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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洼文化符号深度解读

时间:2023-08-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在《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报告中,仅对刻划符号的出土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未对21例刻划符号进行分析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秦文化博物馆的30例寺洼文化符号没有一例来源于寺洼山类型和九站类型。在《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一书中,将符号“”推测为个字;将

寺洼文化符号深度解读

1.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刻划符号与文字

1980年5月至7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甘肃庄浪县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的发掘中共整理出81例刻划文字和符号(多数是重复的,不重复的约有33例),其中有12例是红彩文字【27】,其他69例是阴文。69例阴文中4例刻划在陶纺轮的壁面或底部,其他均刻在陶簋、单大耳陶罐、双马鞍形口陶罐和陶豆等多种陶器的底部或器【28】

图三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出土的符号与文字

皿的内、外壁上【29】。此次发现的所有文字和符号都是在陶坯晾干之后,尚未入窑之前刻划于器物之上的,多数见于陶器耳部外壁的上方或下方,少数见于肩、腹交接的壁面上,个别见于腹壁上或者口沿的内壁上。绝大多数的字体笔画纤细且刻笔很浅;但少数刻在纺轮和单大耳陶罐的底部以及豆座的内壁上的文字笔画较粗大且刻笔较深。

2.栏桥墓地寺洼文化刻划符号

图四 栏桥墓地陶器上的刻划符号【30】

1982年10月至11月,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西和县文化馆对甘肃西和县西汉水中游的红旗乡(现蒿林乡)栏桥村寺洼文化墓葬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共计发现刻划符号21例,分别刻划于42件器物之上,绝大部分为细线阴刻,个别为粗线阴刻。刻划器物以豆、双马鞍形口罐为主,少数符号刻划于其它罐类之上。刻划于豆上的符号多见于底座内、外壁,也有刻划于豆盘内、外或口沿上的。双马鞍形口罐主要刻在器物腹部及耳部。21例符号中以“”、“”多见,共见于13件器物之上【31】。在《甘肃西和栏桥寺洼文化墓葬》考古报告中,仅对刻划符号的出土情况做了详细的说明,未对21例刻划符号进行分析研究。

3.甘肃秦文化博物馆的寺洼文化刻划符号

图五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寺洼文化刻划符号

位于礼县的甘肃秦文化博物馆寺洼文化展区,展示有寺洼文化刻划符号30例(图五)。这些符号中有3例在徐家碾墓地和栏桥墓地都有出现,分别是:;有17例出现在栏桥墓地,分别是:;6例出现在徐家碾墓地,分别是:;余4例为秦文化博物馆采集,分别是:,具体发现地点不详。另外笔者也采集到两例尚未见诸资料的符号(图六、图七)。图六中的符号与栏桥墓地的符号相似,可以归为同一个符号的变形。图七中的符号在考古资料中尚未发现有相似或相同的,可列为新符号。这两例符号均采集于礼县境内,器物的具体出土地点不详,但从器型特征分析,属于徐家碾—栏桥类型。

图六 笔者采集的带有刻划符号的双马鞍罐1

图七 笔者采集的带有刻划符号的双马鞍罐2

甘肃秦文化博物馆的30例符号中少数符号与甲骨文构型相同或相似,如与甲骨文羌字字形相似【32】与甲骨文五字字形相同【33】与甲骨文七字和甲字字形相同【34】。但这些符号是否为文字,有待进一步考证。值得注意的是,秦文化博物馆的30例寺洼文化符号没有一例来源于寺洼山类型和九站类型。在目前考古报告中也未发现寺洼山类型和九站类型有刻划符号的记载。寺洼山类型和九站类型时期的寺洼先民是否已经开始使用刻划符号,有待考古资料进一步充实。

4.寺洼文化刻划符号分析(www.xing528.com)

《徐家碾寺洼墓地》发现的81例文字和符号往往只是单个存在的,2个字或3个字连书的现象罕见,并只限于数目字。《徐家碾寺洼墓地》考古报告中将不重复的33例刻划符号和文字分为三类:数字、干支和其他。计发现5个数目字、2个干支文字(丁和癸)、其他类型名词和动词等4个(父、个、虫、在,这四个符号仅是推测性分析)。报告经过考证认为,发现的33例刻划符号和文字绝大多数是商周文化常见的字,证明徐家碾寺洼文化先民与商人和周人是同文的,早在3000多年前,寺洼文化先民与商人和周人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以及在文化上产生交流和融合现象。【35】

谢端琚先生在其著作《甘青地区史前考古》一书中引用唐兰先生分析甲骨金文的方法对栏桥和徐家碾寺洼文化中出现的刻划符号做过简要分析。谢端琚先生认为栏桥和徐家碾的寺洼文化符号都是文字,而且是具有特殊形式的字。“在栏桥和徐家碾墓地都发现有部分陶器阴刻各种不同形式的符号。以栏桥发现较多,共有40多件器物刻有20余种符号。这些符号多见于豆、双马鞍口双耳罐和其他罐类上。比较常见的刻划符号有:等。在商代的兽骨上经常能见到。唐兰先生认为:‘五字写作‘’,是原始‘’形式,在小屯的兽骨上有时刻一个‘’的符号,但在卜辞里多用‘’字。……这都是文字,而且是有特殊形式的字。【36】’寺洼文化的刻划符号应是我国的原始文字,并且说明寺洼文化与殷周文化存在着一定的关系。”【37】

张朋川先生认为“自商周至西汉初期,先后出现在甘肃中南部、青海东北部和四川北部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古羌族石棺葬文化,主要在双耳大罐上留有符号,笔划也很简单,一部分符号与马厂类型的符号相同,但出现了可能是标志羌族的族徽,如寺洼文化陶器上的‘’和甲骨文的‘羌’的字形相似(图八)。但是这一区系古文化陶器上的符号,始终为独体符号,没有发展成文字,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38】

图八 甘肃西和出土的寺洼文化陶罐耳部的契刻符号【39】

由于分析方法的不同,对寺洼文化符号的解析是比较混乱的。我们可以参考严文明先生对仰韶刻划符号的分析思路,不失为可取的方法。文字的产生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不同地区的符号不一定属于同一体系;不同文化背景下相同构型的符号也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含义。在对符号本身的演变、结构和意义还不完全清楚的情况下,简单的用甲骨文或商周金文的文字构形或现代汉语文字的构型与寺洼文化符号类比的方法诠释其含义是不可能得到正确答案的。我们应当从符号的源流出发,对体系内的所有符号加以排比分析,从符号本身的结构和相互联系入手,再结合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和文化特点、以及考古学的支撑,对符号本身的含义做逻辑性推测,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但是我们需要明确一点,在符号本身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就贸然对符号解释,并且追求确实的含义有可能离符号本来的正确含义越来越远。【40】

《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对发现的81例符号做了分析统计,划分为数字、干支和其他三大类。虽然对部分符号的分析是存疑性的推测,但其分析方法是不可取的。在《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一书中,将符号“”推测为个字;将符号“”推测为父字。这种将古文化符号直接与现代汉语文字进行字形类比从而得出结论的方法是错误的。从对寺洼文化同时期的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一点。

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父字分别有以下几种写法:

甲骨文父字象手持石斧操作之形,因操斧者为男性,故引申为父母之父。是父辈的通称。《说文》“父,矩也,家长率教者,从又举杖。”卜辞亦作父辈之通称。【41】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甲骨文和金文中父字的字形与现代汉语父字的字形相差很大。《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考古报告直接将符号“”与现代汉语的父字进行字形类比,显然是错误的。

还有符号“”推测为个字也是错误的。《集韵》释箇“亦做个、介,俗作個。”甲骨文介字亦为个、個、箇。其字形为:

介象一人浑身披甲,会英雄介士意。“”本动物之鳞甲,即保护层,此指人之衣甲。卜辞中“多介”为颂称,意为立下汗马功劳之诸位英雄;“多介兄”即诸位兄弟辈英雄。对诸祖、诸父、诸子统称“多介”。《说文》“介,画也,从八,从人,人各有介。”不和初文。【42】虽然用甲骨文和商周金文对寺洼文化的符号“”、“”是否为父和个进行字形上的否定性考证略显不妥,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对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父字和个字的分析对寺洼文化符号“”、“”是否为现代汉语里的父字和个字作出推断。寺洼文化符号“”、“”虽然与现代汉语父字和个字字形相同,但是这两个符号不是父字和个字。其含义需要我们全面考证之后再作分析。

谢端琚先生用唐兰先生分析甲骨文的方法将寺洼文化刻划符号归为原始文字也是有待商榷的。直接用唐兰先生分析甲骨文的方法分析寺洼文化符号很容易把它们理解为同一种文化体系下的文字系统。虽然商周中原文化与寺洼文化有交融,但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在符号形成的历史进程中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流程和意义。甲骨文和寺洼文化符号分属两个不同的民族,其文化背景和符号意义是不同的。例如:甲骨文“”、“”为五字,“”为羌字,如果将寺洼文化的“”、“”诠释为五字,“”诠释为羌字,是不严谨的。再如,在徐家碾墓地发现的81例符号中,“”、“”、“”出现的比例高于其它符号,如果按照甲骨文“”、“”代表数字五;“”代表数字七,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徐家碾寺洼文化墓地里五或七那么多,而其它数字少,无法解释为什么数字连书的现象极少。因为数字是必须配套的,不可能只有五和七两个数。由此,用甲骨文与寺洼文化符号直接进行类比的方法是不妥当的。寺洼文化刻划符号到底是不是原始文字,需要我们积累更多符号信息之后再做细致考证。

张朋川先生认为寺洼文化符号并未发展成文字,而是代表族徽的独体符号,这种观点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在栏桥墓地发现的21例符号中,以“”、“”居多,如果“”、“”为数目字,假设代表不同的两个数字,为何这两个数字出现的比例要高于其它数字;如果是某种原始文字,为何在栏桥墓地没有发现一例符号连书的现象。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符号是数目字和文字的可能性,那么这些符号是部落族徽的可能性就很大,每个刻划符号代表不同的部族,每个部族用相应的刻划符号代表。例如,笔者在礼县龙林乡张堡村发现的10件遗存,有6件遗存的器物底部刻划“”符号,并未发现其它符号。如果将寺洼文化符号归为数字或文字的话,显然不合理。可以推断礼县龙林乡张堡村发现的10件寺洼文化陶器是代号为“”的羌戎族某一分支部落的遗存,可以想象在约3000年前的张堡村以“”为代表的寺洼先民生产生活的场景。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留意,在徐家碾和栏桥墓地都有同一墓葬出现两种以上符号的现象,同一墓葬中并不是所有符号都是相同的,多种符号的出现很可能是其他部族赠予墓主人的随葬品。

综合来看,西和栏桥墓地、庄浪徐家碾墓地、秦文化博物馆,以及笔者的采集共发现86例符号,除去重复的,寺洼文化约有60例独体刻画符号。这些符号大多发现于徐家碾墓地和栏桥墓地,4例来自秦文化博物馆的采集,2例来自笔者的采集。60例符号中虽然有少量符号的构型与甲骨文和商周金文或现代汉语文字相同或相似,但是寺洼文化符号尚未演变为文字,仅是代表族徽的独体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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