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这个人也非常复杂，他一上来就搞大有为之政，其实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需要的。但是又产生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政治变革过于激烈，尤其是干扰了老百姓正常的生产，老百姓会不答应的。所以当汉武帝为了打大仗，为了自己穷奢极欲，对老百姓敲骨吸髓的时候，汉朝也照样闹出了民变。所以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他评论汉武帝有这么一句名言：“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他有亡秦之失，是说秦始皇如何滥用民力、滥施刑罚，汉武帝也照样如此，统治者某些程度上没什么区别。但是无亡秦之祸，他没有使得汉家政权坍塌，为什么？司马光认为因为汉武帝能够进行自我调整，这也是很英明的做法。[1]
汉家的宫廷一直就没消停过，尤其是汉武帝时期。大家都看汉宫戏，知道有一个重要的故事，就是金屋藏娇。当时汉武帝的母亲王美人还只是美人。汉武帝是刘启很边缘化的儿子，以后当个诸侯王就得了，但是没想到历史开了个玩笑。这个刘启喜欢的是栗夫人，栗夫人的儿子是太子刘荣。栗夫人恃宠而骄，当时她走错了一步棋。汉景帝刘启的姐姐，就是陈阿娇她妈，馆陶长公主刘嫖。馆陶长公主力量太大了，就和栗夫人说，咱们亲上加亲吧，我家陈阿娇能不能跟你家刘荣结合在一起？这个建议在栗夫人那儿彻底被否决，为什么？这个栗姬其实很讨厌馆陶长公主，你经常给你弟弟（也就是皇上）送歌儿舞女，你本身就是我的眼中钉，我凭什么跟你结亲？于是就把这个提议给否了。这下馆陶长公主心里非常窝火，要么说王美人高明在这个时期利用了这矛盾，栗夫人给你关上门，我给你开门。王美人这时候说，我们想跟您结亲，我们家刘彻跟你们家孩子陈阿娇玩得很好，以后就结亲吧。甚至刘彻还曾经说过那句，造一个大屋子，把姐姐给装起来——金屋藏娇（见《汉武故事》）。于是他们就形成了政治联盟，下边一步步地就把刘彻推向储君的位置。汉景帝曾经询问过栗夫人，说日后如果你儿子成为皇帝了，我百年之后，你如何对待我的那些美人，如何对待那些皇子？这时候栗姬不明事理，把那些夫人皇子大骂一顿，说他们都不是东西。这下刘启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他怕自己身后再重蹈吕后覆辙。因为吕后就把戚夫人给收拾了，最后剁成人彘。这种事哪朝皇帝也不愿意让它上演，所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废掉了栗姬和刘荣。所以刘彻成为皇储，和陈阿娇结成连理密切相关。[2]陈阿娇日后就是陈皇后，但是亲政的汉武帝又不满足于这种政治婚姻，他想挑自己心仪的将领、贤臣，更想挑自己看上的女人，于是平阳公主府的那个骑奴卫青就走上政治舞台，而卫青的姐姐卫子夫成为他的美人，后来取代了陈阿娇成为皇后。被打入冷宫的陈阿娇买通司马相如写《长门赋》，哀哀怨怨，汉武帝很不高兴。
这第一轮宫廷斗争，以卫子夫胜出而告终。但是这个宫廷斗争压根儿就没有停歇过，汉武帝的夫人太多了，咱们都熟知还有一个成语，倾城倾国，那是李夫人。李夫人的哥哥，一个是乐师李延年，作《佳人曲》“倾国倾城”献给汉武帝，于是汉武帝对李夫人宠幸有加。而另外一个哥哥就是贰师将军李广利，一度受汉武帝的任命攻打大宛、匈奴，给汉武帝献上汗血宝马。但李夫人命不好，后来因为暴疾死掉了。
在汉武帝晚年又闹出了一档子大事，叫巫蛊之祸。巫蛊是个迷信手段，那时候人们很信这一套，认为迫害木偶人时，这个木偶人象征的真人就会得病乃至死掉。汉朝律令严惩巫蛊，今天看非常荒谬。谁也没想到这个巫蛊给汉朝宫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腥风血雨。
当时太子刘据，也就是汉武帝和卫子夫生的孩子，是储君。他和江充不和，[3]妖人江充想，与其你刘据登基，日后处理我，还不如我先下手为强。这人也真胆儿大，就用巫蛊构陷太子。当时太子在长安，年老的汉武帝躲到了甘泉宫休假（汉朝的甘泉宫在今天陕西淳化），遥控着朝局，太子监国。江充就告发说，太子诅咒皇帝死。皇帝恼火，也不问青红皂白彻查太子。太子没法辩解，只有自己的母亲帮助自己，于是用皇后的卫队和丞相刘屈氂发生了激战。[4]但是这场大仗太可怕了，据说当时长安一片血海，以致水沟里充满着血液，株连上万。[5]太子寡不敌众，跑到了河南灵宝一带，自缢而死。那时卫子夫早已去世了。
这场宫廷的内讧，使得汉朝元气大伤。没过多久，汉武帝琢磨过味儿来了。他琢磨我的儿子能反对我吗？巫蛊之事也多以失真告终，好些事都是捏造的。这时候有正义感的大臣田千秋，给太子鸣冤，他怎么能反对你呢？日后他就是皇帝，反对你，他糊涂了？于是皇帝彻查，原来是妖人江充、苏文所为，最后反攻倒算，谁害了我儿子，我弄死谁（他不说他自己）。后来皇帝修了思子宫，又修了归来望思台。[6]
汉甘泉宫遗址
司马迁有作《报任安书》，那个任安也是个倒霉蛋。任安是司马迁的朋友，司马迁受了宫刑，但是司马迁还是皇帝心腹，咱们要认清这一点，司马迁担任的是中书令，是皇帝身边的机要秘书。这时候他跟司马迁说，你不应该颓废，应当为国荐贤，司马迁没搭理他。但是巫蛊之祸中有江充的事，也有任安的事。这个任安是当时北军使者，卫戍区司令。太子找到任安，你帮我一把，你发兵帮我诛灭妖人。任安不管，作壁上观，太子兵败身死。等事后皇上琢磨过味儿，责问，谁当年害的我儿子，于是就算到任安任少卿头上，你就是大奸大恶之人，判了他腰斩，秋后处决。这时候司马迁说，如果我再不给你回信，那你就看不着信了，所以写了这封著名的文字《报任少卿书》，今天收在语文书中。[7]
《报任少卿书》意思是你明白当时我为什么不给你回信了吧？因为你现在的状态就是我当年的状态，伴君如伴虎。这下汉武帝晚年，经历几场政变，社会已经元气大伤，虽然有了《罪己诏》，但是这个社会还很疲软。汉武帝晚年对许多事都看明白了，于是把钩弋夫人所生的刘弗陵推上储君的位置，[8]他也很绝，怕有像吕后这样强大的母家干政，赐钩弋夫人死。公元前87年，汉武帝刘彻驾崩。下边出现的昭宣中兴，彻底改换了汉武帝刚政的思路，换成了柔政，迎来了一个汉朝最安定的时期。
汉武帝的晚年，社会产生了许多的问题，但是由于汉家能够调整，尤其是司马光说汉武帝有《罪己诏》，于是“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避免了秦王朝灭亡的悲剧。当然近年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说这《罪己诏》不能夸大评价，其实真正开启了汉朝中兴局面的应当是昭宣中兴。汉昭帝和汉宣帝在中国历史上很有名气，汉昭帝刘弗陵是汉武帝晚年的儿子。刘弗陵很年幼就走上皇位，汉武帝给他物色了顾命大臣，包括霍光、金日磾。霍光是霍去病兄弟。金日磾是匈奴降臣。
汉昭帝登基，对政治改弦更张。许多政策进行着收敛，尤其是当时招致老百姓反感的盐铁官营。把盐、铁、酒收归官营，其实对于老百姓是很大的伤害，因为官家的铁非常的劣质，盐官营涉及许多利益问题，老百姓吃不起盐。汉家天子在一定程度上予以废止。这时候有一场很重要的会议，就是盐铁会议。后来桓宽还整理了一部书叫《盐铁论》，对汉武帝时期的社会问题，以及对后来的改革进行了总结。
霍光像
而汉昭帝、汉宣帝时期干的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缓和与匈奴关系。当时匈奴已经不如原先了。匈奴最强盛时期是在汉初，而这个时候经历了汉武帝几场大仗的打击，匈奴已经软下来，其内部矛盾重重。匈奴和汉的国家结构很不一致，匈奴并不能实现汉朝的中央集权，内部是部落林立，攻伐压根儿就没有休止。所以这个时间段汉王朝就利用了当时匈奴内部的问题，采取一系列分化拉拢的政策。当时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大家都听过那句话，“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这句话在网上非常流行，是汉朝一个很重要的臣子陈汤讲的。陈汤原话是：“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9]这时已经到了汉宣帝时期，汉昭帝和汉宣帝之间还隔着一个海昏侯刘贺（即废帝）。这两年海昏侯的故事大家也熟知，干了二十七天皇帝，结果做了一大堆荒唐事，被霍光所拿下。[10]当然也有学者说，是霍光看出来刘贺有掌权的念想，他想剪除霍光的势力，所以霍光先下手为强，把他给轰走了，然后推上舞台的就是汉宣帝刘询（刘病已）。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玉印
刘询是我们讲过的戾太子刘据的孙子，戾太子刘据的儿子是史皇孙，史皇孙的儿子就是刘病已。刘病已流落到民间，要不是大臣邴吉的搭救，也许刘病已就不存在了。邴吉是一个忠臣。刘病已在民间流落了长久，霍光把他扶上了皇位。刘病已恬阔隐忍，知道霍光惹不得，等霍光死后才掌握着汉王朝实质的权力。由于他来自民间，知道民间的疾苦，进一步推行文景时代的柔政，对于社会来说这一套就有很大的稳定作用。
在这个时间段发生一档子事，前面我们说过匈奴的力量已经不如以前，而汉王朝在公元前60年设了一个重要的职官，西域都护。第一任西域都护叫郑吉，是一个老将军，朝廷头一次把天山南北纳入王朝的版图之中，用国家的行政制度来约束它。[11]这个举措非常高明。后来传来消息，匈奴郅支单于扰边（这个单于已经不如汉武帝那个时候的伊稚斜单于）。这个事情是陈汤和甘延寿处理的。甘延寿是西域都护，是正长官，陈汤是副长官。匈奴扰边的消息应当奏报朝廷，让朝廷定夺。可是这西域距离汉廷万里之遥，一往一来，哪来得及啊！所以“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陈汤就说，一不做二不休吧，咱们调集地方部队，打它一个措手不及。陈汤的确打了一场大胜仗，没有经过中央同意就和匈奴开战，最后俘虏了匈奴的叛将。这场仗打得很漂亮，许多西域的部落对汉廷刮目相看，汉家树立了国威。这个消息多少天后才传到汉廷，汉宣帝和大臣匡衡等人在讨论这事该怎么办，有的大臣就说了，这个甘延寿和陈汤做得不对，你没有得到朝廷的确认就擅自发兵，那还得了？以后地方将领若要效法，军权不就旁落了吗？但是皇帝也有皇帝的看法，边陲距离汉廷数千里远，如果一往一来，时间早就过去，如何戡乱？将领没有临时处决的权力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尤其是陈汤的奏章有这样的话：“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宣帝心里也非常高兴，于是赏赐了陈汤和甘延寿。(www.xing528.com)
后来陈汤老了，又出现了一件类似的事，陈汤已经退休了，段会宗是西域都护。当时是乌孙扰边，奏报传到了汉廷，汉廷也是不置可否，到底派不派兵，毕竟西域太远。这时候找来老将军陈汤，陈汤说不派兵。为什么？因为乌孙扰边本身是乌合之众，而汉军的军事实力很强，一个人能抵挡五个胡兵（他敢说这种话，是不是鼓舞士气，不得而知），相信几天后就有捷报传来。果不其然，过了四天捷报传来，地方的叛乱被平息。[12]
当时西域都护的设置推动了汉王朝的边疆治理。事实上这是汉家平常行政运作的一部分，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王朝经历了文景之治、汉武帝盛世、昭宣中兴，好的时代其实比较长久。但是有好就有坏，有盛就有衰，所以下边的帝王，就一个不如一个。汉朝历史的消极面也越来越大。
[1]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后元二年：“臣光曰：孝武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然秦以之亡，汉以之兴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统守，受忠直之言，恶人欺蔽，好贤不倦，诛赏严明，晚而改过，顾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乎！”司马光这一段话近年受到了学者的批评，很可能汉武帝善于改过的形象是后世制造出来的。但毕竟汉武帝的政策和昭宣时期的政策之间有转折点，昭宣君臣和汉武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让霍光、金日磾辅佐汉昭帝的，是汉武帝本人。其中深意，值得今人进一步思考。
[2] 《资治通鉴》卷第十六汉纪八孝景皇帝下前六年：“及帝即位，长男荣为太子；其母栗姬，齐人也。长公主嫖欲以女嫁太子，栗姬以后宫诸美人皆因长公主见帝，故怒而不许；长公主欲与王夫人男彻，王夫人许之。由是长公主日谗栗姬而誉王夫人之美。帝亦自贤之，又有曩者所梦日符，计未有所定。王夫人知帝嗛栗姬，因怒未解，阴使人趣大行，请立栗姬为皇后。帝怒曰：‘是而所宜言邪！’遂按诛大行。”事见《史记·外戚世家》。又《外戚世家》言：“景帝尝体不安，心不乐，属诸子为王者于栗姬，曰：‘百岁后，善视之。’栗姬怒，不肯应，言不逊。景帝恚，心嗛之而未发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栗姬负罪，王氏乃遂。”
[3]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太始三年：“赵人江充为水衡都尉。初，充为赵敬肃王客，得罪于太子丹，亡逃；诣阙吿赵太子阴事，太子坐废。上召充入见。充容貌魁岸，被服轻靡，上奇之；与语政事，大悦，由是有宠，拜为直指绣衣使者，使督察贵戚、近臣踰侈者。充举劾无所避，上以为忠直，所言皆中意。尝从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太子闻之，使人谢充曰：‘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敎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威震京师。”事见《汉书·江充传》。
[4]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征和二年：“是时，上春秋高，疑左右皆为蛊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充既知上意，因胡巫檀何言：‘宫中有蛊气；不除之，上终不差。’上乃使充入宫，至省中，坏御座，掘地求蛊；又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充先治后宫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太子宫，掘地纵横，太子、皇后无复施床处。充云：‘于太子宫得木人尤多，又有帛书，所言不道；当奏闻。’太子惧，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因谓太子曰：‘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上存亡未可知，而奸臣如此，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事邪！’太子曰：‘吾人子，安得擅诛！不如归谢，幸得无罪。’太子将往之甘泉，而江充持太子甚急；太子计不知所出，遂从石德计。秋，七月，壬午，太子使客诈为使者，收捕充等；按道侯说疑使者有诈，不肯受诏，客格杀说。太子自临斩充，骂曰：‘赵虏！前乱乃国王父子不足邪！乃复乱吾父子也！’又炙胡巫上林中。”事见《汉书·江充传》。
[5]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征和二年：“是时，方士及诸神巫多聚京师，率皆左道惑众，变幻无所不为。女巫往来宫中，教美人度厄，每屋辄埋木人祭祀之；因妒忌恚詈，更相告讦，以为祝诅上，无道。上怒，所杀后宫延及大臣，死者数百人。上心既以为疑，尝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惊寤，因是体不平，遂苦忽忽善忘。江充自以与太子及卫氏有隙，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太子所诛，因是为奸，言上疾祟在巫蛊。于是上以充为使者，治巫蛊狱。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为大逆无道；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
[6]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征和三年：“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上颇知太子惶恐无他意，会高寝郎田千秋上急变，讼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上乃大感寤，召见千秋，谓曰：‘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遂为吾辅佐。’立拜千秋为大鸿胪，而族灭江充家，焚苏文于横桥上；及泉鸠里加兵刃于太子者，初为北地太守，后族。上怜太子无辜，乃作思子宫，为归来望思之台于湖，天下闻而悲之。”
[7] 关于《报任安书》的书写时间，王国维先生认为作于汉武帝太始四年（前93年）十一月，因为文中提及汉武帝东巡的事，此事发生在太始三年（前94年），司马迁五十三岁。此说一出，不少学者赞同。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该文字应完成于征和三年（前90年）二月，系巫蛊之祸以后的作品。《史记·田叔列传》言：“是时任安为北军使者护军，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武帝闻之，以为任安为详邪，不傅事，何也？任安笞辱北军钱官小吏，小吏上书言之，以为受太子节，言‘幸与我其鲜好者’（可能是说符节不够鲜好，这一句人们解释有分歧）。书上闻，武帝曰：‘是老吏也，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欲合从之，有两心。安有当死之罪甚众，吾常活之，今怀诈，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诛死。”在这个语境中，《报任安书》能得到较好的诠释。否则，任安身陷囹圄，势必得寻求他解。
[8] 司马光从钩弋夫人的得宠看到了后来巫蛊之祸的前奏。《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二汉纪十四世宗孝武皇帝下之下太始三年：“是岁，皇子弗陵生。弗陵母曰河间赵倢伃，居钩弋宫，任身十四月而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曰尧母门。臣光曰：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是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弋之门曰尧母，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蛊之祸，悲夫！”
[9]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九汉纪二十一孝元皇帝下建昭四年：“（甘）延寿、（陈）汤上疏曰：‘臣闻天下之大义当混为一，昔有唐、虞，今有强汉。匈奴呼韩邪单于已称北藩，唯郅支单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为强汉不能臣也。郅支单于惨毒行于民，大恶通于天；臣延寿、臣汤将义兵，行天诛，赖陛下神灵，阴阳并应，天气精明，陷陈克敌，斩郅支首及名王以下，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事见《汉书·陈汤传》。
[10] 《资治通鉴》卷第二十四汉纪十六孝昭皇帝下元平元年：“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事见《汉书·霍光金日磾传》。
[11] 《汉书·宣帝纪》：“匈奴日逐王先贤掸将人众万余来降。使都护西域骑都尉郑吉迎日逐，破车师，皆封列侯。”
[12] 《资治通鉴》卷第三十汉纪二十二孝成皇帝上之上建始四年：“会西域都护段会宗为乌孙兵所围，驿骑上书，愿发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将军（王）凤及百僚议数日不决。凤言：‘陈汤多筹策，习外国事，可问。’上召汤见宣室。汤击郅支时中寒，病两臂不屈申；汤入见，有诏毋拜，示以会宗奏。汤对曰：‘臣以为此必无可忧也。’上曰：‘何以言之？’汤曰：‘夫胡兵五而当汉兵一，何者？兵刃朴钝，弓弩不利。今闻颇得汉巧，然犹三而当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今围会宗者人众不足以胜会宗，唯陛下勿忧！且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会宗欲发城郭、敦煌，历时乃至，所谓报雠之兵，非救急之用也。’上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时解？’汤知乌孙瓦合（犹如碎瓦杂居，不齐同），不能久攻，故事（以旧事测之）不过数日，因对曰：‘已解矣！’屈指计其日，曰：‘不出五日，当有吉语闻。’居四日，军书到，言已解。大将军凤奏以为从事中郎，莫府事一决于汤。”事见《汉书·陈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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