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中兴：一场开创与挑战

前面咱们说到中晚唐的局面，唐王朝的日子非常不好过，如果说可圈可点的帝王，还能称得上明君的话，有两位：一个是唐宪宗李纯，一个是唐宣宗李忱。一个开创了元和中兴，元和中兴十六年。另外一个开创了大中之治，大中之治十三年。虽然时间短，但是这对于中晚唐的乱局来说已经很不容易了。

唐宪宗如果您不熟悉的话，白居易您就应该很熟悉了，白居易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长恨歌》。《长恨歌》应配合另外一篇解读性文字去读，这篇文字就是陈鸿的《长恨歌传》。陈寅恪先生主张以诗证史，陈先生认为文学作品一定有它的历史背景，虽然诗歌在探讨许多人类共性，但是它脱离了社会背景、历史元素的话，这些共性就成了无米之炊。所以陈寅恪通过诗歌的解读能够看出许多历史的痕迹。比如说他的《元白诗笺证稿》解读《长恨歌》就很精彩。《长恨歌》里头杨贵妃什么时候出的家，出家的时候她已经和寿王李瑁结亲了没有？她是姑娘还是媳妇？最后考证的结果，日期跟原先有一些变化。陈先生要干吗？其实他的真正目的想驳斥朱彝尊的《曝书亭集》，《曝书亭集》是清朝人的东西，他说当时杨贵妃还是姑娘，但是陈寅恪考证了半天说不可能，《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寅恪先生说当时李瑁已经和杨贵妃完婚有两年之久，怎么可能还是姑娘呢？^[1]为什么要考证这个？陈寅恪的目的要论证，唐王朝不太讲什么贞节大防，这跟后代理学的思想世界有巨大的区别。这就是以诗证史。我们读陈鸿的《长恨歌传》，读陈寅恪先生的《元白诗笺证稿》，能够恢复陈鸿、白居易的心路历程。

《长恨歌传》书影

这两个人为什么要写《长恨歌》以及《长恨歌传》？事实上这两个人其实是好朋友，白居易和陈鸿约好了一起写，我写诗，你写传。这个传是解释性的文字，跟《左传》的“传”意思是一样的。通过这样一唱一和，把这个事说明白，真正的目的要“惩尤物，窒乱阶”，警醒后世。“尤物”就是红颜祸水，说的是杨贵妃这样的女人，以后避免红颜祸水事件。“窒乱阶”是说由此以后防微杜渐，告诫统治者一定要克勤克俭，戒骄戒躁，才可能迎来盛世。所以他们的目的是要规劝。

这个诗写在公元805年，也就是元和初年。当时唐宪宗李纯已经登基，他想有所作为，所以用了一些饱学之士，以振兴朝纲。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白居易、陈鸿才很有可能有他们的用武之地。元和天子还是有作为的，尤其是用贤臣，打击藩镇。这白居易也是个缩影，他非常希望皇帝有作为。白居易敢说话，少年得志，受到皇帝的青睐。可是当时出现了一档子事，就是丞相武元衡之死。丞相被刺客所杀，而且藩镇跃跃欲试，很可能这个丞相的死跟藩镇有关系。^[2]白居易据理力争，一定要彻查此案还一个公道，可是直言得罪了权贵，很多人攻击白居易。当时白居易母亲不小心掉井里头落水淹死，而白居易还写过一个《新井赋》，所以这就成了由头，说白居易本身就是一个不孝之人，而且还可能有其他的劣行，所以皇帝才把白居易外放，有了另外的一首诗，大家也熟悉，就是《琵琶行》，贬为江州司马。

这和当时朝局的变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唐宪宗想加强君主权力，打击藩镇。比如暂代西川节度使刘辟，他奏报朝廷，说我当西川节度使不够，我还想兼任东川以及山南西道节度使，也就是兼三任节度使，手握重兵。而且西南是天府之国，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朝廷就干预不了他。元和天子唐宪宗可不干，所以驳回刘辟。刘辟大怒，于是打到了东川，想以武力夺得东川节度使。朝廷调兵平叛，打了大胜仗，俘虏了刘辟，最后当众处死，给这些叛乱之徒以警醒。^[3]

唐宪宗李纯像

另外一个事就是吴元济事件。当时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吴元济是他的儿子，就想子承父业，接任淮西节度使。这个淮西又叫蔡州（今河南汝南），地理位置很重要，如果世袭把持的话朝廷会受到威胁，就驳回了他的奏章，他也开始叛乱，于是朝廷派兵清剿，最后俘虏了吴元济，也是当众处死。^[4]

这下处理了两个节度使，使得河朔四镇大为惊恐。河朔四镇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此时他们都害怕了，索性交出了自己的一些权力，朝廷的势力已经渗入河朔的内部，甚至他们一定程度接受了朝廷的制度，说明这个皇帝也非常有手腕，少数民族也暂时处于安定的状态，所以迎来了元和中兴。

元和中兴的确是值得称道，但是这个皇帝也有巨大的问题。一方面皇帝非常信任太监，他认为宦官是自己的心腹，他能支配宦官，让他们统领军队为自己效忠。有人提醒过他，他说宦官本身是家奴，我让他死，他就得死。可是这句话话音未落，唐宪宗李纯死在了宦官陈弘志手里头，他也是自食其果。

而且这个皇帝笃信佛教，笃信到了什么地步？咱们知道有一个大文豪韩愈，韩愈写过一篇著名的文字叫《谏迎佛骨表》，当时有一个习俗，就是每隔三十年要把舍利子从法门寺的地宫迎请出来，在长安城中游行，善男信女投以资财，为人们祈福，耗资巨大。唐王朝末期的皇帝都短寿，能碰上三十年的大典已经非常庆幸，唐宪宗热衷于此。没想到大臣韩愈提出意见，他说了这个时候兵荒马乱，社稷不稳，您为什么还耗费这么大的钱财呢？如果说您头脑空虚的话，我们有神可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轲，拜我们的儒家领袖不行吗？这个时候您就应该让这些和尚还俗，把寺庙都拆掉，佛经烧掉，把舍利子毁掉，国家才可能壮盛。皇帝勃然大怒，就要处死韩愈，要不是宰相一干人等是韩愈的故交，韩愈早就人头落地。皇帝说了，死罪得脱，活罪难逃，干脆你下放吧，韩愈只能去南方当潮州刺史。皇帝对佛教的笃信就可见一斑。

更要命的就是，又发生了宫廷政变，唐宪宗死在太监手里，而这太监又分好几派，当时郭子仪的孙女郭贵妃受皇帝宠爱，给皇帝生了李桓，而这个时候郭贵妃就想把自己的孩子，也就是日后的唐穆宗扶上皇位，她只能依靠太监，所以当时朝局又进行了一番洗牌，使得皇帝都死在了太监手里。^[5]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www.xing528.com)

李德裕像

牛僧孺像

在当时还出了一档子事，就是朋党之争。朋党之争持续了二十六年，从821年至846年，从唐穆宗一直到了唐宣宗时代，每隔不久政坛上就有一次变更，大体上呈现出了两个阵营：一个就是牛党，一个是李党。“牛”以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为代表。“李”以李德裕、李绅、郑覃为代表。这两党各有各的立场，经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你在唱戏我拆台，党争不亦乐乎。他们的立场是很不一样的，牛党出身比较低，一般都是新科进士，是庶族地主，他们心向往是科举，因为自己就是进士科出身。进士科在唐王朝太不容易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他们位列公卿后，一定得给进士出身的人站台。所以这个时候牛党代表社会比较新兴的血液。而李党这一方往往出身比较高贵，有着贵胄的血统，他不看好进士出身，他看好的是人才的家境背景。这样的话就在选拔人才的问题上两党针锋相对。有人说，政策上李党基于义（儒家道义），李党基于利（现实利益），也有一定道理。

说到牛李党争就得说到一个关键的人物，就是李商隐。李商隐是进士及第，他的进士及第和行卷有关系。行卷就是在考前动用自己的人脉，影响主考或者相关人员，为自己的仕途铺平道路。李商隐行卷找到宰相令狐绹，这足以影响李商隐的命运。令狐绹、令狐楚就拼命拉拢李商隐，他们都是牛党代表人物。可是李商隐干了一件非常不对头的事情，他又投靠了李党，李党关键人物王茂源也看好了他，王茂源把自己的闺女许配给了李商隐，所以李商隐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牛党骂他是叛徒，而李党也认为他有二心。李商隐在后来的仕途也不是那么一帆风顺，他的许多诗，就包括“锦瑟无端五十弦”，流露出很多凄楚哀怨的情绪，这和他的爱情有关，也和他的人生履历有关。^[6]

牛党、李党对待藩镇的态度也很不一样。牛党这些进士，对待藩镇的态度比较模糊，和稀泥，能不闹翻就不闹翻，他们不折腾就算了吧，朝廷不要自讨没趣，自己不找好日子过，所以牛党的态度是比较消极的。而李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它对藩镇的态度非常明确，主张应当削藩镇，伸张君权。两党你方唱罢我登场，像走马灯一样，一直到了唐宣宗时期，唐宣宗索性流放了李德裕，李德裕最后客死他乡，朋党之争才告终结。唐王朝晚期就出现了许多乱象，朋党之争，宦官专权，藩镇割据，还有财政的匮竭，千疮百孔。

[1]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一章《长恨歌》：武惠妃薨年在开元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杨贵妃入宫至早在开元二十六年正月二日，但开元二十三年已册封寿王妃，“其间相隔至少已越两岁，岂有距离如是长久，既已请期而不亲迎同牢者乎？由此观之，朱氏‘妃以处子入宫似得其实’之论，殊不可信从也”。

[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元和十年：“上自李吉甫薨，悉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师道所养客说李师道曰：‘天子所以锐意诛蔡者，元衡赞之也，请密往刺之。元衡死，则他相不敢主其谋，争劝天子罢兵矣。’师道以为然，即资给遣之。”“陈中师按张晏等，具服杀武元衡；张弘靖疑其不实，屡言于上，上不听。戊辰，斩晏等五人，杀其党十四人，李师道客竟潜匿亡去。”胡三省注：“《考异》曰：‘《旧》《张弘靖传》曰：“初，盗杀元衡，京师索贼未得。时王承宗邸中有镇卒张晏辈数人，行止无状，人多意之。诏录付御史台御史陈中师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说。弘靖疑其不直，骤于上前言之；宪宗不听。及田弘正入郓，按簿书，亦有杀元衡者，但事暧昧，互有所说，卒未得其实。”按《旧》《吕元膺传》：“获李师道将訾嘉珍、门察，皆称害武元衡者。”然则元衡之死，必师道所为也。但以元衡叱尹少卿，及承宗上表诋元衡，故时人皆指承宗耳。’”

[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七唐纪五十三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元年：“刘辟既得旌节，志益骄，求兼领三川，上不许。辟遂发兵围东川节度使李康于梓州。”“（高）崇文入成都，屯于通衢，休息士卒，市肆不惊，珍货山积，秋豪不犯，槛刘辟送京师。”“戊子，刘辟至长安，并族党诛之。”

[4]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九唐纪五十五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元和九年：“元济不迎敕使，发兵四出，屠舞阳，焚叶，掠鲁山、襄城，关东震骇。”《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唐纪五十六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二年：“吴元济见其下数叛，兵势日蹙，六月，壬戌，上表谢罪，愿束身自归。上遣中使赐诏，许以不死；而为左右及大将董重质所制，不得出。”“（李）愬遣李进诚攻牙城，毁其外门，得甲库，取器械。癸酉，复攻之，烧其南门，民争负薪刍助之，城上矢如猬毛。晡时，门坏，元济于城上请罪，进诚梯而下之。甲戌，愬以槛车送元济诣京师。”“十一月，上御兴安门受俘，遂以吴元济献庙社，斩于独柳之下。”

[5] 此事有异说，《考异》说得比较详细。《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唐纪五十七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元和十五年：“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胡三省注：“《考异》曰：《实录》但云‘上崩于大明宫之中和殿’。《旧纪》曰：‘时帝暴崩，皆言内官陈弘志弑逆，史氏讳而不书。’《王守澄传》曰：‘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新传》曰：‘守澄与内常侍陈弘志弑帝于中和殿。’裴廷裕《东观奏记》云：‘宣宗追恨光陵商臣之酷，郭太后亦以此暴崩。’然兹事暧昧，终不能测其虚实。故但云暴崩。”“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唐宣宗认为自己继承宪宗之统，把宪宗之死归罪到郭氏和宦官陈弘志等人。《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九唐纪六十五宣宗元圣至明武成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八年：“上自即位以来，治弑宪宗之党，宦官、外戚乃至东宫官属，诛窜甚众。”胡三省注：“宣宗绝郭后景陵之合葬，诛元和东宫之官属，则以为穆宗母子诚预陈弘志之谋者。然文宗于穆宗，父子也。文宗愤元和逆党，欲尽诛之而不克，以成甘露之祸。使父果为商臣，则子必为潘崇讳矣。”胡三省之说似乎也合理，弑君之事可能经过穆宗等人的篡改。

[6] 《旧唐书·李商隐传》：“商隐幼能为文。令狐楚镇河阳，以所业文干之，年才及弱冠。楚以其少俊，深礼之，令与诸子游。楚镇天平、汴州，从为巡官，岁给资装，令随计上都。开成二年，方登进士第，释褐秘书省校书郎，调补弘农尉。会昌二年，又以书判拔萃。王茂元镇河阳，辟为掌书记，得侍御史。茂元爱其才，以子妻之。茂元虽读书为儒，然本将家子，李德裕素遇之，时德裕秉政，用为河阳帅。德裕与李宗闵、杨嗣复、令狐楚大相仇怨。商隐既为茂元从事，宗闵党大薄之。时令狐楚已卒，子绹为员外郎，以商隐背恩，尤恶其无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