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水道变易的真相

对这桩地志学上的历史疑案，我们今天已能大致辨明。《禹贡》所言不错，班《志》也未误释，郦《注》更没有妄袭。问题的症结，确如几位清代学者所推测的，在于古今水道的不同。最早明确揭示答案的，是《华阳国志校注》的作者刘琳先生。在《汉中志》“汉有二源”那段文字内，他有一条长注：

……很多学者指出《禹贡》与《汉志》乃反应古河道，汉以后河道变迁，不能以今说古。按此说甚是。嶓冢山跨西县、氐道等县界，所出之水非一。西县在西，氐道在东，古人以发源于西县者为西汉水，而发源于氐道境之永宁河为漾水或东汉水。永宁河南流至今陕西略阳西北与西汉水合。此地盖曾属汉武都县，故《汉志》云漾水至武都为汉。此水今直南流入四川，而在古代，此水至阳平关附近曾东流入汉中。《地理知识》杂志一九七八年第七期载李健超《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阳安铁路》一文，谈到阳平关至汉江中源一带地形时说：“列车由阳平关（车站）出发，跨过嘉陵江后，沿着它的支流黑水河向东。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即可越过分水岭（按即陕西嶓冢山）到达汉江流域。……车过戴家坝，穿过一条近两千米的分水岭隧道，就到了汉江中源青泥沟。奇怪的是从戴家坝到青泥沟，不像一般河流的上源谷地那样的幽深，而是一条宽敞的谷道，宽谷中流水潺潺。就是在分水岭上也有合流堆积的卵石层。表明这里过去曾经发生过河流‘袭夺现象’。原来嘉陵江上源由北向南流到阳平关附近，不是继续南流入四川，而是东流入汉江的。如今铁路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一条被遗弃的河床。”此说可以解开千古之谜。盖在战国以前嘉陵江至阳平关附近东流入汉中，故《禹贡》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而至西汉，嘉陵江至此分为二水，一水东流入汉中，一水南流入四川，故《汉志》有东、西二汉之说。进而至东汉，嘉陵江不再东流入汉中，故三国人所著《水经》专以出于嶓冢者为西汉水。【8】

我在《早期秦史·都邑篇》中引用刘先生这段注文后，写过这样的话：“这段注文真是太重要了，把围绕嶓冢山、西汉水、漾水和嘉陵江千余年的聚讼纷纭，全部给予了澄清。明确了嘉陵江形成以前的陕、甘交界地区的水道关系，一切便都豁然贯通，西汉水为什么被直称为汉水，也便不再是疑问。”【9】注文所引李健超文章的昭示，无疑属地理学领域的重大发现；但将这一发现以古文献注释形式公之于史界，却要归功于刘琳先生。此举使我们对此疑案产生了“顿悟”，久积的疑霾一扫而光。须略加分辨的是，说西汉时嘉陵江“分为二水，一水流入汉中，一水南流入四川，”似仍囿于嘉陵江自古即有的思路，未全合《禹贡》、《汉志》本意。事实是，东汉以前，东、西汉水会合后，南流一段即在略阳西北地区与沔水通流，那就是汉水，是时不存在嘉陵江。班《志》所谓东、西汉水说的是汉水上游一东一西两大支流，汉水受阻至中断后，这两大支流合而南冲入川，才形成了嘉陵江，并非嘉陵江的一支中断了入汉的水道。《水经》虽只言嶓冢山所出为西汉水，但郦《注》却明确交代：西汉水与沔水通流，实即汉水。

刘琳先生的注文随后讲，晚至晋代“二汉水在阳平关附近有时还相通，故《水经注·江水》载庾仲雍说：‘汉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迳至关城（今阳平关）合西汉水。’古今河道的变迁与史籍的记载一一吻合，后人不明此理，徒致聚讼纷纷。”这表明刘先生也认识到，汉水的中断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过程，存在过时断时通的现象。这种认识同当年郑玄对潜水的记述有内在联系，印证了汉水古道变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庾仲雍言汉水南下至阳平关附近“合西汉水”，显示他把漾水也即氐道水（班《志》称东汉水）视为汉水上游主流，这和郦道元的主张相异。如前文所述，《水经注》是把西汉水视为汉水上游主流的。对于《汉中志》凭空冒出一座“漾山”，刘先生也不认同，说“漾山别无所见，疑是附会”。

由于充分认识到李健超、刘琳两位先生这一卓越发现的意义，我在一系列文章中都曾引述、阐发、张扬过。此项成就已融汇在我对早期秦史和汉渭文化圈的研究中，成为一些重要论点的地域性基石。我坚信，一项史证新知，只有在人文领域被适当运用，同学术探求凝结在一起，才能焕发其生命力。我之所以着意于此，除了研究课题本身的需要外，还蕴含着人生旅途中一个小小的情结。十几年前，有位朋友在谬赞我为嘉陵江“正本清源”后，又用调侃口吻说：“这是你研究嬴秦历史的副产品。”若认真追究，此语不确。我关注这个问题，远在涉猎秦史之前。1961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至礼县工作，天水至礼县公路的后半段，一直沿一条河流的北岸前行，同车人告知这河名西汉水。到岗位后翻查地图，知该水是嘉陵江的一条支流。当时就纳闷：此水与汉水毫无瓜葛，何以名西汉水？那时当然不可能也无条件考究此事，但西汉水名缘这颗种子，却已深埋在心中。上世纪90年代，因工作性质有变，我开始踏入秦史、秦文化领域，随着古地志阅读量的增大，西汉水名缘的种子迅速萌发，产生了获知答案的强烈愿望。然而，面对文献记载的纷乱和抵牾，我长时间苦思冥想而终未获解。直到读了刘琳先生的《华阳国志校注》，才豁然开朗，疑雾顿消。如同“阳平关”嘉名所喻示的那样，我的学思似乎一下子进入明亮的坦途。

所谓早期秦史，主要指原属海岱文化圈东夷集团的一支嬴姓部族，西迁后在陇右发展壮大的那段历史。其早期活动地域，就在西汉水中上游一带，其中心居邑名“西”（又称西垂或西犬丘），据古文献记载，就是《尚书·尧典》所言五帝后期部落联盟中央派往西方负责测日、祭日的和仲一族定居的“西”，也即秦汉时期陇西郡西县的县治所在。依《汉书·地理志》、《史记》三家注等史籍提供的线索，该邑地望主要就靠嶓冢山和西汉水来确定。所以，研究嬴秦历史，掌握其早期活动地域，寻找其第一个都邑，了解其为何选居此地，就离不开对嶓冢山方位及西汉水经域的考察。嶓冢山是不是一带山系？它同当今的什么山相对应？西汉水为何又被称为汉水？相关地名如汉阳、汉中和它有没有关系？西汉水流域有什么性质的考古发现？这些问题都应在探究之列。(www.xing528.com)

嬴秦在陇右一直和诸牧猎部族邻接并处，乃至交侵错居，既有友好交往，也有矛盾冲突。考察陇右诸戎的存在及其与嬴秦的关系，是研究早期秦史的一项重要内容。氐族是与羌族同源异流的一个有悠久历史的部族，自先秦至南北朝，一直活跃在西汉水流域。战国时期秦国在氐族集中区域设置氐道，其地望的确定，也离不开古地志对汉源问题的表述。嶓冢导漾，但漾水出氐道，又称氐道水。那么，嶓冢山是在西县呢还是在氐道？漾水和西汉水是不是一条水？如果不是，它和当今的什么水相对应？氐道和西县在位置上是什么关系？这都是必须回答的问题。

所谓汉渭文化圈，是我近些年新提出来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概括说指以陇山为依托，以今天水市为中心，汉、渭二水上游众多支流邻厕密布的那片地域。这里是仰韶文化母源之一的大地湾文化起源地和衍育区，也是大地湾文化之后兴盛起来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的密集区。这里还是被视为华夏始祖的伏羲、女娲，以及时处文明前夕、位居五帝之首的黄帝神话传说沛涌流布的地带。这里又正是嬴姓族体的早期活动区域，经过世代相继的开发经营，嬴秦在此域内奠定了崛起的基础。完全可以说，这个文化圈是华夏文明主要发源地之一。文化圈内先民的生存繁衍和社会发展，充分受益于汉、渭两大水系河谷川原所形成的生态网络。黄河、长江同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她们虽皆源于青海省南境的巴颜喀拉山谷麓，但成流后却一北一南分道扬镳，且有渐行渐远之势，只在甘肃省东部亲密拢近了一下。今天水市南境西秦岭，以齐寿山即古嶓冢山为主峰的一脉山系，造成了水域的分野：北流水汇入黄河主要支流之一的渭河；南流水汇入长江主要支流之一的嘉陵江。嘉陵江上游两条最大支流，即东面的永宁河和西面的西汉水，也就是本文反复论说的古汉水上流的二源：东、西二汉水，它们分别发源于齐寿山即古嶓冢山的东、西两麓。所以前文曾言，嶓冢山不仅是汉、渭二水的分水岭，也是古汉水东、西二源的分水岭。因此，在我对于汉渭文化圈的思考中，嶓冢山与古汉源同样是必设之鹄。

除了将有关古汉源的史疑新证纳入自己从事的研究课题之外，我还试图探索一下汉水中断、河道变易的时间和原因。依据郑玄、郦道元等人对汉中西部水聚成泽、伏流潜通状况的表述，可以推想，汉水受阻的时间不会晚于东汉后期，原因很可能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地震，引发了山体大滑坡，导致了河道的壅堵。东汉中期以后，地震多发。我曾对《后汉书》诸帝纪所载地震情况，作过粗略统计。和帝以前，很少发生地震；从和帝时起，我国进入地震多发期。特别是安帝、顺帝二世，几乎每年都发生多次乃至数十次地震。史载太史令张衡发明的候风地动仪，就“始作”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这绝非偶然，该仪是当时实际情况需要的产物。从安帝永初元年（107年）到顺帝汉安二年（143年），在不到40年的时间里，全国共发生大小地震535次。其中特别严重的几次，大都发生在西北地区。如顺帝永和三年的金城、陇西大地震，史言“二郡山岸崩，地陷”，朝廷曾派员到震区开展视察救济工作。汉安二年陇西、汉阳、武都以及河西诸郡，发生了180次地震，“山谷坼裂，坏败城寺，杀害民庶”，朝廷再次颁诏救济抚恤。如此频繁的强势地震，在多山地带造成崖崩坡滑，泥石流阻塞河道的情况，是常见现象。如遇附近另有山谷低地，则势必导致河流改道。【10】

泥石流壅阻河道，疏松处会有伏水潜流；且山坡滑动常有变化，水流时断时通也在情势之中。当时汉水上流水势颇盛，主河道受阻后只能四溢漫流，而新河道须经长时间的冲击涌泻方能形成，过程中低洼地区必然成片聚水，今礼县、西和南部及武都北部想必到处是湖泊，所谓“天池大泽”就是这样形成的。这种局面可能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后来南冲入川的嘉陵江完全定型，情况才渐改观，“天池大泽”也随之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