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王朝出现的问题，唐王朝也已经出现了，形容成千疮百孔似乎也不为过。王朝内部出现了藩镇割据，尾大不掉，有的藩镇是听朝廷的，有的藩镇则不是，它们跟朝廷唱对台戏。中央内部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比如出现了宦官专权，唐玄宗就开了一个头。唐玄宗朝大太监高力士不像戏台上演得那么猥琐，不是小丑的形象。据高力士墓志铭，说这个人很魁伟。人们不称他高公公，称的是高将军。他对于政局的影响力非常大，尤其是平息韦后之乱、太平公主之乱，是唐玄宗的左膀右臂。[1]
高力士之后出现的大太监是李辅国，李辅国力挺唐肃宗。他对唐肃宗登基立有大功，唐肃宗委之以重任。唐代宗是太监所立，所以对太监百依百顺。此后唐德宗把军权赋予太监，大书法家柳公权有一个碑特别著名，也是今天学毛笔字的范本，叫《神策军碑》，神策军是由太监率领。唐德宗认为禁军统领没有能力，也不听自己的，干脆让太监带兵，此后一发不可收拾，[2]宦官专权愈演愈烈。除了宦官专权之外，在王朝内部还有朋党之争，并且财政匮乏，所以唐王朝日子很不好过。
唐德宗叫李适（读作kuò），一度想将权力收归中央，向藩镇说不。藩镇里头和朝廷最唱对台戏的是河朔四镇，魏博、卢龙、平卢、成德，其将领是安史之乱的叛将，安史之乱后暂时听朝廷调遣。河朔四镇之中，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他的儿子李惟岳奏请朝廷，希望继任爸爸的职位。唐德宗驳回这个奏折，你爸爸终于死了，我应该掌握河朔，凭什么你来继任？[3]于是李惟岳怒了，呼吁其他节度使对抗朝廷。朝廷还是原先的法子，以节度使打节度使，调遣卢龙节度使朱滔、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平叛，没想到按下葫芦起了瓢，朱滔、李希烈、李纳、田悦、王武俊五个军阀勾结在一起对抗朝廷，这下乱了。[4]
颜杲卿像
王夫之《读通鉴论》写到这的时候说这唐德宗也不容易，“不克有终”，“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5]关键是有始有终谈何容易？这马蜂窝，你说捅不捅？如果不捅的话，听之任之，藩镇将继续坐大，如果捅的话，生灵涂炭，有可能鱼死网破。事非经过不知难，捅了马蜂窝以为马蜂跑了，没想到越来越多，进退两难。
朱滔、李希烈叛乱时，忠臣颜真卿站了出来。颜真卿是忠贞之士，在安史之乱的过程之中，颜家满门忠烈，他的哥哥颜杲卿，常山太守，最后骂贼而死。颜杲卿和他的侄儿颜季明都死在叛军的手里。安史之乱平息后，他看到侄儿颜季明的人头号啕大哭，有了感人至深的《祭侄文稿》，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平息之后，他以几朝元老的身份留下一个重要的碑文《大唐中兴颂》。《大唐中兴颂》今天也是学习颜体书法的范本之一，这个碑文的内容就是感慨安史之乱带来的创伤，希望大唐王朝风调雨顺。
《祭侄文稿》
《大唐中兴颂》
颜真卿得罪了奸相卢杞。[6]卢杞在皇帝面前进谗言，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变，朝廷应当派重臣去游说，最好的人选就是颜真卿。让颜真卿去说服李希烈归顺朝廷，其实就是让颜真卿送死。糊涂的皇帝派颜真卿去了，颜真卿到了那就被李希烈扣留下来，扣了一年多之后，被李希烈给勒死，这都是悲剧。
于是战乱就开始了，这是783年、784年，《资治通鉴》写到唐朝《唐纪》这个部分，哪个时间最多？一个是贞观时代，一个就是783、784年。此时国家千疮百孔，司马光等人交代得非常细。朝廷调兵平叛，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又出现泾原兵变。
李希烈兵变，朝廷派泾原兵镇压，泾原兵的首领朱泚。朱泚和前面说的朱滔都是军阀，这两个人是兄弟，朝廷派节度使打节度使，实际危如累卵。泾原兵不满朝廷给他们待遇，认为朝廷言而无信，而且吃的都是粗粮，索性兵变了。朱泚一不做二不休，占据长安，称帝，国号为秦，唐德宗吓坏了，跑到奉天（今天陕西乾县），做了最坏的打算，他想像唐玄宗一样跑到蜀地，但这个事变闹得没有那么大。
咱们学大学语文或《古文观止》有一篇很著名的文字，就是柳宗元写的《段太尉逸事状》，段太尉的名字叫段秀实，也是一个忠臣。朱泚称帝，他想联合段秀实反抗朝廷，但是段秀实拒不答应，拿自己手中的笏去打朱泚，朱泚的手下把段秀实乱刃分尸。段秀实非常有威望，从容淡定。即使在手下人斩杀段秀实的时候，朱泚还拦着，说你们不要杀他，他可是朝廷的忠臣。[7]后来这场叛乱平息之后，朝廷表彰段秀实，有了柳宗元写的《段太尉逸事状》，写得辞彩清壮，也是名篇。
战乱后来被平息，是因为叛乱集团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将军李晟大败朱泚，朱泚落荒而逃。李希烈气数已尽，被他的部下毒死。而朱滔、田悦等人看到没有什么闹头了，干脆归顺朝廷。泾原兵变给唐王朝重重一击，可是唐王朝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在这样的背景下存活。
《段太尉逸事状》
有人认为唐德宗是一个昏聩的君主，他率领一群坏蛋。唐德宗也的确是有他不得人心的地方，但是也有人认为唐德宗打击藩镇，刷新吏治，他也有雄心壮志。司马光《资治通鉴》写到唐德宗，说他有一番作为，尤其是想加强皇权，有改革的愿景。但是大业没有完成，司马光说原因是因为他不明大义。这个不明大义司马光说得也没错，头一点就是重用奸臣，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卢杞。卢杞在历史上没有什么好名声，据说他长得很丑，史书记载卢杞脸色发蓝，形状很龌龊。周围许多人都感知到了卢杞心术不正。唐王朝有一个功臣郭子仪，他原先是朔方节度使，对朝廷百依百顺，朝廷也拉拢他，把公主许给他的儿子。郭子仪和卢杞打过交道，那时卢杞还很寒微，郭子仪生病了，卢杞去探病，这时候郭子仪听说卢杞来了，屏退手下侍女，靠着身边的“几”恭敬地对待这位卢大人。这些手下人很不解，等卢杞走后，就问郭子仪，说出入您府第的，比他品级高的人多了，都没有得到您这样的待遇，为什么对他百依百顺？郭子仪就讲了这么一番话，说这个人丑陋而且面露凶相，他是个小人，如果你得罪了他，等他日后发达了，有你们好果子吃？[8]郭子仪对他都非常谨慎，别人更在卢杞面前低声下气。比如有的官员在御前会议中听到卢杞发言，干脆就不说了，后半截的话咽下去，怕得罪卢杞，以免卢杞会弄死你。[9]好些人死在卢杞的阴谋之下，比如刚才讲过的颜真卿，如果卢杞不出坏主意，颜真卿不会死在李希烈之手。
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宰相杨炎。杨炎是独树一帜的改革家，他建议皇帝推行两税法。唐王朝土地兼并严重，造成均田制推行不下去，少地无地的农民就交不起税，因为税收的基础是按人头，良田千顷也交这么多税，少地无地也是这么多税，所以易激发民变。杨炎建议皇帝不能再以人头收税了，应当以土田和财产为基础，田多的、财产多的多交，少就少交，没有就不交，这样才可能防止民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皇帝深以为然。唐德宗能用杨炎，说明唐德宗也不是十足昏聩之辈。两税法推行，唐德宗看到了好果子，于是他问手下人，这样的话两税法是否给我们带来了成效？结果手下人说不，因为丈量土地的同时，原先的杂税是废了，可是新的苛捐来了，老百姓照样叫苦不迭。所以唐德宗只能默不作声。但甭管怎么样，这个两税法意义非同小可，它是履亩纳税，此后历史发展就是按照杨炎的思路进行下去的。王安石变法中就有一条，就是方田均税法，丈量田亩。明朝改革家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也是丈量田亩。到了清朝，索性实行了摊丁入亩。这样的思路发端于杨炎。可是杨炎是卢杞的死敌，卢杞在皇帝面前可没少说杨炎的坏话，最后杨炎被贬谪，客死在了崖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10]这样的奸臣给皇帝起不了好作用。(www.xing528.com)
除了重用奸臣以外，唐德宗还开了一个恶例，就是扩大了宦官的权力。他吸取了泾原兵变的教训，宦官掌管神策军。泾原兵变使得乱局雪上加霜，禁军统领使不上力气，皇上认为他无能，索性找自己的人。按说宦权是皇权的附庸，一定受皇权的支配，可是它要有了兵权，有可能就异化了。汉朝有十常侍，桓灵时代的乱政也没好到哪去，但是太监掌握兵权弄死皇帝，这种事别的朝代还没发生过。唐王朝自此就开了恶性的先例，太监专权一发不可收拾。
此时皇储是谁，得太监说了算。的确唐代宗的登基和太监有关系，可是没有到这个地步。 太监有兵权，他能决定皇储该立谁、不立谁，最后是几派太监在斗争，太监背后才是皇子们，这样的局面已经不可收拾。但是太监要把皇权抓在手里才能打得出去，所以呈现宦权和皇权既有矛盾又水乳交融的关系。在朱滔、李希烈之乱，以及泾原兵变的刺激之下，其他节度使跃跃欲试，原先听朝廷的这时候也不听朝廷了，因为看到有的人不听，我凭什么听？索性这些人就不加遮掩了。
唐德宗还曾经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宰相，叫做李泌，给唐德宗出过主意，让他联合回纥，乃至联合大食打击吐蕃。吐蕃向唐王朝进攻过，一度血洗过长安，是唐王朝的心腹大患。李泌的这个计策起到了作用，回纥人在吐蕃背后反戈一击，使得吐蕃腹背受敌。
除了李泌之外还有一个名臣叫陆贽。陆贽是进士出身，擅长于辞令，《资治通鉴》里头保存了不少陆贽的言行，尤其是他写的文告特别出色。在这样的局面之中，唐王朝迎来了晚唐时期的回光返照。
[1]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一十三唐纪二十九玄宗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中之上开元十九年：“自是宦官势益盛。高力士尤为上所宠信，尝曰：‘力士上直，吾寝则安。’故力士多留禁中，稀至外第。四方表奏，皆先呈力士，然后奏御；小者力士即决之，势倾内外。金吾大将军程伯献、少府监冯绍正与力士约为兄弟；力士母麦氏卒，伯献等被发受吊，擗踊哭泣，过于己亲。力士娶瀛州吕玄晤女为妻，擢玄晤为少卿，子弟皆王傅。吕氏卒，朝野争致祭，自第至墓，车马不绝。然力士小心恭恪，故上终亲任之。”
[2]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二年：“发京西防秋兵万二千人戍关东。上御望春楼宴劳将士，神策军士独不饮，上使诘之，其将杨惠元对曰：‘臣等发奉天，军帅张巨济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凯还之日，相与为欢。’故不敢奉诏。”《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三十一唐纪四十七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兴元元年：“初，鱼朝恩既诛，代宗不复使宦官典兵。上即位，悉以禁兵委白志贞，志贞得罪，上复以宦官窦文场代之，从幸山南，两军稍集。上还长安，颇忌宿将握兵多者，稍稍罢之。戊辰，以文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王希迁监右厢兵马使，始令宦官分典禁旅。”胡三省注：“宦官握兵柄，自此不可夺矣。”
[3]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二年：“及（李宝臣）薨，孔目官胡震，家童（僮）王他奴劝惟岳匿丧二十余日，诈为宝臣表，求令惟岳继袭，上不许；遣给事中汲人班宏往问宝臣疾，且谕之。惟岳厚赂宏，宏不受，还报。惟岳乃发丧，自为留后，使将佐共奏求旌节，上又不许。”“或谏曰：‘惟岳已据父业，不因而命之，必为乱。’上曰：‘贼本无资以为乱，皆藉我土地，假我位号，以聚其众耳。向日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乱日益滋。是爵命不足以已乱而适足以长乱也。然则惟岳必为乱，命与不命等耳。”
[4] 《新唐书·李希烈传》：“希烈遣使者约河北朱滔、田悦等连和，凶焰炽然。俄而滔等自相王，遣使者来奉笺，希烈亦自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贼株连半天下。”
[5]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四“德宗一”：“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尧不以共（工）、
（兜）而防舜、禹，周公不以管（叔）、蔡（叔）而废亲亲；三折肱为良医，唯身喻之而已。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决其不克有终也。”
[6]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建中三年：“卢杞恶太子太师颜真卿，欲出之于外。真卿谓杞曰：‘先中丞（卢杞父亲卢弈）传首至平原，真卿以舌舐面血。今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起拜，然恨之益甚。”
[7]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八唐纪四十四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建中四年：“是日，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实等议称帝事。秀实勃然起，夺休象笏，前唾泚面，大骂曰：‘狂贼！吾恨不斩汝万段，岂从汝反邪！’因以笏击泚，泚举手扞之，才中其额，溅血洒地。泚与秀实相搏汹汹，左右猝愕，不知所为。”“秀实知事不成，谓泚党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杀我！’众争前杀之。泚一手承血，一手止其众曰：‘义士也！勿杀。’秀实既死，泚哭之甚哀，以三品礼葬之。”
[8]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六唐纪四十二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一建中二年：“御史中丞卢杞，奕之子也，貌丑，色如蓝，有口辩；上悦之，丁未，擢为大夫，领京畿观察使。郭子仪每见宾客，姬妾不离侧。杞尝往问疾，子仪悉屏侍妾，独隐几待之。或问其故，子仪曰：‘杞貌陋而心险，妇人辈见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无类矣！’”
[9]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德宗神武孝文皇帝二建中三年：“卢杞秉政，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己权，乘间荐吏部侍郎关播儒厚，可以镇风俗；丙辰，以播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政事皆于杞，播但敛衽无所可否。上尝从容与宰相论事，播意有所不可，起立欲言，杞目之而止。还至中书，杞谓播曰：‘以足下端悫少言，故相引至此，向者奈何发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复敢言。”
[10]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十七唐纪四十三德宗神武孝圣文皇帝二建中二年：“（杨）炎庙正直萧嵩庙地，（卢）杞因谮炎，云：‘兹地有王气，故玄宗令（萧）嵩徙之；炎有异志，故于其地建庙。’冬，十月，乙未，炎自左仆射贬崖州司马。未至崖州百里，缢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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