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的历史意义

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的意义不仅表现在秦人方面，同时，也对周人有着重要意义。在中国历史上，成为西周、东周的分水岭，预示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一）开启了秦人历史新局面。一是被周王正式封为诸侯国。尽管平息了周王朝内乱，但是，周王室经此事件后衰败微弱，社会各种矛盾仍然存在，尤其是周畿之地，即当时的关中一带被戎人占领，这就迫使周人不得不开始东徙，选择“成周”洛邑为新都。在这历史的转折点上，这就为秦襄公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机会和平台。秦襄公如同当年周宣王派兵救秦一样，即率兵救周。襄公不仅“战甚力、有功”，而且当新王平王决定迁都洛邑时，“以兵送周平王”，秦襄公这一举动，进一步取得了周王的信任，于是，周孝王为了嘉奖其对周王室的效忠，便“封襄公为诸侯”，并“与誓之，封爵之”，隆重地举行了册封襄公为诸侯的仪式。秦人从“附庸”到“大夫”再到“诸侯”，道路何其长矣！从此，“襄公于是始国”，以诸侯国的身份跻身于东方列国之中，“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与它们平起平坐了。

二是拥有了“岐西”之地。在秦襄公获得诸侯身份的同时，周平王又“赐之岐以西之地”，并发出承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其意是说，西戎无道，侵夺我岐山、丰水的土地，秦国如果能攻打并驱逐戎人，就可以拥有这片土地了。尽管这个承诺，如有些研究者所说，是一张空头支票，但是，对在关中无立锥之地的秦人来说，可不是一个小礼物，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礼物。当然，秦人也知道，这时候的岐西之地，已完全被戎人所占领，再说，从多少代、多少次的戎人征战中，他们也知道，戎人的势力还是很强的，要从戎人手里夺回这块土地，谈何容易！但不管怎样，有这个“空头支票”总比没有这个“空头支票”要好。于是，襄公十二年开始伐戎，但仅到达岐山就去世了。文公即位，经过两年多准备，于第三年“以兵七百人东猎”。第四年“至汧渭之会”，即今宝鸡市区，“营邑之”，即在今宝鸡戴家湾建陈仓城。“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收周余民有之，岐以东献之周。”从此，秦人才真正在今宝鸡地区站住了脚，成为这块土地上的主人。

三是进一步取得了周王朝的信任。秦人早期本为商王朝的盟邦，其祖蜚廉、恶来均为殷商重臣。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周人翦商中必然要站在殷商一边而反周，因而恶来被杀。但秦人也看到，殷商大势已去，其政权不复存在，因而也未对周采取过激的行动，为了保存自己，向周臣服。至蜚廉之孙孟增，已取得了西周王朝的信任。文献记载：“幸于周成王”。后来孟增之孙造父，还深受周穆王的宠爱。因造父为穆王驾车西巡、平定徐偃王之乱而被穆王看重，封地别支，“其后为赵”。非子一支又被推荐为周孝王牧马，因牧马有功而封为“附庸”。秦仲、庄公又被分别封为“大夫”。尽管秦人与周人在数百年的交往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是，秦人毕竟不是姬姓之人，与东方之国齐、晋、燕等国不同，在周王的眼中还不能与这些国家一视同仁。这就是说，秦人要获得周王室的信任，还须不断的在周王面前表现自己，为周人服好务。机会来了，秦人抓住了这一机遇。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这一重大政治举动，取得了周人对秦人的进一步信任。正如文献记载：“与誓，封爵之。”就是说，周王不仅与秦襄公盟誓，而且给其封地、封爵。这在过去是很少有的事。说明周人将秦人完全看作为自己人了。不仅周王如此看待，就连诸侯也刮目相看，“通使聘享之礼”。

四是为秦人东向发展打开了局面。秦人是一个“追梦”的族群。在其看到周人统一天下后，秦人开始意识到，要想生存下去，发展壮大，东向中原，就必须依靠周人。因而秦人便抛弃前嫌，向周人靠拢，充分发挥自己善于识马、驯马、养马、驭马技术，不仅为周王驾车巡游，还为周王养马，为周人忠心耿耿地守卫边陲。通过与周人的长期交往，不仅一步步获得了周王的信任，而且取得了进入周人畿辅之内的资格。自秦襄公居“汧邑”立国，获得周王承诺；秦文公立都于“汧渭之会”，收复岐、丰之地，从此，秦人占有了陇山东西之地，即今天的关中西部和天水一带，使其连成一片，进可攻，退可守。这为秦人以后东向打开了局面。以后秦人不断东扩的事实，证明了秦人岐、丰之地的获得，对秦人发展具有何等重大的战略意义。(www.xing528.com)

（二）使周王朝基业得以延续。秦襄公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这不仅对秦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在秦人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而且对周人来说，也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使周人摆脱了戎人的纠缠，使周王朝基业得以延续，走进史学家所说的“东周”时代。

从《史记·周本纪》记载可知，只因为戎狄部族不断侵扰、掠夺，才逼迫周人离开豳地“止于岐下”。从这则记载来看，周人至迟在古公亶父迁岐前，就苦于戎人的骚扰。《周本纪》记载文王即位第二年“伐犬戎”。说明犬戎对周人造成了严重威胁。尽管周人在不断伐戎，但戎人并未收敛，继续在周畿之西、之北还在不断地侵扰。随后，《周本纪》还记载，周孝王使非子养马，并封邑封爵，固然有为周王解决马源的问题，但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扶持秦人抗击戎人。至周宣王又封秦钟为“大夫”，其目的是鼓励秦人继续抗戎。秦仲被戎人杀后，周宣王不得不下更大的资本，召集秦仲五个儿子，“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从周几代人的伐戎看，戎人是当时周人的心腹大患。至周平王时，对周王室造成了直接威胁。《秦本纪》载：“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并对秦襄公说：“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周本纪》载：“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从这些记载看，说明关中几乎全部已被犬戎占领。对此，《后汉书·西羌传》也有记载：“及平王之末，周遂陵迟，戎逼诸夏。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于是渭首有狄、獂、邽、冀之戎，泾北有义渠之戎，洛川有大荔之戎，渭南有骊戎，伊、洛间有杨拒、泉皋之戎，颍首以西有蛮氏之戎。当春秋时，间在中国，与诸夏盟会。”《史记·匈奴别传》里也说：“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绵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这里虽说的是春秋中后期到战国前期的情况，但可以想见，周平王东迁时情况可能比此时更为严重。在此形势下，周人迁都是明智之举，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它既保住了周王室政权，使周王朝得以延续，也摆脱了戎人的纠缠，缓解了周王室与戎人的紧张关系。

（三）开启了中国历史新时代。西周晚期，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诸侯国之间矛盾的加剧，奴隶制开始崩毁，封建制开始孕育、诞生，社会走向大动荡、大分裂、大重组时期。周王室经过幽王以烽火“数欺诸侯”事件后，“诸侯叛之”，已对周王统治失去了信任，社会开始走向衰落。《周本纪》载：“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尽管周王还是以天子的身份统治着天下，但已是名存实亡，政治形势由四方诸侯中的首领所左右。所以中国历史在这种形势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即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诞生。为此，历史学家将周平王东迁的公元前771年之前称为西周，公元770以后称为东周，即春秋战国。春秋战国预示着中国历史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