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哲学家哈尔登在他的论文《我们需要过去吗？》中说：“生命的延续性意识的强弱决定于社会被历史激发的程度，文物古迹和居住区形式对这个激发过程起很大作用。……除了少数例外，大多数人认为最好住在一个充满记忆的环境里。知道前后左右都是些什么东西，会使人感到安全，……我们跟历史环境的联系中，文化的认同是归属意识，这是由物质的许多方面造成的。”[47]正是对场所认同的需要产生了对历史风貌——“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凭借谙熟于心的建筑、街道、广场、桥梁和城墙等等一切真实存在的形象和场景来记忆逝去的时代”[48]——加以保护的要求。
随着历史保护理论的不断发展，1960年代开始关于风貌保护的内容进入了保护宪章。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指出风貌保护是：“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环境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而ICOMOS1987年发布的《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则指出了历史街区和地段风貌保护的内容：
“（一）用地段和街道说明的城市形制；
（二）建筑物与绿地和空地的关系；
（三）用规模、大小、风格、建筑、材料、色彩以及装饰说明的建筑物的外貌，包括内部的和外部的；
（四）该城镇和城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自然的和人工的；
（五）长期以来该城镇和城区所获得的各种作用。任何危及上述特性的威胁，都将损害历史城镇和城区的真实性。
综上所述，风貌保护的对象是有特性的组群景观，其中不一定有特别重要的文物或古迹，但作为一个整体，这种景观的形体、形象已成为某个地点、区域或某种文化的标志；风貌保护的目标则是基于对文献和遗存实物的研究来反映历史场景，以获得地方文化上的认同感。规划中的个体不一定都是过去的物质真实，而是创造出来服务于环境气氛的。
由于风貌保护手段上的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以及许多人对“风貌”简单化的理解，许多为保存“多样性”和“独特性”而进行的风貌保护，反而因此失去了“多样性”和“独特性”。例如南京夫子庙地区在秦淮风光带的建设和开发过程中，“片面追求明清‘风貌’，在现代小区的多层住宅中也套用马头墙，违背了真实性原则。过多重复和失去尺度感的马头墙不仅看了让人心烦，也抹杀了城市发展的生气。”[49]
人们通常概念中的南京夫子庙地区是一个相当广阔的概念，远大于夫子庙建筑群本身，至少在明代已经是城市中的繁华地带，在近六百年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城市肌理。只要爬上附近任何一座高层建筑的屋顶，就可以观察到这一地段的风貌构成是如何丰富和复杂：有内桥附近的河房民居（这种民居并无马头墙）；有六七十年代的多层住宅小区；有近代商业建筑和近代民居；有近代高级连排式住宅小区；有八十年代的居住区和近年来开发的各种商业居住建筑……如果仅仅把一种“马头墙”当作该地区的“风貌”而加以一刀切地推广，实际上是抹杀了城市肌理的“多样性”，反而破坏了真正的历史风貌。正如上海新天地的建筑师本杰明·伍德所说：“就像我母亲家的一面墙上挂着我曾祖父、祖父、我过世的父亲、我的、我的孩子们的不同时期的照片——每个人的状态都有不同，所以这面墙才变得那么丰富。如果只挂着所有这些人孩提时代的照片，那会是多可笑的一件事呀？”[50]
有“姑苏第一街”之称的苏州观前街（图8．10），在费时三年八个月，耗资八个亿，全面整治后以“崭新的面容”向中外游客开放了。据报道“整个改造工程，十分细腻地处理了文化传承问题”，具体做法是“在建筑更新、立面整治和民居改善中，刻意保持传统风貌，……街景小品、休闲广场和观前公园建设，注重追求苏州园林的品位。”“一些连体建筑因分租给多家单位经营，更是门面大小不一，装修色调凌乱。经过这次规划整治，遵循整齐划一的原则，老字号店招为黑底金字，配以射灯映照，其余店招则用霓虹灯勾勒。商家的广告灯箱、橱窗也在重新包装设计后统一使用各种灯光。”[51]这就是我国历史风貌保护中最普遍的做法：在建筑形式上加了点古代“符号”的商业步行街，整齐划一而不是丰富多样的门面和小品。事实上该街经改造后，除了有玄妙观这一历史古迹外，和全国其他仿古商业街相比，并无任何真正与众不同之处。
而真正的老观前街是什么样子呢？据记载，“当时道路没有用沥青铺设，但用的是苏州特产的金山石整整齐齐、密密层层砌就。如遇雨天，石板街面锃亮如镜，又溜滑诱人。那时偶有行人脚穿硬底鞋上街，其叩击石板街时发出清脆的响声犹如一曲韵律优美的水乡古乐。”“旧时观前街两边的伙计购物，可将纸包食品掷至对面店中，遇到下雨天，只需用根竹竿挑只篮子传递过去，就可实现银货两讫。”[52]只要听听这些生动的回忆，就知道老观前街留给人们的究竟是些什么：不是通常认为的建筑外观，而是这些用材料和尺度说明的空间特征，这才是风貌保护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恰恰是当前我们忽略最多的部分。在美国伊利诺斯格雷斯堡（Galesburg）的一个保护规划中，所强调的正是对人行道的形式、街道转角的形式和街道植物景观的保护[53]。
图8．10 苏州观前街
1．老苏州观前街一景 2．今日苏州观前街 3．苏州玄妙观三清殿与山门之间的休息广场
资料来源：图1引自《中国文物报》，2002－5－10；图2引自www．51766．com；图3笔者摄影。
城市历史设计景观的风貌保护也不仅仅是空间形式的问题，它还涉及市镇规划、建筑肌理和土地使用等内容。
就风貌保护规划的复杂性，在形态设计方面有三大注意点。
1）保持文化的延续性
保持文化的延续性，首先要从文化地理的视野中观察场地的来龙去脉，把握并延续场地所根植的文化。最近上海新天地保护规划获得了极大成功，它的做法综合了“保存”“重建”“新建”，而且“以旧衬新”，新旧结构在形式、材料、做法上都截然不同，但是当游客们步入其中，除了不断感受到重新发现的喜悦，甚至对于那些新旧直接交替的地方，并没感到特别强烈的不协调，甚至很多时尚的符号也与石库门住宅浑然一体。原来可以这么做！这就是许多中国建筑师参观后的感想。
常青教授主持的无锡“文渊坊”（图8．11）保护规划中，保护对象是江南民居、祠堂、易地移建的文庙戟门、学宫等等，这个规划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具有风土特征的老建筑已有一定的规模，只要控制住新建筑的体量，就能保住老建筑的主导地位和环境气氛。因此，东西两侧的新建筑在一定的控制下，拟采取现代风格，与老建筑‘相反相成’，拉开时间距离，使二者在对比冲突中取得和谐。”“在直接发生冲突的部位以玻璃连廊做过渡空间，使二者既分割又联系，……”常青教授提出这种做法是新老建筑的“对比性”和谐和“冲突性”和谐[54]，就图面而言，只能看出新建筑为玻璃和钢制品，旧建筑是典型的江南传统木结构。因为笔者尚未见到过按这种方法建成的实物，不便评说，而且笔者也很赞同常青教授提出的“修旧如旧、补新以新”的观点[55]，但同样的形式与石库门里弄相加是成功的，和江南传统木结构相加就未必能达到“和谐”。
图8．11 无锡“文渊坊”保护规划
1．“文渊坊”概念设计总平面 2．现状 3—5“文渊坊”实验中的冲突性和谐和对比性和谐规划设想
资料来源：引自常青，徐峰．“文渊坊”实验．新建筑，2001（4）：48
上海新天地的成功，其秘诀需要加以仔细考察。首先，新天地保留下来的石库门里弄建筑当年就是法国建筑师设计的[56]。其次，新天地的保护规划设计师本杰明·伍德来自美国，虽然有同济大学建筑系和新加坡日建设计事务所这样“有东方文化背景”的顾问，但是甚至在最小的细节上，手法和思维方式都是西方的，比如对门把手的处理，据伍德说：“我曾想到要在黑色的门扇上做一些色彩或构件的装饰，但最终还是保留了它最本色的简单形式。依东方的传统手法，往往会通过包金等方式让某个细节显得不寻常，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如何让最普通、最简单的成为最美的，是我所追求的。”[57]可以看出，整个新天地，从它的过去到现在一直都是西方人在中国对西方文化最具接纳和包容能力的地方进行的建造实践。尽管有时间上的距离，但还未大到如钢结构和中国传统木结构——“机器大工业”和“工匠手工业”的距离。除此之外，整个新天地建筑群还统一使用灰色调以取得和谐。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它在文化上具有连续性。
2）保持场所特征的延续性
保持场所特征的延续性，意味着在风貌保护中应当尽可能保留场所的标志性特征。这个标志性特征可以是形象上的，如夫子庙的奎星阁、聚星亭、天下文枢枋等沿河景观中的特征最鲜明的部分，即通常所谓的“地标”（Landmark）；地标通常是占据空间中重要位置或能与背景形成对比的景物，它是人们确认场所的重要参考，风貌保护中保留标志物已是一种共识，如村镇景观保护中首先保护风水塔、村口的大树等。
场所的特征也可以是整体形态上的，如南京夫子庙的空间形态：河道与建筑群的关系、广场和街道的尺度和位置、建筑群体重重叠叠的马头墙的形式特征。抗战期间，由于侵华日军的破坏，夫子庙的场所特征消亡殆尽，历史上十里秦淮的繁荣景象一度不复存在。1984年以来国家旅游局和南京市人民政府对它进行了复建和整修，恢复了明末清初江南街市商肆风貌，夫子庙才再度成为著名的游览胜地和商业中心。由此可见，特定的标志性空间和形式对于识别特定的场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上海新天地，这一特征则是石库门里弄格局。这里没有标志性的建筑物，因此由群体构成的空间形象就更为重要。由于场地实际使用功能的改变，局部空间形态也有所改变，拆了一栋老房子，新建了广场，但是没有里弄只有建筑就不能被称之为石库门；因此未拆的老建筑间的小巷全部予以保留，作为通往广场的支路。而且虽然广场地面用花岗石以表达其新，里弄地面却仍然是用老房子拆下的青砖以表达其旧，以便和它所构成的空间一起去表达旧式里弄朴实浪漫的情调。苏州观前街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正如张松所指出的，观前街因为由“线型的传统特色商业街变成了点状购物中心，……使城市特征的可识别性和场所精神丧失殆尽。”[58]
场所的特征也可以是文化上的，如夫子庙的文庙、贡院，观前街的千年道观玄妙观，上海城隍庙的豫园等。但是这种文化上的特征同样需要空间和形态去表达。如玄妙观山门和大殿之间的广场，作为观前街一个特别的休息场所，给人的感受是独特的、印象深刻的。在这里休息时，你会听到古朴的道教音乐，看到作法的道士们鱼贯走入一个侧院的砖雕门楼，三清殿前的香炉中青烟袅袅升起，寺院大殿前种植的香樟树，大殿、山门、廊院组成相对闭合的广场空间，其中充满了历史的感染力……总之，观前街我只记住了这里。
意大利建筑师罗西说是肌理（Texture）和纪念物（Monument）带给了场地个性，因此保持场所特征的延续性就是保护场地的景观个性。
3）保持生活的延续性
延续生活既是设计的目标也是检验设计成败的标志，“因为只有在生活中继承了真正的文化，才使人感到历史的存在。”[59]风貌保护的目的就是维系和加强居民之间以及与他们生活的城市环境的情感纽带。日本学者早川和南认为“保存、保护历史环境就是保存、保护从古至今的人的关系。”[60]
关于夫子庙，人们总是回忆起大成殿前广场上聚集的游戏杂技者，河上则是“桨声灯影连十里，歌女花船戏浊波”，可见与场地有关的记忆总是联系着某种活动。而设计的目的则是为这些活动提供机会。通过调查，夫子庙的设计者认为：活动具有维持风貌的能力。因此既要通过设计引导活动又要让活动启发设计。最后的场地空间规划是来源于传统的交易方式和“逛”这一活动的特征。它的空间是有等级的：街、巷、广场；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有收有放[61]。今天夫子庙始终洋溢着的浓郁的生活气息就是设计成功的最佳证明。曾中断的春节灯会又重新成为传统。多年前，凯文·林奇也被这里缤纷的市街生活所打动，他甚至在夫子庙认真地听了一段说书[62]。
而上海新天地则创造了一种新的场地生活，设计者强调他们所营造的是一个“聚会的场所”。本杰明·伍德说：“我所做的就是新开一扇门、扩大窗的面积、加一个屋顶平台或在一个小天井上架天窗等。我们不是作为原封不动的保护主义者来完成这个项目，我们要营造一个在上海最有创造力、最有活力，最具娱乐性、最善于应变的环境。”[63]在历史风貌保护中，这同样是对待历史环境的合理态度，因为任何历史环境中的活动都是会随时间而有所变化。我们所强调的延续生活，是希望历史环境不只是标本、文物，而是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环境发展下去。
【注释】
[1]潘谷西．江南理景艺术［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
[2]童寯．江南园林志［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3]《威尼斯宪章》全名为《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是“从事历史文物建筑工作的建筑师和技术人员国际议会”（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chitects and Technicians of Historic Monuments，ICOMOS的前身）1964年于威尼斯举行的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文本由陈志华译，发表于《世界建筑》，1986年第3期。本文在引用和述及时同时参照英文本，见http：／／www．icomos．org。
[4]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国际历史园林委员会于1981年在佛罗伦萨召开会议，决定起草一份历史园林保护宪章即《佛罗伦萨宪章》，并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于1982年登记作为涉及有关具体领域的《威尼斯宪章》的附件。中文本译者不详，可见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主编，《法中历史园林的保护及利用》，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年。本文在引用和述及时同时参照英文本，见www．icomos．org。
[5]计成，陈植．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6]陈从周．说园［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
[7]陈从周．说园［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
[8]［日］针之谷钟吉．西方造园变迁史［M］．邹洪灿，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9]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法中历史园林的保护及利用［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10]John Ruskin．The Seven Lamps of Architecture［M］．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1990
[11]童寯．江南园林志［M］．2版．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4
[12]陈从周．说园［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4
[13]计成，陈植．园冶注释［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4]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法中历史园林的保护及利用［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www.xing528.com)
[15]Spiro Kostof．The City Assembled［M］．London：Thames ＆Hudson，1992
[16]Claude Moatti．罗马考古——永恒之城重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
[17]维奥雷·勒·杜克的观点。转引自［英］肯尼斯·弗兰姆普顿．现代建筑——一部批判的历史［M］．原山，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
[18]这是维奥雷·勒·杜克对修复的著名定义，全文为“修复这个词和这件事本身都具有现代意识。修复一栋房子不是去维护它、修理它，也不是重建，而是把它复原到一种完整的状态，这种状态很可能从未在任何特定时间存在过。”转引自M．F．Hearn．The Architectural Theory of Viollet－le－Duc：Readings and Commentary［M］．Cambridge，MA：The MIT Press，1990。
[19]这是风格修复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英国的乔治·吉尔伯特·司各特爵士的著名言论，引自Scott to Petit．Architectural Restoration：Its Principles and Practice，a speech at a meeting of RIBA，1877。
[20]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法中历史园林的保护及利用［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21]法国华夏建筑研究学会．法中历史园林的保护及利用［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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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郑孝燮先生最早在《关于风景文物保护区的初探》（见《建筑师》1980年第3期，第56－62页）一文中提出了“风景文物”的概念，他认为“我国许多著名的风景区、风景点，乃至一些公园绿地，往往又是文物古迹所在地。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风景和文物是分不开的，总是相互结合成为一个艺术整体。……风景文物一般都赏心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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