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由欧洲殖民者建立，他们从一开始就怀着征服自然、支配自然的信念，将环境定义为一种等待征服的力量，要通过人类的干涉使这块土地变得更富有。但在19世纪初，一些人数虽少却很重要的自然主义者和文化人士开始重新思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认识到对资源不加限制的开发会损害未来的生活质量。
1832年，画家和探险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1796－1872）到密苏里州北部旅行写生，行程约2 000英里（约合3 200千米）。卡特林是个富有使命感的人，在旅行中，他注意到在沿途土地开发过程中，大量野生动物被杀，印第安人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由于其生存的环境被剥夺而遭到严重威胁。他在这一旅程中所作的札记，今天都已成为人类学家研究印第安人的重要资料。更有意义的是，他还提出了设立“国家公园”以保存土地的原始自然状态的建议，这里“人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可以看到美国土著印第安人身着传统的盛装，骑着野马在奔跑跳跃，手持弓箭、盾牌和长矛，目标是兽群和野鹿。”[2]这是个具有美国特色的观念，人类平等的思想只适用欧洲殖民者，印第安人将作为一种展品设置在公园供欣赏，但卡特林的设想仍表达了对人与自然相互交融的野性和美的敏感，“国家公园”的理念也是划时代的。
之后，从对自然的关注上升到从中探寻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和自豪感，在美国知识界成为主流。1864年，在美国景观建筑学之父老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Sr，1822—1903）关于风景和环境问题报告的影响下，加利福尼亚在约塞米蒂河谷（Yosemite Valley）建立了自然保护区[3]。
1872年，国会通过了设立国家公园的法案（Yellowstone Act，1872），第一个按照“国家公园”方式保护的土地——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了（Yellow Stone National Park，面积8 710平方千米）。黄石国家公园的建立体现了一个新民族的自豪感，当时就有人指出这里不同于欧洲那些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远古构筑物与自然场所相交织的风景，它是大自然纯粹壮丽风光的胜地。美国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的许多内容和目标都与建立这个新民族有关，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景观建筑学专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4]。
1916年，国会通过《建立国家公园管理机构的法案》（Act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Park Service，Organic Act，1916）之后，专门的管理机构——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才得以设立，那时已有了15个国家公园和超过30个的国家纪念地。设立公园管理局的立法陈述了它的使命，正如小奥姆斯特德（F．L．Olmsted，Jr，1870—1957，老奥姆斯特德之次子）总结的那样：“保存风景和自然与民族历史产物以及在其中的野生动物，以不会影响到子孙后代享有这些资源的方式提供娱乐。”[5](www.xing528.com)
老奥姆斯特德是美国早期保护运动重要的思想家和实践家，他提出要以一个有感染力的目标作为保护的哲学基础，并且建议了保护的操作方法，发展出科学的保护手段。但保护地传统的使用方式，如狩猎、采矿仍然存在，而新的问题如汽车交通也给保护地造成破坏。内政部官员和保护专家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得出了保护优先的结论，相继颁布了《黄石狩猎保护法案》（Yellowstone Game Protection Act，1894）、《古迹法案》（Antiquities Act，1906）。
保护地向公众开放既有利于减轻财政压力，也是民主的一种表达方式。但这同时带来了保护和利用的深刻矛盾。这些矛盾促进了国家公园体系和管理制度的完善，特别加强了公园防火、森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并对进一步完善保护地类型的内容进行了研究。但是在一些人身上，保护和利用的矛盾走向两个极端似乎无法调和，保护主义者要求维护自然地域绝对不受人为干扰，开发主义者则把自然看作一种可利用的资源。
而这种争论最终引起了两种不同原则的管理机构的分离：国家森林管理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国家森林管理局设立于1891年，国家森林，经常被指为一种“储备”，从未被认为是永久保存的区域；它们建立起来只为了保证将来在林业上的收获。森林管理主要是确保森林不被过度砍伐，而且能够持续储备，以及管理由砍伐树木引起的问题，如淤泥阻塞航道等。1920年代后，国家森林的经济功能被过分掩盖了，它们的任务也被掩盖了，而越来越被看作另一种公众休闲地。当然，森林管理局至今仍对它在成立之初确定的目标承担着管理和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国家公园常被看作一种纯粹的保护目标，尽管也以另一种方式称作“休闲地”。保守的保护主义者认为即使是“休闲活动”对受保护资源也具有破坏作用。此后保护与利用的争论一直伴随着保护运动[6]。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