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先生为否认西山祭坛发现的马坑是祭祀坑，而认为秦人“有葬马习俗”。目前考古发现秦人的墓葬中，较少发现有完整马匹随葬的现象【37】；从属于主墓的车马坑内则有大量马匹随葬的现象，这些车马坑内马匹的用途是驾车之马，是表示墓葬身份等级通途，与车马坑对应的必然有相关墓地中与其他墓葬相比等级较高的墓葬存在，也就是说车马坑必然与墓地共存（宗庙祭祀车马坑例外），这也是周代中原地区各国的通例。西山遗址2005年发掘最大的出土3鼎2簋青铜器的M2003在其东南部就有车马坑存在，只是由于特殊原因未进行发掘。
先秦时期，车马为军国重用。《周礼·夏官·司马》有一类专门为王室掌管养马及马政的官员，有校人、趣马、巫马、牧师、庆庾人、圉师、圉人、马质等，盖马为军事所需，故将此类职官属之司马，但同时其还负责丧葬、祭祀用马，其中在大遣奠时，使用马牲。由于马在战争和运输中的重要作用，以及饲养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马更是尤其珍贵，被认为是统治权力的象征物。1956年出土于陕西眉县李村盠驹尊、盠驹尊盖的铭文，可与文献记载的“执驹”、“锡驹”制度相印证，说明西周时期对于马的繁养十分重视。而作为祭品，车马更是在隆重祭典时方使用。周代用马祭祀虽然在正祭外祀祭天的大祭祀中少用，但在内祭社稷宗庙或祭祀山川的祭祀中却存在。《周礼·夏官·校人》云：“凡将事于四海山川，则饰黄驹。”可见当时以马祭祀河川礼俗盛行。郑韩故城内春秋时期郑国的宗庙社稷内发现了100余座殉马祭祀坑与青铜礼乐器坑，殉马坑每坑殉马多者4匹，少者1—2匹，从马骨保存现状可知，是分多次延续较长时间埋入的【38】。秦人宗庙祭祀，在祭祀祖先的多次祭祀活动中，无用马祭祀的习惯【39】，这应是宗庙祭祀和畤祭用牲有所区别。(www.xing528.com)
“马坑不一定就是祭祀坑”是相对于墓地内的车马坑而言的，与考古很少发现秦人墓葬内“有葬马习俗”的现象而言，秦人祭祀用马则较多的见诸于文献记载：秦襄公作西畤，祭祀用牲有“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秦始皇时雍四畤鄜畤、密畤、吴阳上、下畤的祭礼，“春夏用骍，秋冬用駵，畤驹四匹，木禺龙栾车一驷，木禺车马一驷，各如其帝色。黄犊羔各四，圭币各有数，皆生瘗埋，无俎豆之具。三年一郊”【40】。西山遗址发现的祭祀马坑，位于圆形夯土祭坛上，坛上还有葬有羊、牛牲肉的祭祀坑，这些遗迹的周围没有发现与之相关的墓葬遗迹，马坑内的出土物铜鱼、陶器残片以及地层关系等，显示其时代不晚于春秋时期，与秦襄公立西畤的时间基本相同，这样夯土台、马坑、牛、羊祭祀坑，再结合周围的马坑、牛坑，说西山遗址夯土台上的马坑为祭祀坑是毫无疑问的，马坑确实不一定就是祭祀坑，但结合相关遗迹判断西山遗址的马坑为祭祀坑则是不能随意否定的。祝先生所谓的笔者“以西山坪城址内的几处马坑形似‘韭畦’，来证明该地即为西畤，尤其不伦”的说法恐怕有点先入为主，以单一马坑方面的内容来否定笔者结合祭坛、祭牲、地理位置等得出的结论，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祝先生又说“城址内祭台及祭坑，当是战祷一类宗教活动的遗存，马坑较多可能也与此有关”【41】，虽然是不同性质的祭祀坑，但又承认马坑是祭祀坑，这与“马坑不一定就是祭祀坑”的说法岂不是前后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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