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汉至及氐羌,西汉水流域民族民间文化在保留地域性文化的同时,沿着河流的延伸,呈现出复杂的、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过渡性特色。
与上游川坝地带比较而言,西汉水下游区域地形破碎,多梁、峁、沟谷、垄板地形,民居多沿着山脉走向布置。单体建筑多为两层架构,进深宽、架构高、廊檐浅、装饰简单。此区域正好处于西和、武都、康县、宕昌、岷县之间,汉族、藏族、羌族杂处,族群文化之间有诸多交汇,土屋、板房、瓦屋共存,并体现出特有的氐羌民族文化特征。
图2
羌人多神崇拜,信仰巫术,擅长建筑石砌碉楼和庄房,以及在江河峡谷上建索桥和在峭岩陡壁上修栈道;氐人能织布,善耕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居住“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6】据《洮州志》记载:“当地藏民的板屋,分上下两层”,“高楼暖炕与汉无异,但多居楼下,而楼之上则堆积柴草焉。”李殿图《番行杂咏》诗也描述道:“番人亦自好楼居,刺噶层层板屋疏。半跨山腰半溪涧,上宁妇子下储青。”(《甘肃新通志》卷四十二)。特别是宕昌、礼县、武都及其岷县交界之处,土屋、板房依山而建,特征更加鲜明。
这里的民居空间的布置有一定的相似性。除去大户人家,多数人家不设院墙。无论土屋、板房还是瓦屋,多为两层或三层。底层用于圈养牲畜,二层住人,三层放置杂物。也有家境较为贫困者底层用于住人,二层用于放置杂物,房屋架构较为窄小。无论二层还是三层,底层多为井干式架构,外形颇似羌族碉楼(图2),二层以上多是在穿斗式全木质构架,于立柱之间用木板搭建重棚,周围施以竹或藤编的泥墙,外形极具南方干栏式建筑的特色。各构件之间用卯榫固定,建造时,先立木后夯墙,梁柱嵌于土夯或石砌墙体之中。“现今羌族石砌碉房应是窑洞、帐幕、干栏三者的混合体。”【7】从木质框架、土坯或板筑而言,这种碉楼与板屋相结合的民居正是氐羌族系在西汉水流域变迁、融合的具体体现。
是否同源是羌氐文化研究的关键,许慎《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而“氐”至少在西汉时写作“羝”……《说文》:“羝,牡羊也。”这表明氐人是以羝羊为图腾的。【8】无论异同,氐、羌民族在起源上与羊有着极大的关联。也就是说,无论氐还是羌,都是以游牧为生的族群。随着迁徙地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与汉族及其他民族的融合,原先以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也逐渐被农耕文化所替代,但是游牧的一些习俗则被继承下来。(www.xing528.com)
这里的农民平时将牲畜驱赶到山林之中自由觅食,隆冬或农忙则从山林里找回,圈养在“板屋”的底层,耕种收割完毕后,仍然放归山林。放养与圈养相结合、游牧习俗与农耕文化相结合,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特征。
传统的民间建筑文化中,从建筑架构、建筑装饰、家具陈设到空间分隔形成了一个有机组合的有序等级系统。“火塘、神龛和中心柱”是氐羌民居建筑室内特有的陈设与架构。
在西汉水下游区域,特别是礼县、宕昌和武都的交界之处,火塘和神柜是每家堂屋必备的设施。火塘设在堂屋的中心地带,其上为长方形的神柜,神柜的上方供奉着角角神,角角神居住在白纸剪刻的神龛之中。火塘上置架有一个直径近一米的三脚架,做饭时安上铁锅,平时烤火取暖则把三脚架移开。火塘里的火种,长久保存不熄,是家中的“万年火”,是家族的生命中心。火塘是火神的象征,何人都不得踩、蹬火塘内的三脚架,不得在上面烤衣裤鞋袜及其他不洁之物,更不能跨过火塘。这是典型的氐羌火文化表现形式,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紧邻西汉水的白龙江流域,亦有许多具有羌人建筑风格的村落,这些村落无论布局还是单体建筑形式,具有独特的文化特色。西汉水流域对太阳、月亮和星星敬畏有加,即所谓的“敬天、敬地、敬三光”,每家的院子窗户外,置香炉以敬太阳神,而“太阳”是与“火”与“灶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大门左侧,设置香炉以敬“门神”;主厅房脊之上还设置砖雕的“子牙堂”,传说姜子牙封众将士成为各路神仙以后,忘记了给自己一个“神”的位置,只得爬上房顶,坐在上面喊:“姜太公在此,诸神回避”,这便是“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的来历。这些神灵没有常见的偶像实体,对建筑空间结构不产生影响,但却实实在在的存在于该区域的建筑文化之中。
民风民俗是一种以大众行为及习惯为导向的文化现象,它一经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传承性。活动在今甘肃地区的一部分羌人“开始东迁并逐渐融合于华夏族的同时,留居在今甘肃境内的羌人各部落继续保持着自己的民族传统和特色,并与青藏高原腹地的藏族先民的其它部落仍保持着联系”。明清时期,西北地区的羌人大多已融入汉、藏,但洮、岷地区的羌人最后融合于汉、藏的时间则较晚。【9】西汉水下游流域,地接洮岷,山大沟深、交通不畅,其民间习俗仍然保留着氐羌文化遗韵。这是该区域民间建筑文化与周边区域不同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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