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拨款体制主要可以归结为：国家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和中央各部委所属高等院校的拨款，由财政部划拨给国家教育部和其他各部委，再由他们分配给各所属的各高等学校；地方所属高等院校拨款由省级财政部门划拨。这是一种教育财事权分离和政府教育投资条块分割、部门分割的高等教育经费分配体制。[4]这种拨款部门是纯粹的官方部门，其人员都是政府官员，拨款的整个操作程序都要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受人为因素影响很大。
高等院校所开展的教学活动是为了将可用之才传输给社会，其内部体系纷繁复杂，不管采用分权、集权还是二者兼顾的教育体制，政府的政策和行为都可能出现较大偏差，最终导致政府失灵。[5]对于我国来说，这种失灵的现象通常反映在：政府无法对自己进行完全精准的定位，对于高等院校的教学活动过于干涉，导致高等院校变成政府手中的附属产物；而在整个过程中，政府往往并未掌握到足量、有效的信息资源，从而可能导致效率不高；并且相关的制度政策略显老旧、保守，无法满足整个教育发展的需求；在干预的过程中也未能依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因此，政府在对高等院校进行管理活动时会形成一定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教育中介往往更能够有效增强高等教育的效果。中介组织往往具备相对明确的运作方向，而且其专业水准与管理能力相对而言也比较高的，还能够有效弥补政府效能相对低下以及高校自治方面的局限问题，往往能够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中介组织的建立能够妥善化解高等院校与政府因目标利益的差异化而产生的冲突，在整个高等教育领域，以“中间人”的身份能够发挥自身应有的巨大作用。因此，我国高等教育拨款应借鉴国外相关的成功经验，在运作机制方面引入拨款（评估）的中介组织，有助于增强整个高等教育拨款的透明度，进而克服高等院校追求成本最大化的行为，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及整个高等教育的质量。[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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