵待葬的时间短暂，草率入葬，留下较多的未完工迹象。
关于论据三，红土山汉墓与双乳山汉墓器物形制相似，持新说者认为两墓时间应尽可能接近。这一论据并不坚实。暂且将红土山汉墓墓主定为山阳王刘定，刘定与刘胡卒年相差38年，与刘宽卒年相差49年。无论墓主是谁，两墓下葬时间都相差近40年。部分器形的相似，或许反映出器物制造时间相近，而不能直接推断出墓主卒年相近[11]。
由此看，新说的论证力有限，暂未对少玉器、无印章等异常葬制做出解释。发掘者的意见不能轻易推翻。在墓主身份的讨论中，发掘者多次提到“墓主颈下玉枕外侧放置2件有意破碎的玉剑璏，虽然不能贸然断定与墓主自刭有关，但是这种现象却极为罕见，必然有其特殊寓意”[12]。持墓主刘胡说或刘宽说的学者都暂未对以上特殊现象做出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参与七国之乱的宛朐侯刘埶之墓也有破碎玉剑璏[13]。有学者称之为“毁玉”，认为：“宛朐侯刘埶和济北王刘宽墓中发现的残断的玉剑饰，正是代表皇权监督葬礼的人员对谋反者举行的一种特殊仪式。”[14]“代表皇权监督葬礼的人员”具体身份为何？是否有实证？如果能论实使者在诸侯王丧葬中出现并起到监督作用，对于理解碎玉剑璏的性质、判定双乳山一号墓的墓主有一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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