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39年北魏一统黄河流域，这时候五胡十六国画上了句号。而南方是东晋王朝，司马晋和很多王朝一样呈现出的状态是虎头蛇尾，也就是说在司马昭、司马炎时期能够一统中国，可是八王之乱，五胡内迁永嘉南渡，实力越来越弱。
东晋司马氏政权对王、谢、桓、庾几家毕恭毕敬。举个例子来说，简文帝司马昱是司马氏政权里头比较像样的皇帝，仪表堂堂，应对得体。简文帝没有当皇帝的时候还只是一介诸侯，就对大将军桓温毕恭毕敬；当了皇帝也唯唯诺诺，生怕被废。[1]《世说新语》里讲司马昱和桓温两个人碰到了一起，桓温说您先走，司马昱说无论如何我不能先走，您先走。无奈，桓温先走。桓温先走，他还找了一个理由，说我给您打前站。于是他背了一句诗：“伯也执殳，为王前驱。”这是《诗经·王风·伯兮》，一个女子在说自己的丈夫给王当警卫，拿着殳，给王打前站。桓温引用这句诗说，我就是给您打前站的卫士。这下司马昱诚惶诚恐，也背了一首诗，这是《诗经·鲁颂·泮水》，他讲：“无小无大，从公于迈。”甭管是大的贵族还是小的贵族，都跟您鲁公一起往前走，您走到哪儿我走到哪儿，可见这两个人多么客套。当然这种客套中我们能看出，皇权已经跌落了，他不得不和大门阀打成一片，在门阀的支持之下才能生存，所谓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
《诗经》书影
当时还有一个故事，简文帝已经称帝，在密室之中召见大将军桓温探讨国事。密室比较黑，大将军桓温来了，就问陛下在哪儿？结果简文帝就说了三个字“某在斯”，“某在斯”今天的汉语就是我在这里。当时所有人都说这个皇帝答得好。这是什么原因？他用的是《论语》的典故，孔子曾经对一个人非常恭敬，这个人叫师冕。师冕是师官，但这是一个瞽目的乐师，也就是盲人。古代当乐师的人往往都是盲人，比如西方的《荷马史诗》，荷马就是唱歌的盲诗人。孔子对这样的人非常尊敬，告诉师冕这是座位，这是台阶，等上了台阶，上了座位之后，孔子讲“某在斯，某在斯”。我在这我在这，您跟着我。这时候简文帝也说“某在斯”，有人说这应当是一种讽刺，他告诉大将军桓温，你再有势力，你也是瞎子，没有皇帝也不行。我用孔子的话，那说明我有孔子的权威，你也得听我的，非常委婉。所以这两个故事表现出东晋的皇权和大门阀几家的焦灼状态，这种状态持续到东晋灭亡。
东晋一代不如一代，晋安帝司马德宗也是傻子，有人说他还不如晋惠帝，所以大权旁落。另外一个司马氏贵族司马道子，权倾朝野。后来司马道子又把大权给了他的儿子司马元显，他更说一不二。[2]而当时桓温已经死了，桓温的儿子桓玄，比他爸爸野心还要大。桓玄手握荆州重兵，兵临城下，控制了司马德宗不说，而且杀了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朝廷大乱。[3]他一不做二不休，称帝，国号叫做楚，但没想到万劫不复。
司马氏政权虽然腐败，但是毕竟一度是人心所向。咱们讲过的淝水之战就是很典型的例子，把司马氏政权给打压下去，而且称帝，犯了大忌讳，这时有一个人冒了出来，声称吊民伐罪，灭掉了称帝的桓玄，这人就是大将军刘裕。
还记得吗？咱们中学曾经学过辛弃疾一首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其中有一句叫“人道寄奴曾住”，寄奴就是刘裕的小名。刘裕出身寒微，他不是门阀地主，是庶族地主，[4]掌管着北府兵。北府兵就在京口，也就是今天镇江一带，这支重兵是淝水之战的主力，也是刘裕的后盾，以及平衡东晋皇权和门阀世家的力量。这时候刘裕平息了桓玄的叛乱，又让晋安帝复位，但是后来功勋卓著的刘裕缢杀晋安帝，毒死了晋恭帝，自己称帝。历史进入南朝。因为刘裕受封为宋公，所以国号为宋，史称为南朝宋，又称刘宋，和后代赵宋相区别。
刘宋起家于寒门，能够带来比较鲜活的血液。刘裕主政之后，主要的任务就是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重用次等贵族与寒门地主，应当说这都代表了时代的方向。清代人赵翼写《廿二史札记》，其中有一则叫“南朝多用寒门”。因为他发家就是寒门，他称帝之后也重用寒门地主。而刘裕用的一批人存在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很边缘化的行政长官真正掌握实权，所以赵翼《廿二史札记》说这个时代以典签、长史为重。典签是一种巡查式的人员，管监察。长史就是丞相府或者将军府官员的幕僚长。这些人原在门阀政治中都是靠边站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掌了重权。陈寅恪先生的讲稿《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指出，南朝的帝王任用比较寒微的官员，给予他们全权，所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长官，借此收拢权力。
这就和东晋很不一样。东晋门阀政治中，大贵族往往不理政。比如王羲之，他是王右军，应当打仗，但他是书法家。为什么产生这样的现象？最直接的原因是世家大族看不上俗务。《颜氏家训·涉务》说当时建康令，按今天说就是南京市市长王复指马为虎。您听过指鹿为马，他指马为虎。王复看见马吓坏了，马一声长啸，他觉得这哪里是马，这不就是老虎吗？吓死本宝宝了，他居然羸弱至此。
《晋书·王徽之传》载，王羲之有一个儿子王徽之，曾经担任过车骑将军桓冲的骑曹参军，也是吊儿郎当，桓冲问他管哪个部门，他说“似是马曹”；又问他你管马的话，这个马有多少？他说我不了解马，更不知道数；桓冲又问，那马死了多少？结果他照样用孔子的话，叫“未之生，焉之死”。马活着的数都说不清楚说什么死的呢？这种做法今天看就是懒政，但是在当时贵族圈里相当普遍。
南朝多用寒门，对这样的风气就是一种纠正，刘宋政权开国君主是刘裕有作为。可是此后刘宋多出暴君，这跟后面接任的萧齐一样。赵翼有一则札记，就是“宋齐多荒主”，荒主是荒淫无道的主上。你自己懒政就得了，还涂炭生灵，不能不说这都是历史上的祸害。
比如说刘宋有一代皇帝叫刘骏，就是宋孝武帝。有一个王家人，叫王僧达，曾经支持过刘骏，但刘骏也厌恶他的傲慢。王家是大贵族，非常看不起刘宋的一班亲戚。孝武帝他妈路太后曾经向孝武帝哭诉过一件事情，路家人有一个叫路琼之的，和王僧达住邻居，他毕恭毕敬地去见王僧达。王僧达何其傲慢，上来就问，原先我们王家有一个马夫叫做路庆之，是你什么人？这下路琼之一听傻了，路庆之是我爷爷，所以非常尴尬。等路琼之一走，王僧达干了一件更令人气愤的事，把他坐的榻给烧了，嫌它恶心。这样的委屈他倾诉给太后，太后倾诉给皇帝，但是宋孝武帝什么态度？反而把路琼之骂一顿，你这孩子上他那干吗去？你不是自讨没趣吗？可见当时刘宋政权也比较窝囊。但是祸因恶积，王僧达屡次犯了皇上的忌讳，皇上一不做二不休，借口谋反把他给弄死。[5]
宋孝武帝刘骏，一度看他爷爷宋武帝刘裕不顺溜，觉得自己爷爷是个大老粗。寄奴刘裕称帝以后，提倡节俭，发展生产，在宫廷之中弄了一个“陈列室”，放置了许多他贫困时候的物件给子孙后代看，告诫子孙不准奢侈。其实这样的做法有效性很差，孙子刘骏指着他爷爷的这些东西说，我爷爷一介田舍公，有这些不少了。[6]居然说过这种话！
刘骏之后的帝王，更为凶残。刘骏之后是刘子业，史称前废帝。刘子业很不是东西，不仅杀人如麻，而且禽兽不如。比如他母亲太后王氏生病了，这时候他不去看，说这个病人的屋子里有鬼。结果气得太后就骂，我怎么生出你这么一个货色。[7]这居然是刘宋的皇帝。(www.xing528.com)
刘子业还滥杀无辜，大凡他的亲眷全杀。你们可能是我日后的心腹大患。当时他有一个远房的兄弟人叫刘子鸾。刘子鸾非常有文采，写过赋，被刘子业逼死，临死前说了那么一句话，如果有来世的话，无论如何我不生在帝王之家。[8]这多么无奈啊！当时刘子业还有几个叔叔，他们长得非常肥硕，他开玩笑，这几个叔叔都是猪，把这几个叔叔用竹笼盛起来称重，居然玩这种游戏。其中有一个名字叫做刘彧，这个刘彧被他封为“猪王”，而另外跟刘彧一起被绑的，被他封为“贼王”“杀王”。[9]
这种荒淫无道古往今来也很少，据说刘子业曾让宫女裸游，有一个宫女不干，刘子业索性把她弄死了，于是梦见宫女向他索命，说在上帝面前已经告了他，你拿命来。刘子业越想越害怕，于是找来巫师来除妖，一顿折腾又唱又跳。而其中有一个太监，叫寿寂之，这个人跟刘彧联合到一起，把刘子业给射死，终于消灭了这么个杀人魔王。接下来登基的就是刘彧，就是被他封为“猪王”的那位叔父。[10]
按说受过迫害，就应当有仁善之心，可是权力让他彻头彻尾的变态。刘彧登基之后，史称宋明帝。他比任何一个暴君都有过之无不及。他翦杀同宗亲王二十多个，而且颁布诏书，都有冠冕堂皇的理由，据说文辞都特别好，历数这些人的罪状，你看这些人真是罪大恶极，一定该死，但事实上是子虚乌有。所以说文献档案就完全可靠吗？前面咱们曾经讲过统万城里留下的那篇文字，由著作郎赵逸写的，称颂赫连勃勃丰功伟绩，说他是仁慈圣君，事实上跟实际情况天壤之别。历史是复杂的，人们留下的遗迹体现了当事人的所思所想，受制于条件，许多问题都得往深一步考虑。刘宋政权如此凶残，败亡也就指日可待了，接手的萧齐政权也没有好哪儿去，所以南朝照样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1]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晋纪二十五太宗简文皇帝咸安元年：“温威振内外，帝虽处尊位，拱默而已，常惧废黜。……帝美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尘满席，湛如也。虽神识恬畅，然无济世大略，谢安以为惠帝之流，但清谈差胜耳。”
[2]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安皇帝丙隆安三年：“时人谓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西府车骑填凑，东第门可张罗矣。元显无良师友，所亲信者率皆佞谀之人，或以为一时英杰，或以为风流名士。由是元显日益骄侈，讽礼官立议，以己德隆望重，既录百揆，百揆皆应尽敬。”
[3]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二晋纪三十四安皇帝丁元兴元年：“癸酉，有司奏会稽王道子酣纵不孝，当弃市，诏徙安成郡；斩元显及东海王彦璋（元显之子）、谯王尚之、庾楷、张法顺、毛泰等于建康市。”“太尉（桓）玄使御史杜林防卫会稽文孝王（司马）道子至安成，林承玄旨，酖道子，杀之。”
[4]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三晋纪三十五安皇帝戊元兴三年：“初，裕名微位薄，轻狡无行，盛流皆不与相知，惟王谧独奇贵之，谓裕曰：‘卿当为一代英雄。’”
[5]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八宋纪十世祖孝武皇帝上大明二年：“中书令王僧达，幼聪警能文，而跌荡不拘。帝初践阼，擢为仆射，居颜（竣）、刘（延孙）之右。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一二年间，即望宰相。既而迁护军，怏怏不得志，累启求出。上不悦，由是稍稍下迁，五岁七徙，再被弹削。僧达既耻且怨，所上表奏，辞旨抑扬，又好非议朝政，上已积愤怒。路太后兄子尝诣僧达，趋升其榻，僧达令舁（共同用手抬）弃之。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杀僧达。会高阇反，上因诬僧达与阇通谋，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赐死。”《南史·王僧达传》：“黄门郞路琼之，太后兄庆之孙也，宅与僧达门并。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怒，泣涕于帝曰：‘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
[6]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九宋纪十一世祖孝武皇帝下大明七年：“上始大修宫室，土木被锦绣，嬖妾幸臣，赏赐倾府藏。坏高祖所居阴室，于其处起玉烛殿。与群臣观之，床头有土障，壁上挂葛灯笼、麻蝇拂。侍中袁觊因盛称高祖俭素之德。上不答，独曰：‘田舍公得此，已为过矣。’”
[7]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九宋纪十一世祖孝武皇帝下大明八年：“王太后疾笃，使呼废帝。帝曰：‘病人间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谓侍者：‘取刀来，剖我腹，那得生宁馨儿（这样的孩子）！’己丑，太后殂。”
[8]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宋纪十二太宗明皇帝上之上泰始元年：“新安王子鸾有宠于世祖，帝疾之。辛丑，遣使赐子鸾死，又杀其母弟南海王子师及其母妹，发殷贵妃墓。”胡三省注：“殷贵妃，盖生子鸾、子师及一女。母弟、母妹，谓同母弟、妹也。”《宋书·刘子鸾传》：“帝素疾子鸾有宠，既诛群公，乃遣使赐死，时年十岁。子鸾临死，谓左右曰：‘愿身不复生王家。’”
[9]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宋纪十二太宗明皇帝上之上泰始元年：“帝畏忌诸父，恐其在外为患，皆聚之建康，拘于殿内，殴捶陵曳，无复人理。湘东王（刘）彧、建安王（刘）休仁、山阳王（刘）休祐，皆肥壮，帝为竹笼，盛而称之，以彧尤肥，谓之‘猪王’，谓休仁为‘杀王’，休祐为‘贼王’。以三王年长，尤恶之。”
[10]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三十宋纪十二太宗明皇帝上之上泰始元年：“先是帝游华林园竹林堂，使宫人倮相逐，一人不从命，斩之，夜，梦在竹林堂，有女子骂曰：‘帝悖虐不道，明年不及熟矣！’帝于宫中求得一人似所梦者斩之。又梦所杀者骂曰：‘我已诉上帝矣！’于是巫觋言竹林堂有鬼。”“其夕，帝悉屏侍卫，与群巫及彩女数百人射鬼于竹林堂。事毕，将奏乐，寿寂之抽刀前入，姜产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随其后。休仁闻行声甚疾，谓休祐曰：‘事作矣！’相随奔景阳山。帝见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彩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寂之追而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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