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后半叶，节约能源、消费品的再循环使用、运用自然而非化学的产品等通常都被认为是公众对环境问题态度转变的重要信号。流行的可持续发展的观念也使生态问题吸引了公众广泛的注意力。
1970年代开始了所谓后现代时期，以罗伯特·文丘里等为代表，城市规划和建筑界人士对城市历史美学产生了兴趣，他和布朗等人合著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在1972年首次批判了美国建筑的野蛮发展，建立起了城市设计运动的基础。凯文·林奇则试图建立起一套统一的标准去判断所谓“好的城市”，他考虑了利益、土地利用法律、经济、居住与城市中巨大的社会群落之间的关系。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历史遗产保护是保持城市美学特征和提升城市美的重要因素。当然这种试图维持城市景观凝固不变的观念后来也遭到了批判，但他们的工作形成了将城市设计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管理的重要工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期间，在遗产地体系的建设方面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方面拓展了国家公园的内容，将城市周边的生态敏感及部分城市历史遗迹地带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中，建立了都市休闲地国家公园，如金门国家休闲地（The Golden Gate National Recreation Area）；另一方面，更注重对原始旷野自然风景地的保护，因为新的保护观念认为遗产保护应当包含维护地方生态系统的含义，同时立法对保护地的采矿和伐木有了更严格的限制。
20世纪下半叶，美国许多城市越来越被城市面积无节制的扩大所困扰，这种城市蔓延尤其导致了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恶化，城郊的田园风貌和林地的保护成为严峻问题。而城市间的竞争是发展潜力与发展环境的竞争，这要求协调好城市的生态、经济、开发与保护等一系列问题，促进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就是“城市的成长管理”。
“城市的成长管理”最初出现时它的目标是保护自然环境，抑制城市蔓延，但此后它逐渐演变成为一项积极的引导城市健康成长的政策，并注重协调公众、企业和政府间的关系，如1980年代下半叶之后在波士顿、西雅图等地的城市中心更新计划、城市森林重建项目等。今天它是“政府通过运用各种传统与演进的技术、工具、计划及活动，对地方的土地使用模式，包括发展的方式、区位、速度和性质等进行有目的地引导”[10]。
“城市的成长管理”的主要工具有：
（1）划定城市成长界限，对城市发展的总容量进行控制；(www.xing528.com)
（2）实行公共设施配套开发，执行土地开发许可制度，政府通过对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控制，调控城市的发展；
（3）实行土地开发的准入制度，要求开发商提供并组织评估社区和环境影响报告，对区域内资源保护提出专门的构想和措施；
（4）设立成长管制区，促使城市阶段性成长[11]。
强调必须首先拥有充分的公共设施的土地开发管理思想早在1930年代就已经由景观规划的先驱者派特里克·迪盖斯提出。他在《城市开发：园林绿地和文化设施研究》的著作中认为城市的结构是在基础设施影响下形成的，而工业区、商业区和居住区的建设是从属的，这一思想在1980年代成为一项“城市成长管理工具”。
这一系列政策保护了生态环境，节约了土地资源，促进了对城市现有结构的高效率使用，达到了通过高效使用某一部分资源以保护其他资源的目的。
随着生态学的深入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事物之间彼此联系的重要性，遗产地定义和管理政策也呈现出这一特征，如国家遗产区域、遗产廊道等概念的提出、同时也伴随了相应的管理政策就是这种趋势最明显的例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