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农牧渔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使秦人易于熟悉战争环境。因为什么都会,对打仗就不显得生疏,比纯农业经济地区要强。在冷兵器时代,战争更多地是拼人的气力,即军人的身体素质和格斗技能。越是在人类的早期,此种情形越明显。秦人在农忙时可业农,农闲时经营牧马之祖业,平时亦从事捕鱼和狩猎。农牧渔猎样样精通,劳动技能和身体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以加强。在此种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尚武的秦文化。《诗经·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48】朱熹《集传》:“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故其见于《诗》如此。然本其初而论之,岐丰之地,文王用之以兴;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几,而一变其俗至于如此,则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气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厚重质直,无郑、卫骄惰浮靡之习。以善导之,则易于兴起,而笃于仁义;以猛驱之,则其强毅果敢之资,亦足以强兵力农,而成富强之业,非山东诸国所及也。呜呼!后世欲为定都立国之计者,诚不可不鉴乎此;而凡为国者,其于导民之路,无不可以不审其所之也。”【49】朱熹所论,主要是从上层建筑的角度分析秦人风俗气概。我们知道,任何上层建筑都是经济基础的反映。秦人尚武的气概正是由其农牧渔猎相结合的经济形态决定的。除农业外,畜牧养马,捕鱼打猎实质上就是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强化秦人的身体素质和格斗技能。驭马,田猎射箭技术,设网捕鱼,包围擒获猎物等无异于军事演习和训练。秦之后,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党项、蒙古、满等周边民族的兴起,其实就是秦人兴起的翻版。
其次,纯农业经济要求稳定,重视家族,重孝,打仗不敢往前冲,而农牧渔猎综合型经济具有流动性,与之相应的尚武文化更适应于战争环境。
周人是典型的纯农耕部族,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的周文化是典型的和平主义文化。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一贯以周文王的继承人自居,宣扬礼乐教化,以德服人,反对武力攻伐。墨家虽与儒家不同道,但也主张和平。所谓“兼相爱、交相利”,反对兼并战争,所谓“非攻”,即是如此。道家主张虚静无为,也与攻击无缘。儒墨在战国时期俱是显学,在山东六国大讲其道。道家虽不甚显,然亦有市场。这些思想的流传地域多属于中原纯农业文化区。
齐国的经济形式主要是农业、手工业、渔业及海盐业。人民安土重迁,不乐公战。《史记·货殖列传》:“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50】可见,齐俗不重大规模之攻战。
赵、魏、韩号称三晋,其地古称三河,属于中原腹地,自古以来就是纯农业耕作区。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地少人多的情况,因而三晋之人多从事商贾。是以三晋之俗不利攻战。《史记·货殖列传》:“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故其俗纤俭习事。”【51】(www.xing528.com)
楚虽非纯农业区,但其俗重巫术,信鬼神,不宜于军事攻战。《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以渔猎善伐为业,信巫鬼,重淫祀。”【52】燕也有农牧兼营之长,然其乃周召公之后,因周人传统影响所致,在战国时还上演了禅让的闹剧。
纯农业经济的典型代表是鲁国,终春秋战国之世,鲁国仅能守其社稷,保守自持,不图富国强兵,与周王室的命运大致相同。《史记·货殖列传》:“邹鲁滨洙、泗,犹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颇有桑麻之业,无林泽之饶。地小人众,俭啬,畏罪远邪。及其衰,好贾趋利,甚于周人。”【53】
秦俗不同于周、鲁,没有儒家思想的包袱。地近西戎,颇具戎狄之风。秦人起于东方,本从东方迁徙至西垂,尤其是受农牧渔猎综合型经济影响,往来迁徙流动频繁,较能适应千变万化的战争环境。以秦国都迁徙为例,秦国都最早是西垂,依次是犬丘、秦、汧渭之会、平阳、雍、泾阳、栎阳、咸阳。而周王室和齐国仅仅迁都两次,鲁国则从未迁都。且秦素有迁民政策。马非百《秦集史·迁民表序》:“秦之有迁民政策,自孝公用商鞅变法,已发其端。其后惠文王、昭襄王、庄襄王诸君,莫不继续举行,奉为圭臬。”【54】安土重迁,则民有后顾之嫌,临战每有犹豫,不肯往前;迁徙频繁,则民心无顾虑,易于行军作战。
与农牧渔猎经济形式相一致,秦人渐渐形成了尚武而气魄洪大的风格。《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聘鲁而观乐,评价秦风曰:“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55】商鞅变法后,民俗又习染了三晋之风。《吕氏春秋·高义篇》:“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56】马非百先生认为:“盖皆与商鞅并心进取之政策有关云。”【57】兄弟亲戚皆不顾,秦国是以有“虎狼之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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