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20年曹丕篡汉之前称不上是三国鼎立，还都是群雄逐鹿、军阀割据，公元220年曹丕篡汉，221年刘备在蜀中称帝，222年孙权称吴王，228年孙权称大帝。陈寅恪先生说蜀汉政权和曹魏政权基本是庶族地主，法家思想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吴主要是儒家政权，累世公卿，是世家大族。所以他们的治国方略也有很大的不同，刘备就很能说明问题。
桃园结义是罗贯中的虚构，但也一定程度上符合历史。桃园结义的时候刘备说，我是中山靖王之后，孝景皇帝玄孙，但是今天混到贩夫走卒，真是对不起老祖宗。他的祖上中山靖王是汉景帝的儿子，不计划生育，有四十多个媳妇，生了一百多个儿子。汉武帝弄了一个推恩令，结果诸侯国越分越小，谁不计划生育谁就越倒霉，所以致使到刘备这样。刘备也沾了地气。[1]
曹操政权也如此。曹操可能本姓夏侯，结果他们家这一支当了宦官曹腾的养子，已经沦落至此。[2]所以曹操也是知道民间疾苦的人，他能屯田，能唯才是举，能统一北方，但是其他军阀做不到。这就说明法家思想还是很现实的。
不仅说曹操、刘备，诸葛亮也如此，诸葛亮不通经书，他读的是兵书战策，以及法家著作，很现实。
曹魏的旗帜很鲜明，可是身边也有世家大族，就是司马氏。由于曹操势力很大，所以司马氏这一族暂时服从曹操。可是等曹操的后代不如曹操的时候，司马氏就蹦了出来。曹魏时期有“淮南三叛”，说的是曹魏的势力反抗司马氏。淮南是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今安徽寿县的寿春），曹魏借此反抗司马氏。
有一个人叫王凌，反抗司马懿。但是走漏消息，被他的同僚出卖，司马懿全知道了。司马懿是一只老狐狸，先稳住王凌，给王凌修书一封，把王凌的计划和盘托出，说：我知道我有过失，你能不能原谅我，咱们共同辅保曹魏社稷？这话说得多坦诚。王凌是个忠厚的人，力量也不够，他就信了司马懿的话。于是他和司马懿磋商，没想到司马懿在船上，就把王凌给扣下来，王凌才知道事情不妙，敢情司马懿这是一计啊，问你能不能饶了我的性命？司马懿说门都没有，我饶了你，曹魏社稷饶不了你，你必须死。所以后来王凌自尽，王凌的羽翼被屠杀。[3]
王凌想把楚王曹彪推上宝座，取代魏明帝曹叡。曹彪是曹操的儿子，而这个事情也就没有干成，曹彪只能自尽。曹魏对诸侯王和汉朝及司马氏政权完全不同。有个著名的故事是“曹植七步成诗”。曹植就是一个缩影，曹魏对诸侯王如同囚虏一般，名为王，实际上让他到封地软禁，没过多久还得到朝廷汇报，所以才有了黄初三年曹植写的《洛神赋》。他看到洛水之上有神出现，这个神叫宓妃，“神光离合，乍阴乍阳”，曹植想和洛水之神宓妃交谈，没想到宓妃不见了，他问周围人你看见了吗？周围人说没有。曹植或多或少在迫害中产生了神经质。曹植曾经给曹彪，就是王凌想扶持的这个楚王，写过一首诗叫做《赠白马王彪》，还相互勉励，但是他们的命运都不好。
《洛神赋图》局部
魏明帝曹叡在位时期，司马氏膨胀，后来又出现“淮南三叛”的第二叛。当时毋丘俭讨伐司马氏，照样以失败告终。[4]
而没过多久诸葛诞反抗司马氏。诸葛诞是谁？是诸葛亮的兄弟。《世说新语》里曾经说，诸葛亮在蜀汉，诸葛瑾在东吴，诸葛诞在曹魏，所以人们说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当然这个狗不是贬义词，说的是他们都有用武之地。诸葛诞也曾镇压毋丘俭的兵变，但讨伐司马氏最终也失败。司马氏阴谋加上阳谋，一一铲除曹魏的力量。
司马懿夺权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事件，叫高平陵事件。魏明帝曹叡239年就死了。死的时候立遗嘱，下面就是齐王曹芳登基。这个齐王谁来辅佐？得有肱股大臣，一个就是曹魏宗室曹爽，另外一个就是司马懿。他想让这两个人达到一个制衡，新皇帝在这种制衡中生存。这个思路也有他的道理，但是他没想到司马懿压根不听这套。司马懿韬光养晦，麻痹曹爽。曹爽一度收了司马懿的兵权，明升暗降让你当太傅。司马懿没做出什么反抗，韬光养晦，最后给你一个杀手锏。司马懿曾经装病，曹爽的心腹叫李胜奉曹爽的命令去探病，李胜看到侍从给司马懿喂粥，粥流到衣服上，喂几次都喂不到嘴里。当时司马懿说的话也是颤颤巍巍，他听说李胜来了，说您来有什么事吗？李胜说我要去荆州当太守。司马懿回答道你去哪儿啊？你去并州（并州在今天山西），那地方胡人多，你赶紧保命吧，能不去就不去。这时候李胜说，不是去并州，去荆州。司马懿还装，接着打岔。回去李胜就报告曹爽，说这司马懿已经不久人世了，不再是心腹大患。曹爽完全丧失警惕性。[5]
249年，曹爽祭扫明帝陵墓高平陵的时候，司马懿一不做二不休，宣布曹爽叛变，斩杀曹爽及其羽翼，一下几百口人头落地。[6]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何晏，如果读《论语》，何晏的集解很著名，他是文献大家。何晏是当年宦官杀掉的大将军何进的孙子。何晏的母亲非常美貌，曹操又是一个好色之徒，就把何晏的母亲娶过来当自己的妾，曹操很喜欢何晏，因为他有才，甚至让何晏的衣服拟于太子，曹丕什么规格，何晏什么规格。所以何晏被曹丕所憎恨。何晏为人高傲党附于曹爽，曹爽倒台，何晏也人头落地。这么一个大学者，一命呜呼。[7]
何晏注《论语集解》书影
高平陵事件之后，司马氏加紧了他夺权的步伐。齐王曹芳之后就是高贵乡公曹髦。高贵乡公曹髦不想当司马昭的傀儡，所以他就举兵反抗，没想到司马昭把高贵乡公给弄死了，把杀了他的人当作凶手法办，而且还大哭，这叫“兔死狐悲”。[8]咱们都知道周初政治家周公旦，很不得了，辅佐自己的侄儿周成王诵登基，有一句话叫“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天下人都以周公为楷模。司马昭说，我就是周公，我辅佐曹魏的皇帝，就如同周公辅政一般。但是阳谋加上阴谋，表面上是儒家的宽仁，实际上内心非常卑劣。司马氏政权不仅杀掉皇帝，而且大肆消灭异己势力。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
当时竹林七贤就产生了分化。据说在山阳这个地方有一片竹林，有许多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七贤聚于竹林之下，饮酒、赋诗、谈论学术问题，形成了一个群体，叫做竹林七贤。[9]但是大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认为不存在这个群体，不是说竹林七贤这七个人不存在，而是竹林七贤这个群体很可能集不到一起，竹林七贤的说法本身就晚出，陈先生认为竹林七贤出现在东晋以后，距离曹魏已经过了快一个世纪，好些东西扑朔迷离。不仅如此，陈先生说竹林七贤内部价值观就不统一，比如像嵇康、阮籍、刘伶等人，这些人是司马氏政权的对立面，我不会跟你合作的。而像王戎、山涛这样的人，本身就是变节分子，投靠司马氏政权。
最典型的事件就是嵇康，他写了几篇文章，提到过一个观点，叫“越名教而任自然”。何晏、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也就是说儒家的礼法出自道家无为的境界，先有自然才可能有人类社会，才可能有礼法等上层建筑。而到了嵇康这升格了，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他提出这么一个口号，意味着司马昭说的纲常伦理都不要了，自然最重要。这是道家的境界。嵇康喜欢神仙方术，也喜欢道家，用这种方式来标榜自己和司马氏格格不入。山涛山巨源，他写了一封信劝嵇康为司马氏服务，但是嵇康复信，就是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提出另外一个口号叫“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他的政治观。商汤和周武王是靠着武力推翻夏桀和商纣，这是造反的；而周公、孔子祖述尧舜，尧舜搞禅让，和平地改朝换代。“非汤武而薄周孔”是说嵇康认为两样都不好，鲁迅先生有一个话，你叫司马昭篡权的时候，到底采取哪种手段？所以这就直击司马氏政权执政合理性，你存在就是不合理的。
司马氏政权也知道其中奥妙，后来坐吕安之狱。嵇康帮吕安说话，钟会这个人不是个东西，嵇康得罪了他，他在司马昭面前，没少说坏话。当时许多太学生给嵇康求情，司马氏居然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定得杀掉嵇康。因为不杀他，下边司马氏没法夺权。所以嵇康从容赴死，才有那个弹《广陵散》的故事。[10](www.xing528.com)
阮籍就是一个明哲保身的人。阮籍一方面有贵族身份，但另外一方面他也不喜欢儒家经典，喜欢道家思想。阮籍采取和稀泥的方式——酩酊大醉，来对付司马昭。司马昭看到阮籍的姑娘已经长大了，说你干脆跟我们家结亲吧。这是政治婚姻，如果阮籍答应的话，那么日后他的女儿就是司马氏皇后，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女儿毁在政治婚姻上。使者提亲，他酩酊大醉，一说话就醉，醉了六十天，没有机会来提亲，所以只能作罢。后来司马昭要篡权，加九锡，即九种重要的礼乐名物。这是权臣成为皇帝之前的最后一步。司马昭加九锡，而他还得假惺惺地说我不行，我德薄，让九锡。这时候让九锡的表给阮籍写。一方面阮籍是大文豪，辞采清壮；另外一方面考验阮籍是否站在司马昭这边。这非常地阴，阮籍采取的法子也是酩酊大醉，但是刀架项，你不写不行。最后阮籍大醉之中写出《劝进表》。阮籍这一辈子玩了个和稀泥，但是他以放浪形骸的方式，表现出自己和司马氏的格格不入；而司马昭每每还袒护他，因为他是士人领袖，留着有用。[11]k据说阮嗣宗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比如说你走在王府井大街上，你问一个人说天安门怎么走，那个人说我跟你讲讲宇宙是这么来的，你会认为这人是安定医院跑出来的。阮籍就这样避祸，但通过这种方式也能表现出个性，也是一种反抗。阮籍五十出头就死了。
除此以外还有刘伶。刘伶“以酒为名”，声称“死便埋我”。他赤身裸体躺在屋里头，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个性。刘伶曾经对别人说，我以天地为衣，你怎么进我裤裆里来了？刘伶信的也是道家思想，也和司马氏政权格格不入。[12]
司马氏采取的是很不光彩的手段，一方面他要斩杀异己，另一方面还得把自己打扮得醇厚严谨，我是周公，我忠孝仁爱，实际上这都是在作秀。所以这个时候，阮籍、嵇康的行为也是一种讽刺。
司马氏政权要拉拢自己的羽翼，比如说王戎、山涛，这一类变节分子。有个著名的故事，当时有人和王戎谈论，圣教和老庄有什么异同。圣教也就是儒家的思想。有人说“将无同”。“将无同”，有不同的解释，今天咱们一般认为是“差不多”。而这下王戎很高兴，你当我的幕僚吧。人称“三语掾”，三个字就当了幕僚。[13]“将无同”就意味着许多谈玄的人，已经把玄学的内容和统治阶层意志结合在一起了，可以为司马氏服务，存在的东西就有合理性。陈寅恪先生指出过，清谈之风在嵇康、阮籍那个时代都是实谈，通过老庄思想表现出和儒家大族司马氏的格格不入。比如咱们在教室里正襟危坐听老师讲课，这时候突然进来一位爷，一米九的大个儿、两百来斤，光着大膀子，身上纹六条龙坐你旁边，你肯定躲开吧？因为不是一路人。但是后来实谈逐渐流于清谈，也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司马氏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获得的政权，有着很多不光彩的地方，也隐含着许多矛盾。虽然公元280年司马炎一统天下，但实际上这个统一是短暂的。
[1]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汉纪五十二孝献皇帝乙初平二年：“初，涿郡刘备，中山靖王之后也。”胡三省注：“《蜀书》云：备，中山靖王胜子陆城亭侯贞之后；然自祖父以上，世系不可考。”“少孤贫，与母以贩履为业，长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有大志，少语言，喜怒不形于色。尝与公孙瓒同师事卢植，由是往依瓒。瓒使备与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为平原相。备少与河东关羽、涿郡张飞相友善；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备与二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2]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八汉纪五十孝灵皇帝中中平元年：“操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不能审其生出本末，或云夏侯氏子也。”胡三省注：“吴人作《曹瞒传》及郭颁《世语》，并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操于惇为从父兄弟。”
[3]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魏纪七邵陵厉公中嘉平三年：“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懿，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懿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懿承诏遣主簿解其缚。凌既蒙赦，加恃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欲趋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余丈。凌知见外，乃遥谓懿曰：‘卿直以折简（写信）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懿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遣步骑六百送凌西诣京师。凌试索棺钉以观懿意，懿命给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项，遂饮药死。”
[4]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六魏纪八高贵乡公上正元二年：“毋丘俭走，北至慎县。左右人兵稍弃俭去，俭藏水边草中。甲辰，安风津民张属就杀俭，传首京师，封属为侯。诸葛诞至寿春，寿春城中十余万口，惧诛，或流迸山泽，或散走入吴。诏以诞为镇东大将军、仪同三司，都督扬州诸军事。夷毋丘俭三族。俭党七百余人系狱，侍御史杜友治之，惟诛首事者十余人，余皆奏免之。”
[5]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魏纪七邵阳厉公中正始九年：“冬，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令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霑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讬。’胜曰：‘当还忝本州（指的是荆州，李胜是荆州人），非并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吿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6]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魏纪七邵陵厉公中嘉平元年：“春，正月，甲午，帝谒高平陵，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曰……戊戌，有司奏‘黄门张当私以所择才人与爽，疑有奸’。收当付廷尉考实，辞云：‘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须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并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
[7]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五魏纪七邵陵厉公中嘉平元年：“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见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8]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七魏纪九元皇帝上景元元年：“帝遂拔剑升辇，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鼓噪而出。昭弟屯骑校尉伷遇帝于东止车门，左右呵之，伷众奔走。中护军贾充自外入，逆与帝战于南阙下，帝自用剑。众欲退，骑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济问充曰：‘事急矣，当云何？’充曰：‘司马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今日之事，无所问也！’济即抽戈前刺帝，殒于车下。昭闻之，大惊，自投于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曰：‘杀陛下者，臣之罪也！’”
[9]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魏纪十元皇帝下景元三年：“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好言老、庄而尚奇任侠，与陈留阮籍、籍兄子咸、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琅邪王戎、沛国刘令特相友善，号竹林七贤。皆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纵酒昏酣，遗落世事。”
[10]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魏纪十元皇帝下景元三年：“钟会方有宠于司马昭，闻嵇康名而造之，康箕踞而锻（打铁），不为之礼。会将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遂深衔之。山涛为吏部郎，举康自代；康与涛书，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昭闻而怒之。康与东平吕安亲善，安兄巽诬安不孝，康为证其不然。（钟）会因谮‘康尝欲助毌丘俭，且安、康有盛名于世，而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宜因此除之’。昭遂杀安及康。康尝诣隐者汲郡孙登，登曰：‘子才多识寡，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11]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魏纪十元皇帝下景元三年：“阮籍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与人围碁，对者求止，籍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升，毁瘠骨立。居丧，饮酒无异平日。司隶校尉何曾恶之，面质籍于司马昭座曰：‘卿，纵情、背礼、败俗之人，今忠贤执政，综核名实，若卿之曹，不可长也！’因谓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听阮籍以重哀饮酒食肉于公座，何以训人！宜摈之四裔，无令污染华夏。’昭爱籍才，常拥护之。”
[12] 《资治通鉴》卷第七十八魏纪十元皇帝下景元三年：“刘伶嗜酒，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随之，曰：‘死便埋我。’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13] 《资治通鉴》卷第八十二晋纪四孝惠皇帝上元康七年：“阮咸之子瞻尝见戎，戎问曰：‘圣人贵名教，老、庄明自然，其旨同异？’瞻曰：‘将无同！’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时人谓之‘三语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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