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中兴值得人们称道，但是也埋了许多定时炸弹，刘秀和世家大族达成了妥协，刘秀本身就是大地主，一度想丈量土地，他要“度田”，但是最后不了了之，因为不可能在自己腿上割肉。[1]
给刘秀打天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臣叫马援。咱们知道有一个成语叫马革裹尸，就是出自马援之口。这是一个忠臣，他和割据成都的公孙述、陇西的隗嚣，都是朋友，马援去争取他们，为刘秀服务。更重要的是，马援给刘秀南征北战，开疆拓土。交趾叛乱，马援已经是个老将军，班师回朝，别人迎接他，他说男儿当马革裹尸，我就是死在外面也得打这场仗。[2]武陵蛮叛乱，刘秀当时就说，您就别去了，别人不能去吗？但是马援要坚持，披甲上马给皇帝看。刘秀就讲，看来您真矍铄呀。[3]这个话也说得不错。
马援是怎么死的？当时刘秀的驸马叫做梁松，这人是虎贲中郎将。而刘秀和马援的关系很密切，马援又比梁松长一辈，虽然你是驸马，你是皇帝面前的红人，但我是皇帝的功臣，还比你长一辈，没把梁松放在眼里。梁松给马援远征践行，没想到马援也不搭理，反而对着梁松一段训诫，说你作为皇室，你应该检点，否则就是悲剧。[4]梁松心怀妒忌。马援远征南方武陵蛮，但南方瘟疫横行，他的部队和马援自己都感染了瘟疫，梁松奉了皇命来视察前线，但是探病的时候，马援也不回礼，所以梁松又一次怨恨马援。[5]他跟皇帝说的话能好吗？他跟皇帝汇报，马援的失败和他指挥失误有关系，而且告诉皇帝马援有贪污的行为。这下皇帝很恼火，于是把马援降级处理，使得马援的灵柩都不能及时安葬。[6]后来到了汉明帝，也就是光武帝的儿子刘庄这个时期，在宫廷之中修建云台，把和光武帝一起打天下的名将的画像都贴出来，可是里面没有马援。不能不说这是冤案，直到几十年后才平反。当然梁松最后的下场也很悲惨，被皇帝收拾了，因为他招惹众怒。
马援之死就能很说明问题，王夫之写《读通鉴论》，说马援犯了一个过错，《道德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功遂身退”，应该退居二线的，你没退居二线。[7]这个话说得也不无道理，咱们知道伴君如伴虎。
在光武帝、汉明帝之后还发生了很多事情，当时又通西域。王莽这人瞎折腾，明明是匈奴单于，结果降封号为“降奴服于”，激化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西域与中原隔绝四十年之久。到了班超那个时候又一次通西域，咱们都知道投笔从戎的典故。而这个时期佛教传入内地，汉明帝刘庄做了一个梦，写在正史里头。刘庄梦到西方有个神，结果醒来之后臣子告诉他，就说那个神是佛，你应该礼佛。于是迎来了大和尚，建立了东土第一个佛教寺院白马寺。梁启超先生就提出过异议，说汉明帝刘庄那个时期西域在匈奴手中，怎么可能白马驮经呢？许多史实是有争议的。[8]这里咱们能推测，可能佛教的传入要比汉明帝的这个梦早（如果此事为真，至少明帝身边已经有人得知佛教）。
河南洛阳白马寺
这一系列事件都发生在东汉，东汉政治不如西汉。“亲贤人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东汉历史的大剧才刚刚拉开帷幕。
[1]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汉纪三十五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十五年：“帝以天下垦田多不以实自占，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乃诏下州郡检核。于是刺史、太守多为诈巧，苟以度田为名，聚民田中，并度庐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优饶豪右，侵刻羸弱。时诸郡各遣使奏事，帝见陈留吏牍上有书，视之云：‘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帝诘吏由趣，吏不肯服，抵（欺）言：‘于长寿街上得之’（长寿街在雒阳城中）。帝怒。时东海公阳年十二，在幄后言曰：吏受郡敕，当欲以垦田相方（以垦田之数相比）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阳不可问？’对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帝令虎贲将诘问吏，吏乃实首服，如东海公对。”(www.xing528.com)
[2]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汉纪三十五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二十年：“秋，九月，马援自交趾还，平陵孟冀迎劳之。援曰：‘方今匈奴、乌桓尚扰北边，欲自请击之，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儿女子手中邪！’冀曰：‘谅！为烈士当如是矣！’”
[3]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二十四年：“秋七月，武陵蛮寇临沅；遣谒者李嵩、中山太守马成讨之，不克。马援请行，帝愍其老，未许，援曰：‘臣尚能被甲上马。’帝令试之。援据鞍顾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铄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郞将马武、耿舒等将四万余人征五溪。”
[4]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三汉纪三十五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建武二十年：“马援自请击匈奴，帝许之，使出屯襄国，诏百官祖道。援谓黄门郞梁松、窦固曰：‘凡人富贵，当使可复贱也；如卿等欲不可复贱，居高坚自持。勉思鄙言！’松，统之子；固，友之子也。”
[5]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二十五年：“初，援尝有疾，虎贲中郞将梁松来候之，独拜床下，援不答。松去后，诸子问曰：‘梁伯孙，帝婿，贵重朝廷，公卿已下莫不惮之，大人奈何独不为礼？’援曰：‘我乃松父友也，虽贵，何得失其序乎！’”
[6] 《资治通鉴》卷第四十四汉纪三十六世祖光武皇帝下建武二十五年：“帝乃使梁松乘驿责问援，因代监军。会援卒，松因是构陷援。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绶。初，援在交趾，常饵薏苡实，能轻身，胜障气，军还，载之一车。及卒后，有上书谮之者，以为前所载还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惧，不敢以丧还旧茔，稾葬域西。宾客故人，莫敢吊会。严与援妻子草索相连，诣阙请罪。帝乃出松书以示之，方知所坐，上书诉冤，前后六上，辞甚哀切。”
[7]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六“后汉光武帝三四”：“宣力以造人之国家，而卒逢罪谴者，或忌其强，或恶其不孙，而援非也，为光武所厌而已矣。老氏非知道者，而身世之际有见焉。其言曰：‘功成名遂身退。’盖亦察于阴阳屈伸之数以善进退之言也。平陇下蜀，北御匈奴，南定交阯，援未可以已乎？武谿之乱，帝愍其老而不听其请往，援固请而行。天下已定，功名已著，全体肤以报亲，安禄位以戴君，奚必马革裹尸而后为愉快哉！”
[8] 梁启超《佛教之初输入》：“汉明之永平求法说，大略谓明帝感梦金人，遣使西域，赍还经像，创立寺宇。今藏中《四十二章经》，即当时所译。魏晋后之洛阳白马寺，即当时所建。甚者演为释道两教竞技剧谈，谓佛教缘此盛弘京邑。虽然，试稍用严正的史识一绳之，则兹事乃支离不可究诘。盖当时西域交通正中绝，使节往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即兹一端，则此段史迹，已根本不能成立。其所宗据之《四十二章经》，察其文体，案诸经录，皆可断为两晋间人作：绝非汉时所有。至于各书关于兹事所纪载，其年月，其所遣之人，所历之地，所作之事，无一从同，而矛盾罅漏，随处发现。故以吾之武断，直谓汉明求法事，全属虚构。其源盖起于晋后释道阋争，道家捏造谰言，欲证成佛教之晚出。”（《佛学研究十八篇》，中华书局1989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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