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后，北方的匈奴对秦人统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始皇派蒙恬率10万大军北击匈奴，夺回了河南地，在黄河沿线加筑四十四城作为边塞防守点，并大量征发移民实边。史载：“秦既并天下，使蒙恬将兵略地，西逐诸戎，北却众狄，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秦人有着比较长的西北边防线，该防线不仅用于抵御北方的匈奴，还对西方的羌戎势力起到了重要的防范作用。严宾先生认为，“秦统一后在河套地区所筑长城，当从今甘肃兰州市以东黄河南岸，向南连接秦昭王自今甘肃岷县起筑的陇西长城，向北大致沿今黄河东岸至今宁夏石咀山市，又由石咀山市沿今黄河以西的地带至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后由杭锦后旗西北沿今内蒙古乌加河南岸至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北与包头市西北，与赵武灵王沿阴山南麓所筑长城的西端相接。”秦始皇派人将过去秦、赵、燕三国的北方长城连接起来，并加以修缮和拓展，从而形成了抵御北方匈奴南下骚扰和侵略农耕文明的万里长城。
但总体看来，长城本身毕竟仅是一道军事防御工程。徐晓萍先生指出：“能否阻止匈奴的进攻，关键还在于相当数量的驻戍部队。同时负责转运军饷的便利交通道路，对长城防线的军事局势也具有决定性的战略意义。……当时匈奴之所以一时间不敢骚扰边境，是由于秦‘暴师于外十余年，居上郡，是时蒙恬威震匈奴’（《史记·蒙恬列传》卷88）。蒙恬死后，陈胜、吴广起义，秦王朝瓦解，戍卒逃散，北方空虚，匈奴又乘机越过长城复渡河南地，以中原旧时的障塞为界。”面对数十万秦兵的攻击和戍守，匈奴避开秦人锋芒暂时向后撤退，但这并不代表匈奴势力绝对弱于秦人。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习惯于奔突迁徙，“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虽然匈奴暂时退出了之前的占领地，但其本身力量并未受到重大损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卷土重来。对于秦人而言，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秦人除过收复了被匈奴侵占的部分土地外，并没有其他更多的收获。史载：秦人“发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终不能逾河而北。”匈奴在黄河以北以西的威胁依然存在，逼迫秦人长期耗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去维修加固长城防线。
秦人虽然从匈奴手中夺回了河南地，但“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秦兵对匈奴无力长驱穷追，只好“宿兵于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同时，这一带“地固泽卤，不生五谷”，几十万驻军、筑城人员的物资供应均非当地所能解决，几乎全要仰仗于内地供给。正如主父偃所说：“使天下蜚刍挽粟，起于黄、腄、琅邪负海之郡，转输北河，率三十钟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盖天下始畔秦也。”仅粮草输送即已如此，其它负担可想而知，这就使得秦人国力大受牵制，不久即招致亡国，更不可能在西北进一步有所作为。
总之，秦人对北方匈奴主要还是采取防御之势，无力进行大规模地长期攻伐战争，这与秦人在南方主动展开旷日持久的伐越战争之情势完全不同。西汉末年的扬雄分析历来的御戎之策说：“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以秦始皇之强，蒙恬之威，带甲四十余万，然不敢窥西河，乃筑长城以界之。”而且，秦人对北方匈奴的反击是建立在战国时期赵、燕等国长期抵御北方胡人基础之上的。《史记·匈奴列传》载：“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
罗庆康先生指出：“东胡和匈奴与中原内地的边界线较长，燕、赵占了四分之三，秦占了近四分之一。”秦人是在攻灭义渠戎国之后，才与匈奴有了正面接触，于是“筑长城以拒胡”。而此时燕、赵二国早已与匈奴发生冲突，且尽可能向北拓边，进而各自修筑了北长城用以防御匈奴南下入侵农耕文明区。如果当时仅靠秦国一家力量来独自对付北方匈奴，我们很难想象历史结局会是如何模样。
在秦朝建立前后，匈奴处于头曼单于统治之下，匈奴此时力量虽然开始强盛起来，但相比其西边的月氏和东边的东胡，其实力就稍逊一筹了。史载：“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所以匈奴此时在东西两边服属于东胡和月氏，就连后世享有盛名的冒顿在作匈奴太子时，也曾长期为质于大月氏。后来冒顿即位为匈奴大单于，对东胡长期无节制的索取也是一再忍让，其中主要原因就在于当时匈奴实力不够强大，尚处于积蓄力量的发展阶段。由此可知，秦人对于力量相对弱小的匈奴，尚且处于防御态势之中，更遑论西进征服势力正处于兴盛阶段的大月氏政权了。
河西走廊地区当时正处于月氏、乌孙、氐、羌等族群的统治和占据之下，秦人要想把疆域拓展到河西走廊地区，就必须驱逐月氏、乌孙、氐、羌等族群在河西的势力，这在当时似乎是不大可能实现的事情。对于月氏、乌孙在河西地区的主要活动区域，史书笼统模糊地记载为“敦煌、祁连间”，学界对此多有研究。钱伯泉先生认为：“月氏在河西的故地即是匈奴休屠王份地，确切的地望为今山丹县以东至兰州市以西一带……乌孙在河西的故地即是匈奴昆邪王的份地，确切的地望为今山丹县以西至敦煌一带。”综合分析相关文献和考古材料可知，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或可从。从目前的考古材料看来，陇右地区史前文化曾经一度强势向西扩张，致使河西地区的史前文化多受陇右文化的影响，这在河西走廊东部表现得尤为明显，间接表明河西、陇右之间在先秦时期曾经有过长期的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秦人对于关陇区域的氐、羌和戎狄族群经过长期的军事打击、排挤和兼并、融合，使得这些族群成员的一部分融入到秦人群体之中，其余部分则被驱逐到秦人西部疆域之外。秦文化中有来自河西地区乃至西域的文化因素，作为混溶了众多氐、羌和戎狄族群成员的秦人，对河西地区族群分布概况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了解，想必秦人是不会贸然西进戎狄势力较为强大的河西地区的。
秦昭襄王时期用计攻灭义渠戎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胡”的称谓，在古代首先是指代北方族群，其次还用于指称西方族群，古籍中不乏西胡、月氏胡、羌胡等的记载。《山海经·海内东经》载：“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繇、月支之国。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昆仑虚东南。昆仑山在西胡西。皆在西北。”清人郝懿行在综述各家说法后指出：“白玉山盖以出美玉得名也。”上文提及的“西胡”的活动区域处于白玉山和昆仑山之间，大略是指河西走廊乃至西域的少数民族。《后汉书·西羌传》云：“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旧在张掖、酒泉地……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其大种有七，胜兵合九千余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数百户在张掖，号曰义从胡。”(www.xing528.com)
由此可知，先秦秦汉时期的西方的月氏亦可被称为“胡”。而“羌胡”一词则因语境的不同而有着具体不同的指称意义，有时是并指西羌和匈奴，有时是专指西方羌人，有时又被用以泛称我国古代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但多与西方羌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甚至在同一篇《后汉书·西羌传》中的“羌胡”记载，意义也各有不同。《后汉书·西羌传》载：“及武帝征伐四夷，开地广境，北却匈奴，西逐诸羌，乃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
上文所提“羌胡”合指西方羌人和北方匈奴。同在《后汉书·西羌传》中又载：“迷唐乃率部落远依赐支河曲。至八年，友病卒，汉阳太守史充代为校尉。充至，遂发湟中羌胡出塞击迷唐，而羌迎败充兵，杀数百人。”此处“羌胡”则明显是指西羌。《文心雕龙·书记》篇载：“上古纯质，结绳执契，今羌胡徵数，负贩记缗，其遗风欤！”唐代诗人高适在其《蓟门行》一诗中写到：“羌胡无尽日，征战几时归。”这里的“羌胡”则是泛指西北少数民族。
既然“胡”在古代也可用来指称西方的羌人和月氏等族群，那么，秦人在其西部疆域“筑长城以拒胡”不仅用于抵御匈奴，还可能是在有意识地防范羌人和月氏的东侵。在先秦秦汉时期，黄河以西的河湟谷地、大通河一带是以羌人为代表的戎狄势力的核心生活区域，他们在该区域的势力极为雄厚，不容小觑。《后汉书·西羌传》载：“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唐代李贤注曰：“河关，县，属金城郡。”后来，匈奴势力也逐渐渗透到这一区域，进而向河西走廊一带大力推进。先秦时期，势力强盛的月氏族群西进攻灭了乌孙政权，一度独占河西走廊，慑于月氏的威势，正处于崛起阶段的匈奴也不得不暂时向月氏屈服。
虽然月氏政权实力一度非常强盛，但是他们始终未能东逾黄河扩张势力，这恐怕不能用月氏族群热爱和平，不愿东侵关陇区域来作简单解释。我们认为，月氏势力之所以与秦人未曾发生正面领土争端和冲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秦长城以西的羌人、匈奴等族群势力在很大程度上阻断了月氏政权势力的东进步伐。这样，羌人、匈奴等族群俨然成了秦人与月氏之间的缓冲力量，而黄河则成了秦人与羌人、匈奴等族群势力之间的缓冲地带。黄河起到了天然阻隔的作用，而秦人又采取了较为行之有效的防御举措，致使月氏、匈奴等族群势力无法逾越秦人西部疆域东向拓展，只能西进角逐；而秦人也因为受自身实力、地域认知程度和自然条件所限，始终未能跨越黄河使王朝疆域西向拓展至河湟谷地以及河西走廊一带。另外，根据王辉先生的最新研究，关陇及其周边区域的西戎文化与欧亚草原的斯基泰文化早在公元前2千年左右，就存在较为密切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刻。王辉先生进一步指出：“秦穆公霸西戎事件的影响巨大。很可能引起了欧亚草原上游牧民族的一次迁徙活动，月氏和大夏的向西迁徙。由于这次民族迁徙，于是在欧亚草原上出现了一条东西方贸易的商道。控制商道东段的应该是西戎，控制西段的是斯基泰人（或称塞人）。秦人为了维持统一六国战争的需要，从西戎的手中交换马匹。秦始皇还对从事秦戎贸易的戎人商人乌氏倮以封君的待遇，以表彰他在秦戎贸易之中的贡献。”王辉先生的这一说法是基于考古遗存和文献资料基础上所作出的合理推测。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么夹在秦人与月氏等族群之间的西戎势力应该是很兴盛的，他们是羌人和匈奴族群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人与西戎势力保持着友好交往关系，西戎也就自然阻断了秦人与月氏等族群势力之间的直接联系，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屏障和缓冲的作用。从现有与秦人有关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材料看来，河西地区的月氏、羌人等族群势力几乎没有东向跨越黄河侵犯陇右一带，秦人与他们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自然也就缺少了西进河西地区开疆拓土的兴趣和欲望。
朱宏斌先生指出：“影响秦汉中央政府区域开发决策的重要政治因素，大致可以概括为政治控制理念的变迁、国家防御战略以及集团利益冲突等几个方面。”联系到秦人与羌胡等族群的实力对比与利益分割关系的实际情况，我们完全可以将该说法中的相关理论用于解释秦人势力未及河西走廊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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