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穆公时期,秦人屡次东进,均遭挫折,于是转而西进伐戎,借以扩大和巩固其后方基地。但西戎的内部情况是比较复杂的,其实力也不容小觑。聂新民先生指出:“戎人区域的特点一是地形复杂,二是社会结构与华夏不同,势力较散而联系有致。所以想要占据这些地方,一是要解决进军道路问题,二是要了解其内部的虚实。从战略上讲,则是要制其大,率其小;擒其王,服其众。最后要占领还须因其俗。”秦人虽然与西戎长期共处和斗争,但对其内部情况仍然不甚清楚,所以不敢贸然采取攻伐行动,对势力比较强大的戎人部族更是心有余悸。在这种情况下,智取较直接强攻就显得尤为必要。秦穆公时期伐戎王即是其中一典型例证。《史记·秦本纪》载:
戎王使由余于秦。由余,其先晋人也,亡入戎,能晋言。闻缪公贤,故使由余观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于是缪公退而问内史廖曰:“孤闻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今由余贤,寡人之害,将奈之何?”内史廖曰:“戎王处辟匿,未闻中国之声。君试遗其女乐,以夺其志;为由余请,以疏其间;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间,乃可虏也。且戎王好乐,必怠于政。”缪公曰:“善。”因与由余曲席而坐,传器而食,问其地形与其兵势尽察,而后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而说之,终年不还。于是秦乃归由余。由余数谏不听,缪公又数使人间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缪公以客礼礼之,问伐戎之形。
秦人先是以女色瓦解戎王的斗志,进而离间戎王与其贤臣由余的关系,造成其君臣反目,由余最终被拉拢到了秦人阵营。秦穆公向由余“问其地形与兵势,尽察”,通过由余的详尽介绍,秦人对戎王所在部族政权生活区域的地形、交通以及内部虚实等情况有了系统了解后,用计谋攻伐戎王,终于取胜。秦穆公的伐戎区域被聂新民先生定位于“豳地以北的泾水上游地区”,对于此处所提戎王所在部族究竟属于哪支戎狄政权,目前尚无法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关陇区域诸多戎狄势力群体中,这支戎族的实力定当不小。所以,秦人为此次攻伐戎王做了长期的准备,从了解对方虚实,然后用计,到最后攻取,前后耗时两年多。正是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和计谋,秦人才迂回曲折地取得了此次对戎作战的胜利,在此基础上得以“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由此可见,秦穆公此次由东进转而西向伐戎的临时战略转移是非常正确的。汉武帝时期,大行令王恢主张对匈奴用兵,即曾援引秦穆公伐戎事迹并盛赞此举曰:“秦穆公都雍郊,地方三百里,知时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二,陇西北地是也。”有学者认为秦穆公伐戎之后,“秦国控制之触角延伸入陇西、北地等半农半牧地带,推动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地域性拓展,亦拉开了中原政权经营西北农牧交错地带的序幕”。这一分析是颇富见地的。(www.xing528.com)
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秦昭襄王时期,秦人用计攻灭义渠戎国。义渠戎是一支主要活动于甘肃陇东一带的古老部族势力。《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据此可知,义渠戎早在商朝末年就已经建立了政权。秦人与义渠戎长期争斗,双方互有胜负。由于义渠戎国实力强大,在秦人与东方列国角逐过程中,义渠戎国的政治军事向背对整个东西战局形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义渠戎国势力一度成为东方列国与秦国竞相拉拢争取和设法利用的对象。战国后期,秦人为了北上拓展疆域,同时也是为了解除东进的后顾之忧,逐渐加大了对义渠戎的攻伐和蚕食力度,曾一度迫使义渠戎称臣,但始终难以彻底攻灭义渠戎国。义渠戎王与秦昭襄王母亲宣太后私通,且生有二子。宣太后为了实现秦国领土扩张的根本利益,甘愿牺牲自己多年的情人,最终诱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史载:“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看来,秦灭义渠戎也是采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并非完全靠实力攻取。灭义渠戎国对秦人实施统一大业意义重大,林剑鸣先生指出:“义渠戎的最后灭亡,对秦国后方和侧翼的进一步巩固是十分重要的。义渠乃游牧民族,在秦国的西方、北方甚至东方出没,在灭亡以前,使秦不得不抽调部分兵力去应付他们。置郡以后,秦国就可以集中兵力向东方进攻了。”
事实的确如此,秦人在攻灭义渠戎国之前,戎人势力长期牵制着秦人的发展,秦人虽然通过吸收兼并和打击驱逐等手段,最终完全控制了关陇区域的戎狄势力,但这并不代表秦人对戎狄势力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因为在河湟谷地及其以西地区仍然生活着众多的戎狄族群,那里才是戎狄势力的核心聚居区域所在。这些戎狄势力的存在不仅给秦人早期发展带来了诸多麻烦,甚至也阻碍了秦人进一步向西拓展疆域的步伐。秦人虽然建立了大秦帝国,但其西界始终未能跨越黄河,因而也未能踏入河西走廊半步,郡治在今甘肃临洮县的陇西郡也就成了秦人最西边的一个属郡。李水城先生指出:“随着周秦势力进抵陇西,逼近兰州,这股来势凶猛的强大的政治压力迫使洮河流域的辛店文化逐步退守。有迹象表明,自辛店文化中期(姬家川阶段)开始,其居民已开始向湟水流域的纵深地带迁徙,这一过程持续到张家嘴时期。唐汪类型的出现应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又一副产品。随着辛店文化的族群涌入卡约文化的势力范围,最终导致它融入当地土著的卡约文化,从此形成了以东部周秦文化为代表的华夏族群和与西部卡约文化为代表的羌戎部族对峙的局面。东周时期,原来被辛店文化所占据的洮河、大夏河流域甚至沦为考古学文化接触的一个边缘地带。”李水城先生以上对于辛店文化融入卡约文化的理论阐释见解独到,或许可以从考古学的角度,帮助我们理解秦、戎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势力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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