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如麻的乱局甭管是南朝还是北朝都发生过，但是治世这种情况就少一些，因为开明统治者知道一条，稳定压倒一切。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时有内忧也有外患，源自逐渐崛起的马上民族突厥。后来有许多部落都认为自己是突厥的后代，但是这与史实有很大出入。突厥在公元五世纪崛起，逐渐吞并了柔然（一度北魏政权防范的柔然多么强大，但是被突厥所吞噬）。突厥的版图相当辽阔，最强大时它从西边已经到了黑海，从南边到了阿姆河，从北边到了贝加尔湖，从东边到了东北辽河流域。这是隋唐王朝的心腹大患。但是在唐太宗的时候东突厥灭亡，唐高宗的时候西突厥灭亡，后来虽有突厥残余势力也曾经建国，但逐渐也退出历史舞台。它都成为明日黄花，陈年老账。
突厥在五世纪的时候崛起，到了六世纪它看到了中原震荡，南朝北朝在斗，北朝内部也在掐，这种内斗让突厥可汗非常高兴，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在南方有两个孝子贤孙，我要什么他们会给什么。一度突厥可汗猖獗至此。[1]
突厥内部，和华夏相比，它要乱得多，它不可能实现隋唐王朝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度，因为它不是铁板一块，部落林立，有大可汗、有小可汗，这个时候中原王朝利用了这种矛盾，隋文帝杨坚扶植了小可汗，称之为突利可汗，把隋朝的公主下嫁到突厥部落，成了突利可汗的夫人，[2]通过这种联姻改善两地关系，当时中原王朝就是这么想的。
突利可汗和隋王朝的关系非常密切，隋王朝也向它提供资财。突利可汗会把突厥内部的机密汇报给隋王朝，这下大可汗火了，你这不是出卖我吗？于是大可汗都蓝打突利，突利可汗败北，所以投奔了隋王朝。[3]隋炀帝又一次把公主嫁给突利可汗，强化这种政治关系。
突利可汗对隋王朝亦步亦趋，杨坚还封他为启民可汗，启民是突厥语，意思是智慧，等于说隋王朝给他一个荣誉性的名号。但是他的儿子始毕可汗不买账，和隋炀帝交兵。突厥和隋王朝的关系就是如此，时好时坏。在隋王朝势力强悍的时候，突厥分裂成两支：一是东突厥，一是西突厥。直到唐王朝才把它们收拾了。相当时期内突厥就是悬在中原统治者头上的一把利剑，只能是解决内忧之后才能谈外患的问题。
北周力量非常强盛。北周有一个很著名的政治家宇文泰。宇文泰没有称帝，但是他操纵着朝局，北魏的皇帝元修来投奔，后来他毒死了元修。宇文泰非常高明，他学习汉文化，尤其是任用了一大堆汉族官僚。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苏绰，饱读诗书，在苏绰这些人的影响之下，宇文泰按照《周礼》的政治格局，设置了自己的政治制度。六官是《周礼》书中的制度，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这一套东西相传是周朝的政治制度，等于说周朝各种事务官让宇文泰学来了。[4]
尤其是改革军制，推行府兵制。府兵制说起来也不难懂，就是兵农合一。部队在平常进行生产，按今天的话讲叫生产建设兵团，而在战时授予武器打仗，解决了部队的开销问题。[5]《木兰诗》有两句：“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怎么叫“卷卷有爷名”？国家征调部队，花木兰的家庭就属于生产建设兵团，平常进行农业生产，到战时打仗，所以每一篇文告之中都有他们家的名字，她爸爸必须为官府服兵役。府兵制度前提是老百姓得有田，所以均田制必须在贯彻，它影响到北周以及隋唐。政府给老百姓田，种了政府的田，得给国家服徭役纳赋税，这是应当应分的。所以整个社会比较清明，它的战斗力也比较强。
宇文泰死后，经历了几代斗争，大位传到周武帝手中，周武帝叫宇文邕。历史上有“三武灭佛”，一个是北魏的太武帝，一个是周武帝，一个是唐武宗。周武帝为什么要灭佛？一方面有思想的原因，他打算以儒术治国。但另外一方面，有现实的原因，一大群人跑到寺院里成了和尚，能躲避国家的赋税徭役，使得寺庙产业过大，对国家来说也是威胁。所以统治者要灭佛，测量土地，笼络住人口。[6]
北朝周武帝宇文邕像
周武帝在位时期灭了北齐，北齐后主高纬成了阶下囚，高纬妃子冯小怜也成了人家的玩物。而周武帝死了以后，他的继承人是宇文赟，在历史上称之为周宣帝。周宣帝年纪轻轻二十多岁就暴崩，他活着的时候骄奢淫逸、无恶不作。暴卒后大权归于他的岳父，杨坚。杨坚非常有手腕，是隋国公，典型的关陇贵族。他手握重兵，而且拥有民心，后来把小皇帝扒拉到一边，称帝改国号为隋，这一年是公元581年。八年之后，公元589年杨坚灭掉了南陈完成了统一的伟业。
南陈也是一个武人政府。在镇压侯景之乱的过程中涌现了许多地方军阀，比如王僧辩、陈霸先。而陈霸先从南方发家，他力量和谋略比王僧辩强，收拾了自己的对头，建立了南北朝最后一个政权——陈朝。陈霸先还不错，等传位到陈叔宝手中就坏了。陈叔宝是典型的昏君，[7]《玉树后庭花》的故事大家都晓得。隋兵打来的时候，陈叔宝和他的爱妃张丽华在井里避难，隋兵说你不出来，我就扔石头，这几个人只能乖乖出来。[8]隋完成了历史性的统一。
这次统一意义非同小可，它结束了大分裂。如果从西晋算起的话，280年一直到589年，一共三百年的分裂。如果再加上曹魏的政权，那就不止这三百年了。有不少朋友问为什么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会这么乱？后来这种乱局少了，想杀人就杀人，想放马就放马，种族间相互仇杀，统治者政权如同走马灯。这也不能全赖五胡，也有汉民族自身的事。
隋文帝杨坚像
这样的时代欠缺一种制度。制度是防范分裂的最好手段。中国是制度很高端的国度，咱们不应当以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来评价中国的制度。如果拿西方现代的法理名词套中国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个也不具备，那个也缺失，这个是人治，那个是暴政。其实不应该这么看，而应反省中国历史自身规律。如果和隋唐盛世做一个比较的话，五胡十六国南北朝的乱局是隋唐盛世出现的前提。分裂中孕育统一，统一的制度萌生于乱世，隋唐盛世想方设法用制度巩固统一，防范分裂。明君圣主都意识到一点，就是稳定压倒一切。
南朝陈后主陈叔宝像(www.xing528.com)
所以人们通过方方面面的措施来防范中央王朝的离心力量，比如通过政治制度，防范地方军阀的割据，以及宰相的专权；用经济制度抓住财政大权，稳定民心；通过文化思想的建设加强整个王朝的凝聚力。隋唐盛世出现了许多非常好的现象，比如通过均田制稳定财政，通过三省六部制、州县制度稳定政治秩序，通过三教合归儒家使人们找到精神家园。许多内容建立在魏晋南北朝的乱局基础上，有了祸乱才有了历史的跃进。
读书是有用的，好些时候人们对读古书有误解。不仅说今人有可能误解，古人也有误解。在侯景之乱之后出现了的帝王梁元帝萧绎，他也不是昏君，但是他打了大败仗，自己成了东魏的俘虏。据说梁元帝萧绎在兵临城下之时，在江陵城，和臣僚们进行着研讨，不是研讨兵书战策，研讨的是《道德经》。而他成为人家的俘虏前，把内府的许多图书典藏统统付之一炬，他说：“文武之道，今夜尽矣。”[9]华夏典籍，不想落于贼寇之手，跟我一起去吧！我看不到，你们也甭想看到，这是文化的一次大涂炭。《隋书》的《经籍志》里头记载了一堆书名，其中好些书都是亡佚的。
梁元帝认为读书有什么用啊？我倒是读书了，朝廷照样亡了。这的确是发人深省，也给今人也敲了警钟。其实大儒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值得咱们仔细的品评。王夫之谈到这的时候说你读的是什么书？如果光读《老子》《庄子》和佛经，肯定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帮助；你得读治国理政的书，得读儒家的大道，你得明白治国理政的规矩是什么。不摸清这个规矩，埋头于许多乱七八糟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还对你的治国理政带来障碍，你觉得可能是个好皇帝吗？不是你不该读书，而是你的书读歪了。[10]
大儒王夫之这个评论非常有道理，中国历朝历代的典籍非常丰富，《资治通鉴》就是浩浩典籍之中的一朵奇葩。我们能窥一见全，积累人生智慧。正是因为历史上有混乱，有逆境，人们在混乱、逆境中总结了经验教训，才形成智慧。
[1] 《隋书·突厥传》：“佗钵（可汗）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三年：“时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长孙晟曰：‘臣观雍虞闾（都蓝）反复无信，直以与玷厥（达头）有隙。所以欲依倚国家，虽与为婚，终当叛去。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素有诚款，于今两代，前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虞闾以为边捍。’上曰：‘善。’复遣晟慰谕染干，许尚公主。”
[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七年：“突利本居北方，既尚主，长孙晟说其帅众南徙，居度斤旧镇，锡赉优厚。都蓝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突利）！’于是朝贡遂绝，亟来抄掠边鄙。突利伺知动静，辄遣奏闻，由是边鄙每先有备。”《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八隋纪二高祖文皇帝上之下开皇十九年：“都蓝闻之，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大战长城下，突利大败。都蓝尽杀其兄弟子侄，遂渡河入蔚州……突利大惧，谓其众曰：‘追兵已逼，且可投城。’既入镇，（长孙）晟留其达官执室领其众，自将突利驰驿入朝。夏，四月，丁酉，突利至长安。”“上令突利与都蓝使者因头特勒相辩诘，突利辞直，上乃厚待之。都蓝弟郁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使突利多遗之珍宝以慰其心。”
[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六梁纪二十二敬皇帝绍泰元年：“初，魏太师泰以汉、魏官繁，命苏绰及尚书令卢辩依《周礼》更定六官。”
[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三梁纪十九太宗简文皇帝上大宝元年：“初，魏敬宗以尔朱荣为柱国大将军，位在丞相上；荣败，此官遂废。大统三年，文帝复以丞相（宇文）泰为之。其后功参佐命，望实俱重者，亦居此官，凡八人，曰安定公宇文泰，广陵王欣，赵郡公李弼，陇西公李虎，河内公独孤信，南阳公赵贵，常山公于谨，彭城公侯莫陈崇，谓之八柱国。泰始籍民之才力者为府兵，身租庸调，一切蠲之，以农隙讲阅战陈，马畜粮备，六家供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泰任总百揆，督中外诸军；欣以宗室宿望，从容禁闼而已。余六人各督二大将军，凡十二大将军，每大将军各统开府二人，开府各领一军。是后功臣位至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者甚众，率为散官，无所统御，虽有继掌其事者，闻望皆出诸公之下云。”
[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一陈纪五高宗宣皇帝上之下太建六年：“丙子，周禁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
[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六陈纪十长城公下至德二年：“常置淫祀于宫中，聚女巫鼓舞。上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脱儿、李善度进请；上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李、蔡所不能记者，贵妃并为条疏，无所遗脱。因参访外事，人间有一言一事，贵妃必先知白之；由是益加宠异，冠绝后庭。宦官近习，内外连结，援引宗戚，纵横不法，卖官鬻狱，货赂公行；赏罚之命，不出于外。”
[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七十七隋纪一高祖文皇帝上之上开皇九年：“陈主遑遽，将避匿，宪正色曰：‘北兵之入，必无所犯。大事如此，陛下去欲安之！臣愿陛下正衣冠，御正殿，依梁武帝见侯景故事。’陈主不从，下榻驰去，曰：‘锋刃之下，未可交当，吾自有计！’从宫人十余出后堂景阳殿，将自投于井，宪苦谏不从；后阁舍人夏侯公韵以身蔽井，陈主与争，久之，乃得入。既而军人窥井，呼之，不应，欲下石，乃闻叫声；以绳引之，惊其太重，及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束而上。”
[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六十五梁纪二十一世祖孝元皇帝下承圣三年：“帝入东阁竹殿，命舍人高善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将自赴火，宫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宝剑斫柱令折，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谢答仁、朱买臣谏曰：‘城中兵众犹强，乘闇突围而出，贼必惊，因而薄之，可渡江就任约。’帝素不便走马，曰：‘事必无成，只增辱耳！’”
[10] 《读通鉴论》卷十七“梁元帝二”：“江陵陷，元帝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或问之，答曰：‘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未有不恶其不悔不仁而归咎于读书者，曰书何负于帝哉？此非知读书者之言也。帝之自取灭亡，非读书之故，而抑未尝非读书之故也。取帝之所撰著而观之，搜索骈丽、攒集影迹以夸博记者，非破万卷而不能。于其时也，君父悬命于逆贼，宗社垂丝于割裂，而晨览夕披，疲役于此，义不能振，机不能乘，则与六博投琼、耽酒渔色也，又何以异哉？夫人心一有所倚，则圣贤之训典，足以锢志气于寻行数墨之中；得纤曲而忘大义，迷影迹而失微言，且为大惑之资也。况百家小道，取青妃白之区区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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