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先生也是我国城市历史环境的整体性保护思想的开创者。城市一直是他非常关注的问题。1943年，他在《中国建筑史》序言中写道：“纯中国式之秀美或壮伟的旧市容，或破坏无遗，或仅余大略，市民毫不觉可惜。雄峙已数百年的古建筑（historical landmark），充沛艺术特殊趣味的街市（local color），为一民族文化之显著表现者，亦常在‘改善’的旗帜之下完全牺牲。”“市政上的发展，建筑物之新陈代谢本是不可免的事。但即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荒顿破坏之范围及速率，亦有甚于正常的趋势。这现象有三个明显的原因：一、在经济力量之凋敝，许多寺观衙署，已归官有者，地方任其自然倾圮，无力保护；二、在艺术标准之一时失掉指南，公私宅第园馆街楼，自西艺浸入后忽被轻视，拆毁剧烈；三、缺乏视建筑为文物遗产之认识，官民均少爱护旧建的热心。”[20]
梁思成敏锐地注意到近代文物古迹的不断损失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旧城改造措施的不合理，因此他提出文物建筑应当与它的环境一同被保存。在他为北京牌楼、北海团城、天安门东西三座门等文物建筑的保护提出的多次建议中，除了反复论述文物建筑本身的价值外，也反复阐释这些文物建筑和城市空间的关系[21]。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最早系统地论述历史城市的整体性保护。他多次将城市比喻为一个有机体：“有经络、脉搏、肌理，如果你不科学地对待它，它会生病的。北京城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首都，它还没有长大，所以它还不会得心脏病、动脉硬化、高血压等病。它现在只会得些孩子得的伤风感冒。可世界上很多城市都长大了，我们不应该走别人走错了的路，现在没有人相信城市是一门科学，但是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是有案可查的。”[22]据此观念建立的历史城镇保护策略首先是保护它的道路系统，即保护经络；其次是将富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迹有机地组织到城市中去，即保护肌理。此外，有机体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动之中，因此保护不是限制发展。梁思成提出历史城市保护和发展的关系应当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
梁思成的城市规划思想主要受到老沙里宁（Eliel Saarinan，1873—1950）的影响，倡导大城市有机疏散的理论，即在大城市周围设置半独立的卫星城镇，以减轻城市中心区的压力。1950年他和陈占祥先生一起提出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就是有机疏散的理论和历史城镇保护理念相结合的产物。《建议》认为：
（1）北京市应当是政治和文化中心，而不是工业中心，因此工业的发展必须受到限制；
（2）严格保护紫禁城；
（3）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www.xing528.com)
（4）在城西建造一个沿南北轴向的政府行政中心。[23]
尽管《建议》的基本观念与今天的保护规划理念基本一致，但这在当时是一个过于超前的规划设想。因此当《建议》无法被采纳时，梁思成又提出了设立建设控制地带的方法进行有限的保护：“将来北京的房屋一般的以高两、三层为原则，另一些建筑可以高到四、五层，六、七层；而在各地区中，还要有计划、有重点地、个别地建立为数不多的，挺拔屹立的十几到二十几层高层。”[24]尽管这仍然未被接受，但这是控制和限制的规划手段在中国首次被提出运用于古迹保护规划。
在梁思成对北京城市整体保护的最后一次努力中，他尝试了风貌协调的方法，即在旧城建新建筑必须在形式上与传统建筑相协调，他说：“我对建筑形式上有一个主导思想，即反对在北京盖‘玻璃方匣子’。我认为北京的建筑应有整体性和一致性。因为建筑从艺术角度来说，有人把它比拟为凝固的音乐，所以需要先定一个音，然后使诸音和它取得和谐。北京是从旧城发展起来的，在城市里搞些‘玻璃匣子’不合适。可是北京当时这种方匣子太多，很流行，我想用‘矫枉必须过正’的办法扭转一下，大力提倡民族形式。”[25]这最终酿成了一场关于建筑设计中“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大批判。
无论如何，在中国历史城镇保护理论与实践的领域中，这些观念和方法——城市整体性保护、设置建设控制地带、新建筑与旧城区风貌协调——的提出和运用，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具有开创性的。
当代中国历史城市保护是遗产保护领域研究与实践较多，方法较成熟的领域。1987年，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组织成立“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会”。1994年3月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聘请各方面专家共同组成“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以加强对历史名城保护的执法监督和技术咨询，提高政府管理工作的科学性。[26]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主要分三个层次进行：历史建筑、历史街区和历史城市。曾任中国城市规划设计院总规划师的王景慧先生认为：当代历史城市保护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三句话，即保护文物古迹及历史地段，保护和延续古城的规划格局和风貌特色，继承和发扬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原则是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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