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罗伦萨宪章》是《威尼斯宪章》在历史园林这一特殊历史遗产领域的延伸。它在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园林指从历史或艺术角度而言民众所感兴趣的建筑和园艺构造’。鉴此，它应被看作是一古迹。”（第一条）因此，“作为古迹，历史园林必须根据威尼斯宪章的精神予以保存。”（第三条）因此，解读《佛罗伦萨宪章》，必须从《威尼斯宪章》开始。
“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可以用一个在该宪章中仅出现了一次的词概括：原真性Authenticity。该宪章的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在保护历史古迹（Historic Monument）（中文本译作“历史文物建筑”）时如何确保其原真性不受损害而展开的。因此，《威尼斯宪章》规定：
“……使用时决不可以变动它的平面布局或装饰。”（第五条）
“凡是会改变体形关系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变动都是决不允许的。”（第六条）
“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以从它所见证的历史和它所从产生的环境中分离出来。”（第七条）
“任何一点不可避免的增添部分都必须跟原来的建筑外观明显地区别开来，并且要看得出是当代的东西。”（第九条）
“各时代加在一座文物建筑上的正当的东西都要尊重，因为修复的目的不是追求风格的统一。”（第十一条）
“……必须使补足的部分跟原来部分明显地区别，防止补足部分使原有的艺术和历史见证失去真实性。”（第十二条）
“不允许有所添加，除非它们不至于损伤建筑物的有关部分、它的传统布局、它的构图的均衡和它跟传统环境的关系。”（第十三条）(www.xing528.com)
可见，《威尼斯宪章》所要求的当代意义上的对历史古迹进行的保护，是要最大限度地保护历史古迹的原状、原貌，保存原有的结构、构造、材料和环境，以最大限度地真实保护和忠实传递历史古迹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这就是原真性的意义。
然而，传统上对历史园林进行的维修和修复，和《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可以说常有出入。中国古人修整园林，大体率意为之，往往近于改造甚至重建，如《园冶》作者计成所谓“旧园妙于翻造”之说[5]。其较为严谨者如拙政园，清初画家恽寿平对其中部面貌有较详细记载，据陈从周先生考证[6]，与今日格局出入尚不大，但建筑、山水、树木花草等具体形态，则无从探究。严谨者尚如此，不严谨者可知。如苏州留园，清人刘恕于嘉庆道光年间得明人东园故址，大加改造，广植白皮松，并因此将园名改为“寒碧山庄”；又多觅奇石，置于园中，与明代东园旧物“冠云峰”一起成为该园一大特色。清末，该园归盛宣怀，改名留园，又有增添修改[7]。西方人同样如此，比刘恕稍晚，后来在建筑史上赫赫有名的英国人帕克斯顿（Sir Joseph Paxton）于1826年当上了查滋沃思花园（Chatsworth）的主管，随即对这个原来主要以英国自然风景式为主的园林进行改造，形成了相当接近于法国古典主义花园的面貌；此后又在花园里用铁和玻璃建起了大温室[8]。在法国，在大革命中被摧毁或荒废的园林在革命之后并没有按照原来的式样被重新修复，而是被一一改造成英国风格的自然式园林。
《佛罗伦萨宪章》的制定，可以说正是针对这一传统。因此，该宪章对历史园林的保护和修复提出了这样一些规定：
“构成历史园林整体组成部分的永久性的或可移动的建筑、雕塑或装饰特征，只有在其保护或修复之必要范围内方可予以移动或替代。任何具有这种危险性质的替代和修复必须根据《威尼斯宪章》的原则予以实施，并且必须说明任何全部替代的日期。”（第十三条）
“在未经彻底研究，以确保此项工作能科学地实施，并对该园林以及类似园林进行相关的发掘和资料收集等所有一切事宜之前，不得对某一历史园林进行修复，特别是不得进行重建。”（第十五条）
“修复必须尊重有关园林发展演变的各个相继阶段。原则上说，对任何时期均不应厚此薄彼，除非在例外情况下，由于损坏或破坏的程度影响到园林的某些部分，以致决定根据尚存的遗迹或根据确凿的文献证据对其进行重建。”（第十六条）
“在一园林彻底消失或只存在其相继阶段的推测证据的情况，重建物不能被认为是一历史园林。”（第十七条）
上述规定，与历史上形成的修复传统有明显区别，与《威尼斯宪章》的精神却正是一脉相承，由此奠定了历史园林在当代意义上的保护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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