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聚落遗产地旅游业案例：江南古村镇和中西部民族生态博物馆

江南古村镇是植根于江南水网的自然环境和13世纪～16世纪中国南方文化而形成的历史聚落，如著名的周庄、同里、甪直、南浔等是我国聚落保护和聚落遗产地旅游业开展较早的地区，有的已有了近30年保护与开发的历史，为我国聚落保护和遗产地旅游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而我国的中西部民族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则刚刚起步，历史最长的也仅仅有不到10年的历史，但是它们所展现的文化独特性和文化展示和传播功能却日益显示了它们的价值。

1）类型：市场定位和旅游策略

同济大学教授吴承照等认为我国的古村镇旅游业主要有三种模式：（1）大城市依附型，如周庄、乌镇等；（2）风景区依附型，如西递村、歙县等；（3）规模自主型，如平遥、丽江等^[25]。中西部民族生态博物馆应当属于规模自主型。

遗产地旅游业是市场对地方场所吸引力和特征探求的一种方式，历史传奇和遗产、文化吸力和氛围共同构成了旅游产品的价值。交通设施和服务设施的舒适完善是影响旅游业的另一种因素，这种设施在使用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历史聚落本身的吸引力。游客在旅游目的地的花费不是固定的，而应当看作是一种吸引新游客的持续性投资。成功的旅游吸引力能使地方经济成倍地增值，扩大其独特文化的影响力。

大城市依附型和风景区依附型在旅游业发展中有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接待能力强，旅游业高速发展。而规模自主型的生态博物馆因为规模小、交通不便，旅游业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但这也有助于他们保持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和文化个性。

2）内容：景观展示和社区旅游

聚落遗产地展示的是由生活历史而形成的景观画卷，即特定地区的衣、食、住、行等生活状况和经济体制形成的特定的景观风貌，而社区包含了特定地区的生活形成的共识与价值认同、主流与边缘社会文化的论述，缺少了社区元素的老旧风景是没有灵魂的美丽躯壳，聚落遗产地旅游应当是由社区经营的多维文化体验，对社区景观的多角度展示。

据研究，越能被外界欣赏的文化越具有生命力，外界的赞叹是激励文化传承的重要动力，旅游者的到来也能激发历史村寨的活力，历史聚落的文化遗产在外来的强势文化面前，本来是脆弱的，但如果社区居民对自己遗产价值的认识提到了科学的高度，情感上达到了珍惜的程度，他们的无形文化遗产就变得坚固了。他们的表演和展示就不是为了出售而是一种自豪。对自己文化有了科学的认识、自豪的情感，就有了自觉传承的基础。这时他们才真正成了自己文化的主人^[26]。

3）约束：生态安全与容量控制(www.xing528.com)

当代社会以极为迅速的速度接受着全球标准化生活，这一标准化也影响了现代旅游业的经营，我国的传统聚落都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现代旅游业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环境污染。

生态安全包含文化生态安全和自然生态安全两方面的含义，影响生态安全的因素主要在于有限的环境容量和不加控制的人口、传统的生活方式和土地经营方式与商业化及新的经济方式之间的矛盾。

在规划控制手段上现在我国多采用人口数量指标来控制，在前面关于游憩环境容量控制理论的讨论中已经论述过，这是一个不全面的衡量标准，因为人类的不同活动影响环境的程度是不相同的，不同类型的环境状况对同一类活动的承受能力也是不相同的，然而尽管人口指标是一个落后的评价标准，但我国聚落遗产地旅游业仍然大大超出规划控制指标，无序发展。周庄、同里、甪直三镇遗产地旅游业发展指标比较如表10．2。

表10．2　周庄、同里、甪直三镇遗产地旅游业发展指标比较

资料来源：（1）熊侠仙，张松．江南古镇旅游开发的问题与对策——对周庄、同里、甪直旅游状况的调查分析［J］．城市规划汇刊，2002（6）：61－62。
（2）阮仪三．护城踪录——阮仪三作品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1：66－96（3）http：／／changingtrip．com／news／detail．asp？id＝1288。
（4）http：／／travel．enorth．com．cn／system／2005／03／14／000983120．shtml。

周庄旅游业经过连续几年以30%的速度发展之后最近趋于稳定^[27]，而同里、甪直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上表数据可以看出，江南古镇的旅游容量过于饱和，同里的游客人数一年之间增加了63万，这些指标肯定已经超出了环境的适宜容量。据吴承照等为浙江高迁古村所做保护规划，古村面积35．05公顷，居民3　005人，规模人口、生态及人文环境与上述三古镇接近，规划确定的日游客容量为1　200～2　000人^[28]。按照这一指标计算，高迁古村每年游客总数的控制值为60万人，每位居民每年接待访客人190人到240人。应该说这个标准是相当高了，对比欧洲著名的遗产地，威尼斯每位居民每年接待访客人90人，萨尔斯堡为36人，布鲁日为23人，佛罗伦萨为10人^[29]；但是周庄和同里仍高出高迁规划指标2倍以上，并仍以追求访客人数增长为目标。当访客人数和居民的比例超过了一定的限度，文化和生态的平衡就会被打破，场地传统上充满活力的混合功能趋向一元化、商业化，文化的传承、生活历史的延续就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达成。

在自然生态环境方面，缺乏一个监控指标体系，往往是到情况非常严重了，再进行补救，如过度的人口使河流失去了自净化能力，周庄2000年投资了3　000万元对古镇水系进行了疏浚和净化^[30]。安徽黟县的西递和宏村由于到访的艺术院校学生增多，向保护区水系内倾倒颜料，管理者只得设置了100多只环保水桶；又遇到宾馆饭店数量大增，排污量也大增，管理者又与宾馆饭店、村民签订责任状，以年终旅游分成的方式要求生活废水不得流入保护区水系^[31]。这些补救措施固然不错，但积极的保护更需要系统的监测体系，做到防微杜渐。

对中西部民族生态博物馆而言，由于交通不便，遗产地旅游业规模不大，对场地传统的经济活动而言只是加入了新的功能而已，但同时也是一种强势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的介入。观念上的巨大冲击、文化价值的不平等，导致一些地方很快放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如有15户村民参加的敖伦苏木生态博物馆，参观途径是很特殊的，小批参观者乘坐大篷车而来，内蒙古民族风情看上去很丰富，具有独特性，旅游对文化景观影响较小。但交流使越来越多的敖伦苏木人受外界影响住入了新房子，老的生活习俗，如蒙古包中的生活，将很难保存^[32]。又如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贵州六枝的梭戛，是一个活生生的史前原始村落，从文化的距离上和我们仿佛是跨越了5　000年。它的建筑为土阶茅顶的房屋，它的经济是从事一些苞谷、甘薯一类的旱地农业。近年来文化遗产保护和生态博物馆理念的引入，使梭戛有了自己独特的价值。因为这种时空的反差，因为这种和自然环境的亲近，还因为它的稀缺，使梭戛有了被保护和展示的需要。生态博物馆是以整个的村寨及其生活方式为内容的，博物馆项目也在环境的保护、房屋的维修、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方面下了不少工夫。在政府主导和专家指导下，电灯亮了，学校建起来了，自来水引进了村民的家里^[33]。由于差距巨大，保存过去和连接现在是最困难的问题。土阶茅顶的房屋过于原始，谁从受保护的老房子中搬到新房子中居住也成了当地一个社会问题。另外为了保护传统的生活的方式，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从事每天到村中清泉中打水、背水等劳动，但被刻意安排成表演项目，使人不由得质疑保护和展示的原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