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地域的文化景观保护研究：欧洲景观公约探析

2000年，欧洲理事会在佛罗伦萨召开会议，批准了由意大利文化遗产和环境资源部起草的《欧洲景观公约》（European Landscape Convention），简称《公约》（ELC）。这个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景观”作为保护的对象和主体，它认为“景观”体现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多样性，是人类生存空间的基础，应对其整体进行规划和管理。这种保护不仅涉及杰出景观也关注普遍景观，因为所有景观的品质都决定了欧洲生活环境的品质，《公约》也力求通过景观整体性保护形成欧洲的文化身份。

2004年之后《欧洲景观公约》在欧洲许多国家正式成为法律，如英国2006年签署该《公约》，2007年生效，并依据该《公约》结合本国国情形成LCA景观认定及分类体系，作为“景观”管理的基础^[65]。

ELC这样一个基于“景观”的保护框架是1990年代之后环境保护理论和实践与遗产保护相结合的结果。1990年，欧洲议会发表了《关于城市环境的绿色文件》，致力于在欧洲建立一个广泛的机制应对种类繁多的环境问题——从能源到噪声、全球变暖到水质污染——采取一致行动，这被看成是唤醒环境意识的转折点^[66]。1991年6月在捷克的多布日什举行了第一届泛欧洲环境部长会议，会议提出了《多布日什评估》（The Dobris Assessment）的报告，报告的第八章即为“景观”，指出由于城市扩张、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运输的发展、农业的集约化和荒废等原因，欧洲景观持续改变并不断消失。虽有6%的欧洲土地都置于保护的名义之下，但实际上其法律地位薄弱。^[67]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出版了一本名为《生命的公园：欧洲的保护区行动》（Parks of Life：Actions for Protected Areas in Europe）的著作，它极大地影响了欧洲农业景观的保护。在上述一系列事件的影响下，欧洲理事会颁布了《欧洲景观公约》，在欧洲的层面上全面地保护、管理和提升欧洲景观的品质，以国际法的手段制约环境、区域规划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并将其视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欧洲议会野生动物和自然栖息地保护、欧洲议会建筑遗产保护、欧洲议会考古遗产保护等保护机制的补充^[68]。

ELC将“景观”视作为保护的对象和主体，其革新之处在于对“景观”的界定，《公约》指出“景观”意味着一个区域，能够被人类感知，它的特征是由人类的活动和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形成的。而且“景观”不仅是物质的集合，它作为人类经验、感受、情绪的载体而形成的文学和艺术作品又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代表了“多变的文化观念和文化身份”。这一定义使它与IUCN《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中的“遗产”概念区别开来，“遗产”是“杰出、有代表性”的人类文明的产物，而ELC的“景观”则应用于所有地域，而并非那些由技术专家专门挑选出来的地方，它强调多样性和差异性的价值，关系到所有参与塑造它的人。同时，“景观”是一个由有形和无形的社会文化实践而形成的地域，它随时间而演化，被自然和人类的力量所改变，其间自然和文化的内容形成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它比“自然”“风景”等词汇更恰当地整合了环境和历史遗产。(www.xing528.com)

把“景观”定义为保护对象，使景观规划和景观政策的方法运用于遗产保护，如景观规划的研究方法——鉴别、描述、评价、登录、名录、对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研究、对变化的分析，及景观规划的技术手段——地图、照片、图纸等等，这些方法和技术都能使以地域为基础的遗产保护更全面、更完善。另一方面早在中世纪，欧洲的“景观”观念就包含土地身份和特征的含义，与习俗、组织机构和所有权相关联，甚至许多地方有自己的景观政策^[69]。ELC根据这一传统提出建立和运用景观政策来保护、管理和规划“景观”，并将“景观”整合进区域和城镇规划、文化、环境、农业、社会政策。同时ELC认为“景观”为形成地方文化做出了贡献，反映了人居环境的品质，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个人福利的先决条件，所以每个人都应对它的保护、管理、规划拥有权利和负有责任，因此ELC要求建立公众、地方和区域机构及其他相关团体参与保护和管理的程序。

总之，《欧洲景观公约》将“景观”作为保护对象，以地域为基础，整合自然文化资源及人类活动，并建立相应的保护管理机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