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帝国体系与责任伦理的崛起

西周灭亡后，东周王室沦落，“天下体系”解体，华夏民族先后陷入无政府状态。对于无政府状态的挑战，秦国积极应战，并且进行经历了一系列自然选择过程：包括地理选择，政治选择，伦理选择。最终建立“帝国体系”与“责任伦理”体系。秦国崛起经历了从古国、方国到帝国的“三部曲”。苏秉琦指出中国古代国家起源从古国、方国到帝国发展阶段的三部曲以及原生型、次生型、继生型发展模式三类型，在中原地区的次生型中秦国最具典型性。【4】

其一，古国时期。在西周与东周交替时期，周孝王（孝王姬辟方，前886—前892）于公元前890年左右封“养马有功”的非子于秦，为周王室之附庸；周平王（平王姬宜臼，前770—前720）于公元前770年前后封“勤王有功”的秦襄公为诸侯，秦国与晋国、郑国等共同扶持周王室，这是秦国的古国时期。其二，方国时期。在春秋时期，大国争霸，挟天子以令诸侯，秦穆公称霸西戎，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此时秦国进入方国时期。秦穆公非常重视人才，在其任内获得了百里奚、蹇叔、丕豹、公孙枝等贤臣的辅佐，曾协助晋文公回到晋国夺取王位，晋国的国家实力大增。秦国在方国时期的霸业，为四百年后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石。其三，帝国时期。在战国时期，华夏列国灭国兼并，争夺天下，秦国从秦孝公用商鞅变法，迈向帝国之路，“四世有胜”，秦始皇最终消灭六国，统一天下，这是秦国的帝国时期。其实，秦昭王已经为帝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秦始皇嬴政即位后，消灭嫪毐、吕不韦等势力，用李斯、尉缭等人，进行十年统一战争，先后灭掉韩、赵、魏、楚、燕、齐东方六国。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分为三十六个郡，后来增加至四十六个，以家产官僚制治理天下，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统一度量衡等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政策。

在春秋时代，秦国奉行由西周创造的德性伦理原则。周王室东迁，秦襄公被封到周王室故地“岐丰之地”，便有“车马礼仪之好”；秦文公东猎汧渭之会，“收周余民而有之”；秦襄公在西垂设立西畤、秦文公在关中设立鄜畤祭祀白帝少昊氏，秦宣公在渭南兴建密畤，祭祀东方之神青帝；秦国不但自觉认同西周文化而且以华夏族文化正统自居。秦人认为自己与周人以及其他国一样都是炎黄子孙，秦国属于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如秦公一号大墓石磬铭文：“高阳有灵，四方以宓平。”【5】秦人还认为，大费柏翳助大禹治水，建立了功勋，舜帝曾赐姓为嬴。所以嬴秦认为自己属于诸夏之一。如《秦公簋》铭文：“秦公曰：不显朕皇且，受天命鼏宅禹绩；十又二公，在帝之坯。严恭夤天命，保业厥秦，虩事蛮夏。余虽小子，穆穆，帅秉明德，剌剌桓桓，万民是敕。”意思是秦国君主接受上天之命，正在履行大禹那样的天下责任或者要建立大禹一样的伟大功绩。秦国君主为了治理好秦国，认真做好对待蛮夷和诸夏的工作。遵循光明的德性，一定要把万民治理的安定和谐。此种状态下秦国与周王室关系密切，与其他诸侯国互通使节，互致聘问献纳之礼。除了护送周平王，公元前635年，秦国与晋国联合出兵伐戎平息王子带之乱，以救周襄王。

可见，在春秋时代秦国尚有西周文化中天命信念、德性伦理、礼乐文明的余韵。齐桓公曾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时的秦穆公履行秦国的国际责任，救患、分灾、讨罪，帮助晋、楚等国家兴邦、复国。《左传·僖公元年》指出：“凡侯伯，救患、分灾、讨罪，礼也。”这是履行大国责任的基本要求。秦国在履行分灾恤邻的国际责任方面，“泛舟之役”堪称典范。秦国在履行救患扶危国际责任方面，辅助晋惠公、晋文公执政也很典型：晋国发生骊姬之乱，公子夷吾、重耳流亡在外。据《左传·僖公九年》记载：“齐隰朋帅师会秦师，纳晋惠公。”可是，晋惠公违背国家伦理，对秦国背信弃义，与秦国兵戎相见。结果，“襄王三年而立晋侯，八年而陨于韩，十六年而晋人杀怀公。”这时，楚国将晋国公子重耳送到秦国，秦穆公为之纳女五人，并飨宴重耳。据《韩非子·十过》记载：秦穆公“革车五百乘，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晋文公重耳不负众望，果然成就了晋国的大业。秦国在履行讨罪复国的国际责任方面，还有一个典型事例就是申包胥请求秦哀公派兵救援将要亡国的楚昭王。据《左传·定公四年》记载：申包胥“立依于庭墙而哭，日夜不绝声。勺饮不入口，七日。秦哀公为之赋《无衣》。九顿首而坐，秦师乃出。”秦国的子蒲、子虎，帅车五百乘以救楚国。

然而，春秋时代“天下体系”与“德性伦理”出现的变异，已经被西戎的使者由余发现。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由余的对周秦社会的判断与预言，已经为春秋时代的历史所验证，“天下体系”与“德性伦理”遇到了空前危机，于是，诸侯国纷纷进行变革。秦国伦理变革是通过商鞅变法得以实现的。

在战国时代，秦国实行由商鞅所确定的责任伦理原则。此时秦国追求霸王之道，即以吞并列国为战略目标，秦国责任伦理就是霸王之道在秦国内部的延续，是实现秦国战略目标的行为规范。从战国时期的历史来看，三桓专鲁、田氏代齐，三家分晋，周人宗法制度的血缘温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夺地、杀人、灭国，你死我活的争霸战争。秦国在险恶的生存压力下，不得不做出一种伦理选择。其中，商鞅三说秦孝公，秦国选择霸王之道就是一个典型。商鞅变法颠覆了之前的德性伦理，建立了以成就霸王之业为目的的责任伦理体系。秦惠王用张仪之谋连横合众，秦昭王用范雎之策远交近攻，秦国在内部实施的责任伦理，其目的是要对外夺地、杀人、灭国，最终实现国家战略目标：消灭六国，统一天下，成就霸王之业。秦国实现霸王之道的责任伦理包括以下几个方面：【6】(www.xing528.com)

其一，通过家庭分户制度，形成家庭责任伦理。商鞅变法运用经济手段即税赋率的规定，来让大家族分户：“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即通过加倍征收赋税来强制推行以一夫一妻及其未成年子女构成的小家庭。“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就是说，成年的子、弟必须分户，任何家族都严禁父子、兄弟同室而居。通过家庭分户制避免了大家族中的余子游手好闲，使每个家庭成员都承担责任，一是杀敌立军功，获得军功爵位，即“有军功者，各以卒受上爵”；二是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粟功爵位，有爵位者享有免除徭役的一定权利，即“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其二，通过什伍连坐制形成连带责任伦理。在商鞅变法中，商鞅将秦国百姓重新编制，五户为一“伍”，十“伍”为一“什”。一人有罪，诸家检举，否则就要连坐，军中也是如此。通过连坐制，使每个人“行间无所逃，迁徙无所入”。连坐制度，使得秦国乡里的农民只得遵守法令，不敢作奸犯科；军队中的士卒只能从令如流，冲锋陷阵，战死沙场也不敢逃跑。后方的军工生产也实行严密的连带责任管理制度：“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吕氏春秋·孟冬纪》）秦国的军工管理制度分为四级，从相邦、工师、丞到一个个工匠，层层负责，任何一个质量问题都可以通过兵器上刻的名字查到责任人，出了质量问题都要承担连带责任，这使得秦国生产的军工产品件件精良。

其三，通过郡县官僚制度形成行政责任伦理。通过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以逐步取代分封诸侯的制度，地方行政控制代替了血缘家族的宗法统治，从而加强了层级政治责任，同时也加强了君主的权势。商鞅变法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消灭分封制的经济基础，把全国的小都、小乡、小邑合并为县，设置县令和县丞，一共设立了三十一个县，在秦国普遍建立了郡县制。而县令、县丞全都由国君来任免，不得世袭。全国的政治军事权力集中到了国君的手中，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在秦国正式确立起来。

其四，通过皇帝制及官僚制形成国家责任伦理。秦国最高政治决策机构还通过委托－代理关系，实行了最高领袖所有权与国家行政管理权的二权分离：秦国独立创造了“丞相”这一正式官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王“二年，初置丞相”。丞相上承最高统治者君主的命令，领导百官管理整个国家的事情。这就和那些有三卿或者六卿执政的诸侯国显然不同。秦国废除贵族封建制，实行郡县官僚制，“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建立了家产官僚制的行政责任伦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