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来自世界各国的几十位科学家、教育家和经济学家等齐聚罗马，成立了一个非正式的国际协会——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其工作目标是关注、探讨与研究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使国际社会对人类的困境包括社会的、经济的、环境的诸多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并提出应该采取的能扭转不利局面的新态度、新政策和新制度。受俱乐部的委托，以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丹尼斯·梅多斯为首的研究小组，针对长期流行于西方世界的高增长理论进行了深刻反思，并于1972年提交了俱乐部成立后的第一份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深刻阐明了环境的重要性以及资源与人口之间的基本联系。报告认为：由于世界的人口增长、粮食生产、工业发展、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这5项基本因素的运行方式是指数增长而非线性增长，全球的增长将会因为粮食短缺和环境破坏于下世纪某个时段内达到极限。继而得出了要避免因超越地球资源极限而导致世界崩溃的最好方法是限制增长，即“零增长”的结论。由于种种因素的局限，其结论和观点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但是，报告所表现出的对人类前途的“严肃的忧虑”以及对发展与环境关系的论述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积极意义。它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为孕育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萌芽提供了土壤。[57]
1972年6月5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he Human Environment），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会议把生物圈的保护列入国际法之中，成为国际谈判的基础，使环境保护成为全球的一致行动，并得到各国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在会议的建议下，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UNEP）。这次会议形成了三个影响深远的文献：
（1）《只有一个地球》。这部由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生物学家勒内·杜博斯写作的经典著作作为大会的基调报告，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作者认为资源分为可再生资源与不可再生资源，环境的变化分为可逆变化和不可逆变化，人类的活动应当尽可能消除对环境的不可逆转影响。
（2）《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在集中分析了全球人口、粮食、物种和遗传资源、能源、工业和人类居住等方面的情况，并系统探讨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之后，鲜明地提出了三个观点：
①环境危机、能源危机和发展危机不能分割；
②地球的资源和能源远不能满足人类发展的需要；(www.xing528.com)
③必须为当代人和下代人的利益改变发展模式。
报告指出，过去我们关心的是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而现在我们正迫切地感到生态的压力给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需要一条新的、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切实结合起来的道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自然的持续性、经济的持续性和社会的持续性的思想贯穿这份文献始终，它对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最终形成和传播起了极大的作用。
（3）《人类环境宣言》。该宣言郑重申明：人类有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各国有责任确保不损害其他国家的环境；环境政策应当增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潜力。这个宣言首次将环境保护作为一种国际承诺。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依据《世界遗产公约》保护的自然遗产地，目前已有197处，另有32处为自然和文化双重世界遗产地。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世界环境署养护监测中心（World Conservation Monitoring Center，WCMC）的《联合国国家公园和保护地名录》的数据库中至少有4万个保护区，而世界遗产地是世界保护地中的精华——王冠上的宝石，对自然保护区保护和环境保护有示范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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