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历史价值与玄武门之变

隋朝从公元589年一统天下，一直到618年唐王朝建立，属短命王朝。暴秦也是，蒙元也是，国祚不长。短命王朝有着种种的共性，能一统天下，可是又急于求成，自身的政治经验积累不够，当然也有统治者自身的问题，留下了很多可叹的教训。

其实历史教训恰是进步的前提，司马光就很知道其中奥妙，把治乱写得非常透彻。有人说《资治通鉴》里头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隋纪》《唐纪》。因为一方面距离宋王朝比较近，宋的许多制度文化在隋唐能看到端倪；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司马光看到的不少后代亡佚的资料，《资治通鉴考异》里提及的文献就很多。司马光把它们保存下来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就学术价值而言，《资治通鉴》里史料价值最强的莫过于隋唐。有人说从学术与政治价值而言隋唐部分是重头戏，应当之无愧。

618年李渊兴兵反隋，这跟他的儿子李世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李世民算是他几个孩子里头最有为的一个。当时在民间流传着一个传说，也是一个预言，代隋的一定是十八子。^[1]杨广听了这个话对李渊产生了怀疑。后来隋炀帝兵败身死，李世民金戈铁马横扫中原，一大堆李唐的对头灰飞烟灭，李唐王朝统一天下。

李渊在位时期政治比较清明，李渊奉行的政策，主要还都是发展生产、休养生息。值得说的是，他在思想文化上采取的是三教合一的态度，哪些东西能为当时社会所用就用它。

《资治通鉴》书影

唐高祖在位时期他曾经去太学里祭祀先圣先师，古人叫释奠。释奠大礼进行后，还有几个专题报告，就跟今天开学术讨论会一样。第一场讲的是《孝经》，由儒生来讲。第二场讲的是《心经》，这个《心经》应当是鸠摩罗什的版本，玄奘还没有出现，由和尚来讲。而第三场由道士讲《老子》。这三家报告做得都很好，当时唐高祖找到了另外一个大文化人，就是《经典释文》的作者陆德明。陆德明对三场报告进行了评析，皇帝非常高兴。唐高祖说，这三个报告人说得都很好，特别是德明一举则蔽。陆德明把他们三场报告的精髓提炼得很好，哪些李唐王朝能用，他做了一个归纳。^[2]唐王朝很理智，它有海纳百川的心胸，取我所需。

唐高祖李渊继任者是李世民，公元626年发生了玄武门之变。如果看唐长安的地图，玄武门在北边，再往北是大明宫。李世民一不做二不休，他和手下人干掉了他的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3]逼他的父亲让位。他的父亲李渊还在宫里头泛舟，看到自己的二儿子来了，气势汹汹，跟随着一大堆人，李渊很诧异。然后李世民说我来护驾。这个护驾说得好听，其实是逼宫。他说我的哥哥和弟弟已经谋逆被诛杀，所以我来了。^[4]他把编排好的故事告诉李渊，李渊很怕自己再蹈杨坚之覆辙，不得不把大位让给李世民。

《资治通鉴》和新旧两《唐书》还有不同的记载，新旧两《唐书》只说李世民在杀掉李建成、李元吉之后，被李渊立为皇太子，而《资治通鉴》多了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李世民跪在李渊的膝盖上，号啕大哭之后有一个亲昵的动作，用自己的嘴巴吮上乳。^[5]这个行为让人很诧异，李世民在干什么？后来还有学者进行了探讨。今天历史学家认为，李唐统治者的鲜卑色彩是很重的，有胡俗太正常了。历史学家就进行了深度的解析，这可能是上古时期的乳翁习俗。^[6]男子在女子怀孕的时候要顶替女子做一些事情，包括喂奶，这是古代从母系氏族公社向父系氏族公社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因为母系氏族公社之中女子地位较高，过渡到父系，男子得营造自己的权威地位，势必要承担母亲的责任，而越是古老的少数民族保留这种风格的可能性越大，很可能当时李世民就是以这种态度来讨好父亲，父亲为之动容，索性让位。《资治通鉴》的史料价值就可见一斑。

唐太宗李世民像

我们就要问，李世民何以成功？这种杀兄杀弟的行为，杨广干咱们一点儿不感到奇怪，可是发生在贞观天子李世民身上，人们还不以为意，觉得李世民就应当是名副其实的大唐天子。司马光就有一段著名的评论。司马光就说，李世民有责任，李建成、李元吉、李渊也有责任。李世民不应该这么操切，不应该杀兄杀弟，这样你会留下恶名，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李渊没有责任吗？你不知道把大位给贤能的儿子吗？李建成、李元吉没责任吗？你尸位素餐做什么？你应该把位置让给贤德的弟弟，让给得民心的哥哥，所以这样的话天下岂不太平。^[7]这个话是给宋神宗听的，让宋代统治者明晓事理。但这样的按语，事实上是不可能发生。可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观，之所以连司马光都给李世民说话，是因为李世民有作为。

陈寅恪老先生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唐王朝渗透着关陇集团与山东集团的博弈。关陇集团有一群豪强地主，是唐王朝、隋王朝乃至西魏、北周起家的家底。他们入为相出为将，文武双全，有着军事与经济实力，还有文化才干。但是这批人在隋王朝建立以后逐渐没落，有的被杀掉了，有的堕落了，这个阵营逐渐坍塌。唐初政治局势面临着一场新的洗牌，以贤能的人士取代原先的关陇地主。贤能人士是谁呢？陈寅恪先生说这就是山东集团。

山东集团前面介绍过，它可能是当时北魏时期各个边镇的后代，它的地位不高，有汉人，有胡人，而且精于骑射，他们的脑子非常清楚。这样的人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更符合当时皇帝的需要。李世民身边就有一大批人属于山东集团。山东集团跃跃欲试要取代关陇集团的位置。

有的学者进行了分析，李世民边上有一大群人称之为天策府集团。天策府是李渊封给李世民的封号，由于李世民东征西讨功劳很大，平息了王世充、刘黑闼等势力，这些军阀背后就是突厥，李世民能够把他们给扳平，对于李唐王朝的初创厥功至伟。所以李渊就封儿子为天策府上将，不仅赐予官爵财物，而且你有辟属权力，也就是说拥有自己的人事权。^[8]于是一群山东豪杰出入于李世民的帐下。如果大家喜欢《隋唐演义》或者《说唐》的话，许多名字您都熟悉，比如徐茂公，后来赐名姓李，这个徐茂公就是其中之一。再比如说程咬金也就是程知节，秦琼也就是秦叔宝，尉迟敬德也就是尉迟公，侯君集等等，这些人在《隋唐演义》里出现过，都是当时天策府阵营的中坚力量。他们是李世民的智囊，李世民想以这样的人取代原先的关陇贵族。

玄武门事变发生之后，整个政治大洗牌。李世民颁布的凌烟阁功臣名单之中，学者进行研究发现原先关陇贵族已经相当之少，而大部分都出身于寒门，这样的话李世民就开了先河。贞观时代最大的任务是要从根本上稳定社会秩序，摆脱六朝以来的乱局，尤其借鉴了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李世民想通过制度的建设防微杜渐，实现长治久安。

《贞观政要》书影

有一本书可以和《资治通鉴》一起看，就是唐朝政治家吴兢写的《贞观政要》。《贞观政要》在唐玄宗时期才完稿，它的内容很丰富，写了唐太宗一干君臣的言论思想，是今天了解唐太宗重要的史料之一。李世民故意有别于隋文帝杨坚，更和隋炀帝泾渭分明。这个泾渭分明体现在李世民表现出的成熟的政治气魄上。

李世民干了几件大事。首先第一条是在经济上，发展生产，推行均田，推行租庸调制。种了国家的地得给国家服徭役纳赋税，无主荒地归农民耕种，而农民种的地有两类：一个是口分田，一个是永业田。永业田是能够传代的，口分田是农民死了以后国家得进行再分配的。所以国家控制土地就能稳住老百姓，就有了财政来源，也有了徭役的基础。李世民想到这一点，如果碰到徭役、兵役正赶上农时怎么办？还可以纳捐代役，也就是庸法，^[9]通过这种方式保证老百姓的农业生产时间。中国古代每一次民变都和吃不饱饭有关，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思路完全不一样。中国人非常勤勉，而且踏实，幸福指数高，他饿着肚子实在没辙才铤而走险。统治者明白这个道理，与民休息，减轻刑罚，^[10]就能稳定社会秩序。

除了发展经济之外，李世民干的第二件事情就是制度建设。这个也很不得了，他完善了隋朝以来的三省六部制度。三省六部制度有人说是君主在加强权力，但是不止于此。三省六部制度君主一方面想集权，另外一方面也想减小决策的失误。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是当时决策上的分工。中书省要草诏，门下省有封驳之权。也就是说中书令、中书舍人等中书省官员有了皇帝的首肯，按情理说，这就可以了；然而在唐王朝还得经过门下省审核。好的话就赞同，门下签字盖章。不好的话，打回重拟。要落实封驳权力，等通过之后再交付尚书省（也就是后代国务院）进行。李世民一而再，再而三强调封驳重要性。有一次他责备门下省，因为门下省的属官看到既然有皇上画的敕，皇上都点头了就通过吧。李世民批评他们，如果你们都不封驳，要你们何用？于是乖乖封驳。尤其是有一位大人叫王珪，王珪主政以后经常封驳，所以实现了决策过程的分工。^[11]

多相的目的是怕宰相一个人专权，于是当时三省都是宰相，尚书省正长官应当是尚书令，可是尚书令由李世民担任过，谁也不敢担任，所以尚书省的副长官尚书仆射就是实质上的长官。尚书省有左右仆射，中书省有中书令，而且门下省有门下侍中。所以这些人加起来，宰相就有一群。

这还不够，唐王朝还采取临时宰相的制度。皇帝看好的官员虽然品位很低，但是皇帝觉得他有能力，可以出入禁中。皇帝给这些人加上一个封号，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参知机务”等等，有这些名号，他就能参与御前会议。御前会议皇帝可以不来，所以宰相们讨论得非常热闹。进而唐王朝出现了一个机构叫政事堂，这个政事堂原先在门下省，后来改到中书省。政事堂会议通过宰相们的讨论来减少决策过程之中的失误。

这样的讨论是非常有效果的，有一个很著名的臣僚就是魏徵。他本身是李建成的部下，是李世民给网罗过来的。李世民知道这些人有能力，所以把他网罗到自己的羽翼之中，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宽容。魏徵经常提意见，唐太宗也纳谏，许多故事家喻户晓。李世民跟臣僚们讨论核心议题是为政的得失，隋王朝为什么亡，唐王朝为什么兴。有一个品级很低的官员，叫张玄素，说隋主自专，他的掌控欲太强。自专的话，不听他人的意见，如果一半对、一半错，已经乖谬很多，何况你有可能不是一半错，而是都错，不让手底下人发言，下边都知道溜须拍马，而上边就被蒙蔽，天下不亡岂不怪哉。这个话说得李世民非常高兴。^[12]李世民顺坡下驴，我一定借鉴这个教训，坚决不学隋炀帝，隋炀帝拒绝别人提意见，我就广开言路，你们说得越多越难听越好。有的学者讲这是李世民在做姿态，做给魏徵、张玄素这些人看，但是咱们一般人接受意见还不容易呢，您家媳妇骂您，您不顶嘴吗？况且他是帝王，贵有四海，位高权重，他还能够摆出这个态度，即便是做给别人看也不容易。

魏徵像

贞观天子摆出非常明确的态度，有意和前代的帝王形成鲜明对比。隋文帝对别人的意见很不爱听，一度跟手下人闹得非常僵，《资治通鉴》里提到过，司马光也责备过。不爱让人提意见的还有梁武帝萧衍，就是那个信佛的皇上，最后被侯景饿死的。有一个大臣叫贺琛，给皇帝提了意见，你这不对、那不对，信写得很长。没想到梁武帝萧衍的答复比他的奏折长得多，把贺琛给大骂一顿，你说的这些东西我都不接受，我是有理的，左一条、右一条，说都像你这样，奸恶之人就会见缝插针，那我这皇帝还当不当。此后贺琛如履薄冰再也不敢提意见。^[13]古往今来的帝王，能像李世民这样的不多。(www.xing528.com)

当然李世民也有红眼的时候，有一次张玄素劝谏李世民，说洛阳宫你不能再盖，洛阳宫毁于战火，毁就毁了，你眼看隋王朝是怎么灭亡的，你怎么还要学它呢？李世民非常不高兴，说我盖了洛阳宫就是昏君吗？就是桀纣吗？张玄素说你要盖了洛阳宫就差不多啦。这个话说到了李世民的心坎，于是他琢磨，维护帝王的尊严重要，我还是悠着来吧。洛阳宫也就不了了之。^[14]

李世民也曾对魏徵发火过，魏徵在632年激怒过唐太宗，唐太宗罢朝之后气哼哼的，对长孙皇后说，必将诛此田舍翁。没想到长孙皇后朝服官戴，施以大礼，皇上吓傻了，你要做什么？皇后说我祝贺陛下有这样的忠正之臣。这下李世民才恍然大悟。其实长孙皇后给了皇帝一个台阶下。^[15]

贞观之治的确是值得圈点的。有一年唐王朝死刑犯人才二十九个，关键唐王朝多大啊！而后来有一年，死刑犯人是二百九十多个，李世民跟这些死刑犯做了一个君子约定，我放你们回家过年，但是我君子你们也君子，你们不能跑。于是等年关一过，这些死刑犯纷纷投案，李世民也大为感喟，大笔一挥，统统赦免。^[16]

社会稳定了下来，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对于唐王朝的振兴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样也让历史学家很感动。司马光曾经评价过一个人，名字叫裴矩。他是从隋朝过来的降臣，他在隋朝不提意见，没想到在唐王朝就爱给李世民提意见，李世民也纳谏，对他很褒奖。司马光就感慨了，同样的人在前朝是随波逐流，可是到了唐王朝像变了一个人一样，说明什么问题？社会风气变了。^[17]这样的社会风气是积极的，被后代史家所称道。

[1] 有人把这个预言套在李密身上。《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隋纪七炀皇帝下大业十二年：“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

[2] 《新唐书·陆德明传》：“世充平，秦王辟为文学馆学士，以经授中山王承乾，补太学博士。高祖已释奠，召博士徐文远、浮屠慧乘、道士刘进喜各讲经，德明随方立义，遍析其要。帝大喜曰：‘三人者诚辩，然德明一举辄蔽，可谓贤矣！’赐帛五十匹，迁国子博士，封吴县男。”

[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建成、元吉至临湖殿，觉变，即跋马东归宫府。世民从而呼之，元吉张弓射世民，再三不彀，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迟敬德入宿卫，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惊，问曰：‘今日乱者谁邪？卿来此何为？’对曰：‘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上谓裴寂等曰：‘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萧瑀、陈叔达曰：‘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

[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抒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6] 阎爱民《〈资治通鉴〉中“世民跪而吮上乳”的解说——兼谈中国古代的“乳翁”遗俗》指出，“世民跪而吮上乳”这一句透视出中国古代存在着的“乳翁”风俗。早期父权意义上的产翁习俗在流传过程中发生变异，而以另外的面貌出现，它的具体形式早已摆脱了那种装模作样的卧床假产方式，由“产翁”演化到了“乳翁”，强调丈夫在子女哺育过程中的“乳子”作用（《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一唐纪七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上武德九年：“臣光曰：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

[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九唐纪五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中之中武德四年：“上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称之，特置天策上将，位在王公上。冬，十月，以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增邑二万户，仍开天策府，置官属。”

[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七唐纪三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上之下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胡三省注：“租、庸、调之法，以人丁为本，梁、陈、齐、周各有损益。”“唐制，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

[10]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贞观十一年：“房玄龄等先受诏定律令，以为：‘旧法，兄弟异居，荫不相及，而谋反连坐皆死；祖孙有荫，而止应配流。据礼论情，深为未惬。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者俱配役。’从之。自是比古死刑，除其太半，天下称赖焉。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蠧，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

[1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胡三省注：“中书出命，门下审驳。按唐制，凡诏旨制敕，玺书册命，皆中书舍人起草进画，即下，则署行而过门下省，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

[1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1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五十九梁纪十五高祖武皇帝十五大同十一年：“启奏，上（梁武帝）大怒，召主书于前，口授敕书以责琛。……琛但谢过而已，不敢复言。”

[1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三唐纪九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贞观四年：“上谓玄素曰：‘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对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上叹曰：‘吾思之不熟，乃至于是！’顾谓房玄龄曰：‘朕以洛阳土中，朝贡道均，意欲便民，故使营之。今玄素所言诚有理，宜即为之罢役。后日或以事至洛阳，虽露居亦无伤也。’仍赐玄素彩二百匹。”

[1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贞观六年：“上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惊问其故。后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

[1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四唐纪十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下贞观六年：“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

[1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二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