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山城址与大堡子山城址的规模、内涵与性质问题研究成果

关于发现的西山城址、大堡子山城址的规模、内涵、性质问题，与早期秦人的历史密切相关。

祝先生同意侯宏伟先生关于西山城址军事性质的论述，认为西山城址“实乃一存在时间不长的、对抗犬戎的军事城堡”【62】。其实，西汉水上游礼县境内发现的西山、大堡子山、山坪等3座秦人早期的城址，具有山城的特点，其选址或地形有利于军事方面的用途，都具有军事性特点【63】。墓地、祭祀遗迹、建筑共存于西山与大堡子山城址内，这些秦城之内的布局，也显示了军事方面的特殊需要。

秦人东迁关中之前，西汉水上游与早期秦人有关的地名主要有：“西”、“西垂”、“西垂宫”、“犬丘”、“西犬丘”、“西山”、“西陵”、“西畤”、“西新邑”、“衙”等，对于这些地名的确切所指及具体地望，学界历来有不同的认识，诸说歧异，早期秦文化项目的开展，西汉水上游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对于这些地名所指的地望提供了一定的线索。

西汉水上游礼县境内2004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构成了“六八图—费家庄”，“大堡子山—赵坪”，“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三个文化活动中心区【64】；随后的2005、2006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中，在这三个文化活动中心区的中心遗址及附近又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山坪等3座秦人早期的城址，3座城址的时代先后有别【65】。城是当时秦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中心。这三个文化中心区地理位置重要，战略意义显着，很可能是在秦人早期历史发展中起到了相对有别的，但又同样重要的作用，为我们进一步确认秦人早期都邑──西犬丘，对秦早期都邑的布局及性质、探索秦人早期的历史文化特征和早期迁徙路线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西山城址是目前发现秦人时代最早的一座城址，建造时代不晚于西周晚期，西山城东、南两面俯视燕子河与西汉水交汇的宽阔谷地，西面与山体相连，西南隔西汉水与石沟坪遗址相望，北隔刘家沟与鸾亭山相望，在城内和城外都发现性质为戎人文化的寺洼文化遗物。前面我们已经论及，历史上的“西畤”就在西山遗址和其北面的鸾亭山遗址，“西畤”之所在预示出秦人早期活动中心之所在，这使我们很容易将其与秦人早期活动中心“犬丘”联系起来。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居于“犬丘”的大骆后代成一支曾被戎人灭族；后来秦仲伐戎，不幸战死，到庄公时才收复大骆犬丘故地；到了襄公二年，戎人又围犬丘，襄公之兄世父被戎所掳。可见“犬丘”是西戎和秦人反复争夺的地点，不属于那种稳固的大后方，大堡子山--赵坪以西的西山、石沟坪遗址多少具有这方面的特征。考古调查发现西汉水上游的周代文化和寺洼文化的遗址点分布上的规律性表明，“雷神庙（西山）—石沟坪”一线以南主要分布着寺洼文化的遗址，可能为该文化中心的二土遗址位于其中；二者之间的区域内，周代文化遗址和寺洼文化遗址交错分布，显然，在石沟坪和赵坪之间，是两种文化密切接触的地段，而石沟坪以南再无周秦遗址分布。两种比邻而居的考古学文化，无论在和平共处或战争冲突之时，都会带来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物质文化上也有一定的反映。寺洼文化中心聚落二土遗址与北面的石沟坪遗址南北相临、对峙相望，前者包含少量周代文化的遗存，后者包含少量寺洼文化的遗存，这种文化的分布情况表明石沟坪遗址的位置与犬丘的地位又有所差距；西山遗址发掘的M2003是秦人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等级最高的铜器墓，墓主应该是秦族的一位首领，鼻根底部的铜镞表明他还是战死的。虽然3鼎2簋的青铜礼器与文献记载大夫一级的青铜礼器有所差别，但是从墓葬的规模及出土较多的陶礼器随葬品、2壁龛殉人、彩绘漆棺、棺上有带玉器（）的棺饰、铜剑、铜戈等情况看，以及考虑到刚成为“西垂大夫”不久，处于战争状态下的秦人，M2003的墓主与秦人首领的身份还是相符的。从目前考古资料看，西山遗址就可能是历史上的“犬丘”所在。但诚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西山遗址作为“犬丘”的内涵在时代有缺环，这或许与发掘的面积和后代破坏有关，发掘出土的文化内涵不能完全代表西山遗址的全部内涵，传出土于西山遗址的商代铜器亚父辛鼎和城关镇出土的西周兽面纹铜鬲，以及出土于乔川乡新庄村商代乳丁纹簋和礼县地区征集的商、周时期的兵器三角援戈、兽面纹戈、短胡戈等【66】，或许传递出这一信息。(www.xing528.com)

大堡子山城址是在西山城址废弃之后而兴起的，是目前发现的西汉水上游秦人故地规模最大的城址，其城墙的废弃年代不晚于春秋晚期。大堡子山城址西临西汉水支流永坪河谷，南与西汉水南岸的山坪城址相对，两座隔西汉水相对的周代城址地理位置险要，二者的直线距离只有120米左右，西汉水河道在这里收缩迂曲，形成一个急剧收束的峡口。大堡子山以东20余公里的河谷是西汉水上游最开阔的地段；以西约10公里的河谷狭窄蜿蜒，两岸山势陡峭，直至县城附近才又逐渐开阔。以此峡口为界，以东部分周、秦遗址分布密集、等级较高，在方圆3公里的范围内，与大堡子山城址同时共存的西北方的盐土崖遗址、正南方的山坪城址和东南方的圆顶山遗址，它们与大堡子山城址一起构成了大堡子山遗址群。大堡子山遗址秦公墓位于大堡子山顶部南面的缓坡上，上世纪90年代初遭严重盗掘，出土了大量带有“秦公”铭文的青铜礼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4年抢救性清理2座中字形秦公大墓（M2、M3）【67】。学界对两座中字型大墓的墓主，分别有秦仲、庄公、襄公、文公、宪公诸说，或认为分属于其中一公，或为二公之墓，或为襄公或宪公夫妇的异穴合葬墓。根据市场上流传的秦公铭文铜器的铭文种类、甘肃省考古研究所对劫后的2座秦公墓以及盗墓罪犯的现场指认，两座秦公墓中出土器物的种类、数量已基本可以确认。通过对墓葬规模和出土器物的综合分析，认为二墓为秦公夫妇的观点中，秦公夫人墓规模大于秦公墓的现象不合礼制与情理，在考古发掘上也缺乏例证的支持。早期秦公称公的秦首领或秦君，秦仲、庄公、静公可以排除在外，考虑到这些青铜器两周之际的风格特点，这2座墓的墓主为襄公和文公似较以上诸说更为合理一些。由于在襄公、文公之前秦人已长期生活在西汉水上游的礼县地区，这一漫长时期内，秦族首领及其部族成员的葬地远非大堡子山已经发掘的2座秦公大墓和其周围钻探或发掘的200余座中、小型秦墓的数量所能容纳的。因此在大堡子山陵园之外还应存在着更早的秦族墓地，需要考古工作者进一步去探寻，也就是说，与大堡子山和圆顶山组成的秦人中心聚落，也可能并非秦人长期生活的早期活动中心犬丘。

《史记·秦本纪》和《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秦纪》记载秦襄公至出子的葬地有所不同，学界一般认为“《秦纪》作为秦人自己的记载，应该比《秦本纪》更可信”【68】。《秦纪》所载襄公、文公葬“西垂”，宪公、出子葬“衙”，文公居“西垂宫”、宪公居“西新邑”，显示襄公、文公葬于一地，宪公、出子葬于一地，二处地方应该有别，它们分别位于“西垂宫”、“西新邑”附近。如果说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墓主为襄、文二公，那么大堡子山就是“西垂”陵区，西垂宫也就在附近；如果说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墓主为宪公夫妇，那么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就是“衙”地，宪公所居的“西新邑”也就在附近或就是大堡子山城的所在。我们倾向于大堡子山的墓主为襄、文二公，那么宪公的葬地“衙”就不在大堡子山。以大堡子山遗址为代表的大堡子山遗址群，包括了大堡子山遗址本身、圆顶山遗址及贵族墓地、及其西北的盐土崖贵族墓地等一批时代接近的重要遗址，构成了一个规模大、等级高的遗址群。圆顶山早期秦国高级贵族墓地所在的赵坪遗址面积超过了30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台、文化层等遗迹；盐土崖墓地被盗掘的墓葬普遍出土有青铜器，发现有夯土建筑遗迹或夯土墙遗迹，说明也是一处春秋早中期比较高级的贵族墓地。在大堡子山遗址周围有如此密集的大型遗址和贵族墓地，说明大堡子山遗址群继西山遗址之后在秦人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如果西山遗址为秦人早期历史上的“犬丘”所在，那么大堡子山遗址群就是我们探讨襄公以来秦人活动中心的所在的中心地区，文公所居的“西垂宫”、宪公所居的“西新邑”、文公、襄公所葬的“西垂”、宪公、出子所葬的“衙”应该就在这一地区。有学者通过对文献和考古资料的分析及春秋时期都邑与陵墓关系的研究，推论赵坪遗址为秦国的早期都邑犬丘【69】、大堡子山为宪公所居“西新邑”及葬地“衙”【70】。大堡子山是否如有学者认为是宪公所居“西新邑”或葬地“衙”，目前还无法形成定论，山坪城址、圆顶山遗址、盐土崖墓地都是这些地望的候选地之一。根据大堡子山和圆顶山墓地出土陶器和青铜器的分期情况看，目前发现的圆顶山墓地的最早时代晚于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时代，二者所在的遗址是否有时代上的先后关系，如果遗址如墓地所代表的时代，那么赵坪遗址在大堡子山以北约7公里的永坪乡现有村名“衙里”、“衙里磨”，都为我们探寻“衙”及其相关地望提供了线索。关于秦早期的城址，考古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对于其位置与规模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关于这些城址的内部结构，各功能区所在的位置及相互关系还缺乏深入的了解，2004年考古调查发现的3个聚落中心的六八图、赵坪、石沟坪等中心遗址内，是否还有新的城址发现，都有待于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犬丘只是秦人早期的一个活动中心，考虑到西周晚期以前秦人的地位，未必如秦立国后所建都邑的规模，具有城墙设施的聚落无疑是早期秦人的中心聚落之一，单纯将之视为军事性质的城址显然忽略了它们在秦人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规模城址的差别，将之与立国后的都城作对比，祝先生将西山、大堡子山规模巨大、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夯筑的城墙解释为防护陵墓的围墙【71】，依其标准来说，西汉水上游目前发现的城址无一与西犬丘对应，那么西犬丘到底在哪里，必将陷入虚无缥缈的世界。秦人在从附庸、西垂大夫到封国的过程中，是早期秦文化的形成和势力逐渐强大的过程。应该看到，在立国之前的很长时期内，秦人只是偏居于西汉水上游一隅的弱小民族，在周人的羽翼之下，与戎人共处，西周时期秦人遗存偏少可能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由于周人与西戎关系的恶化，在周人的支持下，秦人处于与西戎斗争的前沿，在与戎人的斗争中，早期秦文化逐渐正式形成，这一时期秦人的活动遗存大大增加；春秋中期，随着秦人势力东进关中地区的扩张，西汉水上游地区作为秦人的后方根据地，仍有相当数量的遗存，秦人并未放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进入战国之后，秦人在关中地区的成功发展，这一地区的遗存相对减少。这一认识从西汉水上游秦人几个墓地不同时期墓葬的数量表现出来。我们不能无限想象或夸大早期秦人的力量及其活动所形成的聚落、城址、祭坛的规模，而对具有合理解释的西畤祭祀遗迹提出轻易否定。城是大规模的永久性军事防御设施，是战争规模经常化和激烈化的产物，是长期进行残酷战争的必然结果，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的城墙的军事防御功能是显而易见的。西山、大堡子山、山坪三座早期秦城依山而建，上到山顶，下到西汉水河边，或河流的一级台地边，靠近水源。紧贴山体的崖边夯筑城墙，从城外看陡峭，在城内看却很低矮，这种筑城方法既节省了人力，又充分利用了自然地形。《管子·乘马》：“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高亢、险要的地形是防御上的天然屏障，三座山城，作为秦人早期政治或军事中心，城址选择傍山、依塬、临河，或处于两山与河谷之间，地形险要，旨在用于军事防御和发生战争时作为最后堡垒阻断敌人的侵入；山城突出于平地之上，可以俯视四周，有利于作战，是防止西戎入侵的战略要地。近河则水用方便，使城市处于安全地位。只是随着秦人东进步伐，入主关中之后军事实力的扩展，这些城址也很快丧失了一处都邑或政治、军事中心应该具有的地位，但其在秦人发展史中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在西山发现城址和周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共存的现象，又在西汉水上游最狭窄的大堡子—山坪之间发现两座隔河并立、具有控遏意义的城址，推测这些现象可能和文献记载的秦人与戎人长期共存与斗争的情况有关。

祝先生认同侯宏伟先生关于“西山城址的性质是一座军事用城，是一座秦人向戎人进攻的前沿堡垒”的认识，又认为“鸾亭山遗址应为秦襄公创建西畤前，嬴姓方国的原始性祭天场所”。西山遗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位于秦戎交界地区，为何早期秦人“原始性的祭天场所”位于其活动中心的边缘地带；鸾亭山既为襄公立国前嬴姓的祭祀场所，又为汉代祭天遗址，那么襄公为何不在传统的祭天地点建立西畤，而又另外选址建立西畤，另外选址的地点为什么不会是与鸾亭山相近有祭坛与祭祀坑的西山遗址呢？而是为我们虚构了一个“西畤的选址、设计、布局、构筑以及祭祀内容，必然显示出较高的规格和品位，”“必将呈示相当可观的文化蕴藏”的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