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秦文化研究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南北朝后的学界认识

当汉水受阻中断，嘉陵江完全形成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古籍记载同水系实况的严重背离，必然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人们试图对此作出解释。我国传统文化以经、史研究为主线，在这类疑难问题上，先儒总是围绕文献记载思考，罕有人去作实地考察，所以很难避免主观性。依那时的文化理念，《禹贡》作为经典不会出错，错便出在班《志》、郦《注》等书上，对它们的评议与非难也便丛出不穷。但对《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的定说，总要有所交代；最彻底的解决方式是在当时人们熟悉的汉水上游，找出一座嶓冢山和一条漾水来。中国的行政建置，向来是中央集权体制的产物，是依执政者的意图而变动的。北魏时期，为应合《禹贡》所言，在汉水上游的沔阳（今陕西勉县）析置嶓冢县，属梁州华阳郡。《魏书·地形志》载此：华阳郡所属三县中有嶓冢县，“有嶓冢山，汉水出焉”。此志奠定了后儒论说此疑案的正史记载依据，可视为汉源认知历程中文化分野的标志线。至隋代，又有了更完善的演变，《隋书·地理志》载汉川郡统县八，其中有“西县”：“旧曰嶓冢，大业初改焉。有关官，有定军山、百牢山、街亭山、嶓冢山。有汉水。”古文献均言嶓冢山在西县，所以北魏所设的嶓冢县便被改称作西县了。此县后来又经多次变易，至清代称宁羌（今宁强）。

隋唐时代对汉源的认知，可以杜佑的《通典》为代表，其突出特征是认定有两座嶓冢山，一在天水，一在汉中。《州郡四》“天水郡（治上邽）”下云：“……又有汉西城县，城一名始昌，在今县西南。嶓冢山，西汉水所出，今经嘉陵曰嘉陵江。”其“金牛县”下云：“汉葭萌县地，有嶓冢山，禹导漾水至此为汉水，亦曰沔水。颜师古云：汉上曰沔。”《州郡五》言古梁州时也说，“岷嶓既艺”的嶓冢山，在汉中郡金牛县。上邽的嶓冢山是嘉陵江之源，金牛的嶓冢山是汉水之源。这样，便既合乎水道实情，又印证了《禹贡》之说。《元和郡县图志》山南道兴元府下有文曰：“嶓冢山，县东二十八里，汉水所出。”山的具体点位已很明确。《新唐书·地理志》承接二书之说，既言天水郡上邽县境有嶓冢山，又言汉中郡有西县，谓山南道的“名山”中也有嶓冢山。

延至宋代，人们讲汉源，均已把目光聚集在汉中西部，而不再关注陇右之嶓冢山了。如郑樵，已对隋唐定说深信不疑，其《通志·地理略》云：“汉水名虽多而实为一水，说者纷然。其源出兴元府西县嶓冢山，为漾水，东流为沔水，故地曰沔阳，又东至南郑为汉水。有褒水从武功来入焉。南郑，兴元治；兴元，故汉中郡也。”他据《开元十道图》介绍唐时的陇右道，名山列秦岭、陇坻、西倾、朱圄、积石、合黎、崆峒、三危、鸟鼠同穴，而不见嶓冢，大川列洮水、弱水、羌水而不见漾水和西汉水。因为是时西县、嶓冢、漾水的配套体系，已在汉中西部完全奠定；陇右的相关山、水、地名已被排斥在视野之外了。

经学和考据学空前兴盛的清代，自不会忽略汉源这一重大疑案，认真进行探讨、论述的学者甚多。主流看法沿袭了唐宋时代已形成的定说，但不同的声音也一直存在，且出现过不少辨误纠偏、弥合古说与今说差距的睿见。有人已意识到古今水道有变，不能以今水非古说。肯定唐宋定说而批评班《志》、郦《注》等古著的学者，可以胡渭和顾祖禹为代表。

胡渭在其《禹贡锥指》的序文中，即已旗帜鲜明地指出：“氐道之漾水，非嶓冢之所导；西县之嶓冢，非漾水之所出。”认为南北朝以前诸说都是“沿袭旧闻不可尽信者也”。他在列述了不同时代嶓冢山所在地名多有变化之后，批评《汉志》：“地名六变而山则一，要在今宁羌州北与沔县交界处也。至若嶓冢在汉中而班固谓在陇西之西县……此又谬误之大者。”在梁州“嶓冢既艺”条下，胡氏释嶓冢山，举《魏书·地形志》和《括地志》，而不提《汉书·地理志》、《华阳国志》和《水经注》，认为潜水即西汉水，为嘉陵江之源，与汉水无涉。在雍州“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条下，胡氏以大量篇幅论述西汉水从来没有沔、漾之名，沔、漾俱为东汉水，而氐道同武都脉络不通，“武都受漾水为不可据”，谓桑钦徙氐道漾水为西汉水之源，“由是愈纷杂”，而“郦道元委曲迁就，通之以潜伏之流证之以难騐之论，更觉龃龉。”他主张“尽废诸说而一之以经文”，肯定了《通典》所言上邽嶓冢山所出西汉水为嘉陵江，而汉中金牛县嶓冢山所出为《禹贡》导漾东流为汉的漾水。他否定常璩的汉水东西二源说，强调嶓冢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汉中金牛说：“知嶓冢有二，则东西二汉源流各自了然。漾之与沔，本为一流，与陇西之嶓冢无交涉。常氏之误，可不辨而明矣。”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存在东、西两条汉水，而非汉水有东西二源。

胡渭乃史地学名家，其《禹贡锥指》不乏精当之论，序言中且云：“地志水经之后，郡县废置不常，或名同而实异，或始合而终离，若不一一证明，将有日读其书而东西南北茫然莫辨，不知今在何处，亦有身履其地目睹其形而不知即古之某郡某县某山某水者。”这堪称睿见卓识。遗憾的是，在汉水古源问题上，胡氏却未达自倡的境界，而囿于《通典》之成说，不能深察郑玄、郦道元潜流说之缘由，进而悉悟西汉水原本之流向，竟把常璩之功判为过。奇怪的是，胡渭既然认真考察过嶓冢山的来历，而且甚明“郡县能乱其疆域，山川亦能变其疆域”的道理，何以无视文献中比汉中嶓冢出现早千余年的陇右嶓冢，却坚定认为汉中的嶓冢是真正的嶓冢？此误令人百思莫解。但应当指出，胡氏力辨西汉水并非漾水，值得肯定。自古至今混此二水为一水者，不乏其人，尤其在《水经注》“漾水”目下详述西汉水之后。前几年新版的《甘肃省地图集》，把向来标名西和河（古建安水）的那条西汉水支流，无缘无故地改标为漾水，就是上述现象的反映。

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是比《禹贡锥指》影响更大的著作。在该书《凡例》中，和胡渭一样，顾氏也表达过被誉为不刊之论的精辟见解：“水道既变，小而城郭关津，大而古今形势，皆为一易矣。余尝谓：天至动，而言天者不可不守其常；地至静，而言地者不可不通其变。”然而心识至而实践难，顾氏对古汉源的认知，也和胡渭一样，终未能贯彻其“通其变”的宗旨，仍难脱基于后世地貌而成说的桎梏。在陕西“嶓冢”条下，他说：“嶓冢山在汉中府宁羌州东北四十里，《禹贡》嶓冢导漾是也。《山海经》以为鲋嵎山。《水经注》沔水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中，狼谷即嶓冢之异名矣。薛氏曰：陇东之山皆嶓冢也。《唐六典》山南道名山曰嶓冢。”文下有小字注文：“又秦州西南七十里有嶓冢山，则西汉水所出。”显然，顾氏不怎么在意此案的古说，而轻率地认从后世既成状态，认定《禹贡》导漾的嶓冢山在宁羌，乃至毫无根据地把《水经注》所言沮县的东狼谷，说成是嶓冢山的“异名”。在嶓冢山问题上，顾氏言辞犹豫含混，似乎心中无底。他此处引用薛氏“陇东之山皆嶓冢”之说，在《川渎四》再述嶓冢山时，他更直接表述此说，以作“狼谷亦嶓冢支裔”的依据。其实，此说正反映了魏晋以后人们认识上的混乱。汉中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嶓冢山，为应合《禹贡》硬要找一座出来，最初必然表现为论者各有所指、异见并出的局面。说陇东之山皆嶓冢，本即虚诞悬河之见，顾氏却信从之。他忘了，事实上宁羌并不在陇东。(www.xing528.com)

在“汉水”条下，顾氏明确地说“汉水有二”，一条是出自汉中宁羌嶓冢山而东流，也即《禹贡》导漾为汉的汉水；一条是出自“秦州西南九十里嶓冢山”，为嘉陵江上游的西汉水。把西汉水说成与汉水并列的另一条汉水，是顾氏的创见。此说既可以彰显东、西二汉水名称的对应（因为东汉水即漾水被视为汉水上游正流），又可以解释《水经注》何以直称西汉水为汉水。但此说的要害是彻底切断了西汉水曾经与汉水通流的史影线索。在“《禹贡》山川”条下，顾氏把自己的意见讲得最充分：“嶓冢山在陕西汉中府宁羌州东北三十里，汉水出焉，亦曰漾。一名沮水，以其初出沮洳然也。一名沔水。孔安国曰：泉始出为漾，东南流为沔，至汉中东行为汉。如淳曰：北人谓汉为沔，汉沔通称也。”顾氏引孔国安之说，却没有意识到孔说实际上否定了他前面的叙述。正因为漾水出自北方的陇右嶓冢山，所以说它“始出”，须“东南流”，“至汉中”，才“东行为汉”。依顾氏所述，汉、漾、沮、沔，一股脑全出自汉中宁羌，这哪里是孔安国的意见！

顾祖禹在其书《川渎四》部分，批评《水经》只言沔水出沮县东狼谷，“而不详汉所自出，舛矣！”这是在睁眼说瞎话。《水经》“漾水”下明言“漾水出陇西氐道县嶓冢山，东至武都沮县为汉水”，这不就是“汉所自出”吗？白纸黑字，何“舛”之有？症结在于顾氏专注于沔，认定沔为汉源，已把氐道嶓冢出漾水的话题抛在脑后，《水经》言沔而不及汉源，他表示很不理解，故谓之“舛”，意谓《水经》也把东狼谷说成嶓冢山才合适。这种荒唐，顾氏难以自察。张之洞在《书目问答》中评论《读史方舆纪要》乃“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言不为过。

清儒中对此疑案持客观慎重态度，尊重古地志记载而不为成说所惑的学者，也大有人在。如金榜，其《礼笺》【5】“汉水所出”条下即提出，《汉志》所言乃“《禹贡》汉水故道”，“盖瀁水辍流，不与汉相属，由来久矣”。批评“后儒考《汉志》，不详于汉源，求嶓冢不得，因旁汉水之山强名之为嶓冢，亦近诬矣。”此确为击中要害之论。金氏为《汉志》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剖辨，指出《汉志》分述西汉水出嶓冢而漾水出氐道，都是在解释《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一语。既知漾出嶓冢，则氐道必有嶓冢，“是山峰岫延长，西、氐道皆其盘迴之地。准之地望，氐道当在西县东。《志》已于西县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金榜的判断十分准确。我们前文已做交代，氐道方位今已辨明；西县域含今礼县东部、西和县北部及天水市南部偏西地区；嶓冢山即今齐寿山，位处西县与氐道的交接地带。齐寿山并非一座孤峰，它是秦岭西展的一脉山系，正如金氏所言，“峰岫延长”，势接二县。从自然地理角度说，这带山陵不仅是东西汉水的分水岭，也是汉水、渭水即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分水岭。【6】嶓冢山在先秦有那么高的名望，这是原因之一。

金榜对班《志》的辨正，尤其是对嶓冢山位置的判定，在学界颇有影响，许多学者受他的启发，开阔了此案所涉地域的视野。如成蓉镜的《禹贡班义述》【7】，观点就和金榜相当一致。在“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句下，成氏简述自宋至清初有关嶓冢山的种种记述，指出汉中宁羌之嶓冢山，始于《魏书·地形志》，这以前，只存在秦州之嶓冢。他认为班《志》所言西汉水所出的嶓冢山，也就是《禹贡》“导漾”的嶓冢山。在引述漾水出氐道的诸条文字之后，成氏说：“盖《禹贡》嶓冢有东西二水分流，其西流者即《汉志》西县之西汉水；其东流者即《汉志》氐道之养水。故《华阳国志》云汉水有二源……《汉中记》云嶓冢以东，水皆东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为分水岭。”这种认识，清晰切实，毫无含混之处。和金榜一样，成氏不仅主张《禹贡》时代水系不同于后世，而班《志》是针对《禹贡》而立说的；也承认汉水上流有过原通后阻的“寝绝”现象，氐道水不与汉水通流之后，出东狼谷的沮水便被视为汉水上流了。在嶓冢山“盘迴”西县、氐道两县之地的问题上，成氏也完全认同金榜的判识。

王鸣盛亦应属不轻从成说的学者之列。在其名著《蛾术编·说地》中，有相当篇幅论说此案。他阐释《禹贡》“嶓冢导漾，东流为汉”时，综合诸说，认为“漾、汉、沔、沮，四名同实，东狼谷虽别源，实一水也”。他信从郑玄的注文，说郑玄意在“欲见此水随地异名，以证始为漾，东为汉也”。王氏摒拒《通典》之说，乃至直斥胡渭等人两座嶓冢、两条水流，一为汉源一为嘉陵的观点曰：“此等野文，何堪阑入经义！”语气虽近轻狂，但从严守《禹贡》本义的角度说，他是对的，因为两座嶓冢这一前提本来就荒诞。

王鸣盛对郑注“潜”义的阐发，最值得称道。在《说地九》“荆州沱潜”条下，有段专言潜水的文字：“潜水性与泲同，伏流涌出，隐显不常。北水善决者河，南水善决者汉。自襄阳以下，沔阳以上，上去发源处既远，下去入江处亦遥，众流委输，泛滥常有，潜水或为所夺，在汉世不著，至三国及唐、宋始显。此亦足备一解。”王氏此论抓住了郑注的要义，增强了郑说的影响力，而且强调了水系变迁的时代性和地域性，所言非常切合汉水源流的实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