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不其簋器身为何流入东方？

下面便讨论这个问题。

“不其簋”为西周西方秦庄公所作，已成史学界共识；“不其簋”器身最终流落到东方，已为山东滕州西周古墓出土文物所证实。但它为何和如何来到东方，却没有只言片语的文献记载；出土的后配簋盖铭文也未透露半点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与生俱来的好奇心便催促人们不懈地追寻答案，作出各种各样的猜测。这是每个人都该享有并应受到尊重的权力。当然，对各种猜测进行臧否评说的权力也要受到保护。

我在《从“不其簋”看秦出东方》中，先后排除了之前学者们公开或私下论及的几种说法，今天仍坚持原来的观点不变。

我之所以不同意“一器两持说”和“家宝流散说”，是因为它们只是描述客观事实，而未触及“不其簋”器身为何来到东方的真正原因，等于说而未说。

我之所以不赞成“战争掠夺说”，是因为西周时秦国较强，滥国弱小，且相距遥远，滥国根本没有实力与秦国交手，更遑论掠夺人家国之重器了。

我之所以不接受“西去盗宝说”，是因为西周时尚未出现礼崩乐坏的局面，社会风气尚好，小小滥国不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派人远去秦国入室或掘墓盗宝。对国之重器，秦人一向严加看护，不会给歹人以可乘之机。上世纪90年代初，在人们对地下文物毫无保护意识、领导机关和执法部门毫不作为甚至染手其间的情况下，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遭到一场空前浩劫：国内外文物大盗相互勾结，操纵盗墓贼们明目张胆雇用当地百姓，不惜动用现代机械，大张旗鼓地进行盗挖，时间长达数月，才将大批珍贵文物弄到手。遥想在生产力水平极度落后的西周时期，小小滥国即使密派一支人马潜入陇右盗墓，恐怕也绝难得手。

我之所以不认同“高价购宝说”，是因为这种说法仍然没有回答西宝为何与如何成为东宝的问题。

比上述五说有所进步的是“秦倪通婚说”，意思是秦国嫁女作为陪嫁礼品将“不其簋”器身带到了东方。其主要依据是，东江村小邾倪国墓葬区2号墓、3号墓出土文物中数次出现“秦妊”铭文。妊，这里指任姓女子。古姓多从女，遗有母系氏族社会痕迹。铭文说明，秦有任姓女子确实嫁给过小邾国贵族。若有人据此说，倪、滥本为一家，既然秦、倪能通婚，那么秦、滥通婚又有何不可呢？可以这样推论。关键是对“秦妊”之“秦”的理解存在严重分歧。一种观点认为，此“秦”即西方之秦；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秦”实指东方之秦。李学勤先生持后一种观点【6】。我表示赞同，并补充理由如下：

历史上有“三秦不同姓”之说。宋代大史学家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指出：“言秦者又有三：秦国之后，以国为氏。其有出于鲁者，以邑为氏，盖鲁有秦邑故也。出于楚者，未知以邑、以字与？然此三秦者，所出既殊，皆非同姓……此三秦者虽同秦而不同嬴，是不为同姓。”“秦妊”之“秦”，不是西方之秦。因为，若是两国通婚，必须门当户对，州懿大小是个国君，秦国嫁出的一定是嬴姓秦国君主女子或近亲女子。按礼制，女子称姓，冠以国名，应称为“秦嬴”，如同齐桓公之女、晋文公夫人称“齐姜”，是一个道理。显而易见，“秦妊”不是嬴姓秦人之女，而是对秦邑任姓女子的称呼。这也符合当时贵族女子在姓前冠以地名的礼俗。

鲁国有秦邑。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十七真》：“秦氏，出自姬姓。周文王世子伯禽父，受封为鲁侯，裔孙以公族为鲁大夫者食于秦，以邑为氏。”这就是说，早在西周时期，鲁国便有姬姓秦氏生活在秦邑。《春秋·庄公三十一年》记载，鲁“筑台于秦”，即此，地在今河南范县西北。

任姓，太昊伏羲氏后裔，“实司太昊与有济之祀”【7】的四姓（任、宿、须句、颛臾）之一，源自于任地，即今山东济宁任城一带，后逐步向外播流，到达不远的秦邑并不困难，而尚无证据证明，西周时期任姓人已远徙秦人生活的陇右地区。东江村墓葬区出土青铜器铭文表明，与小邾国君通婚的滕（今滕州西南14里故滕城）、铸（今宁阳、肥城接壤处）、杞（今新泰境内）等，全为近邻小国，更小的滥国更当如此。

还需特别指出的是，倪国出土夫人陪葬青铜铭器均为倪君自作，而非来自其母国娘家。这进一步排除了“不其簋”器身为西秦嬴女嫁奁的可能性。

这里，顺便论及另一个问题，在东江出土的倪庆所作的铭器中，几与“秦妊”并列的还有“华妊”和“奏妊”，她们并不是来自“华”与“奏”的地方，而是来自同一个秦邑任姓家族。按古制，她们是第二代倪君庆的庶妃，亦即随秦妊陪嫁过来的任姓女子，称为“媵”，是秦妊的妹妹或侄女。她们之所以不再称为“秦妊”，是因为身份较低，于是另冠他字，以示区别。

以上六种说法是迄今人们所想象到的最全的可能方式，似乎均缺乏应有的论据支撐，那还有没有其他途径让“不其簋”从西方来到东方而又有较强的说服力呢？有！这就是由我率先提出来的“秦人东方祭祖说”。

对“秦人东方祭祖说”，我在《从“不其簋”看秦出东方》中已作过较为详细的论证，这里无需过多重述，仅提示一下要点。

山东嬴水之滨，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莱芜城子县村“嬴城遗址”，出土有自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直至秦汉的文物，与嬴姓远祖少昊、嬴秦始祖伯益生活的时代相吻合。而且，先秦时代，唯一以“嬴”命名的地方就是这里。“以地命氏”，“居于嬴滨者赐以嬴”（8），嬴姓由此而生，无人能够否定之。《史记·秦本纪》所列嬴姓十四国、十四氏，基本分布在距嬴姓祖源地不远的东方。只有两国、两氏有点例外。其中，嬴姓一支因有功于周王室被封于今山西赵城，而为赵国、赵氏，史有明载。嬴姓另一支“商奄之民”则因周初反叛失败被从鲁中流放于今甘肃朱圉山地区，成为秦之先人。这已为出土战国竹简《清华简·.系年》所证实。当代史学界已达成共识：嬴秦源自东方，莱芜为“秦之先土”（孟世凯）、“嬴秦始源”（宋镇豪）。

追根溯源，祖先崇拜，祭祀先人，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文化。嬴秦人也不例外。“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9】白帝即少昊，为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方嬴姓始祖。随着嬴秦人迁徙，白帝信仰被带往西方。襄公“始国”，即建祠设祀，意在彰显其不忘本，不忘东方祖先。以后各代，地虽有变，但都建畤，“祀如其故”。秦人尚黑，秦始皇嬴政承袭祖先传统，在祭祀白帝时特着白装，以示虔诚。秦始皇初并天下，便“追诵本始”【10】，五次出巡，三次入山东，登封泰山所用礼仪完全照搬在雍城祭祀白帝的那一套，表明在他的内心世界存有尊先敬祖情结。

从周初“商奄之民”西迁，到秦庄公伐戎受赏，中经200年左右，素有祭祖传統的嬴秦人大概不会忘记商奄故地，不会忘记东方祖先。正是这种传统使白帝信仰、祖先崇拜得以代代相传，延绵不绝。或许正是因为这种传统和欲望，促成嬴秦人策划并实施了到东方寻根祭祖的行动，时在秦庄公作“不其簋”之后。

寻根祭祖得有设祭坛、摆祭品的地方。秦人在东方有没有呢？史乘无载。不过，我们可以借助其他史料，作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当然，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泰山，又称岱宗，在古人心目中它像位于东方的祖宗神庙一样神圣。周初，成王第一个登封泰山。周室封泰山，大诸侯们需随行助封。周室在泰山周边地区给各国划出一块汤沐之邑，以便他们提前进入，做好相关准备。直到春秋鲁隐公八年（前715），郑国在鲁国境内拥有的枋邑，又作邴邑（在今费县境内），依然存在，《春秋》及其三《传》、《史记·鲁周公世家》均有载。秦襄公“始国”之后理所当然会得到这样一块汤沐之邑。“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块地可能就在古滥国境内。秦国在东方拥有这样一块“自留地”，便有了到东方祭祖的立足之地。

秦君派出奉祀官到东方祭祖时，必令携带高等级成套礼器，“不其簋”乃其中重器。因为该簋有庄公纪功铭文，可以借助它向被杀的飞廉等先祖回报：你们的后代子孙经过浴血奋战，已经在西垂站稳脚跟，并跻身于诸侯之列。乞求你们护佑，今后我们还会有更大的作为！

祭祀完毕，奉祀官将“不其簋”盖带回（以后不幸流失，最终入藏国博），而将器身秘密埋入地下，像后来秦始皇封泰山那样，“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11】

正如俗语所言：“久了没有不透风的墙。”“不其簋”器身被人挖出，最终落入滥国国君倪州懿手中，他生前加配带銘簋盖，死后葬入墓中。一晃两千八百年过去，直到1980年，混搭“不其邾君簋”才重见天日。

或许有人会说，你的这种推论完全建立在一个又一个假设之上，没有扎实的史学依据，所以不足凭信。(www.xing528.com)

愚认为，假如有充分的史学依据，答案显而易见，也就无需我来作这番推论。正因为没有现成的史学依据，未解之谜困惑着人们，所以才有探求一番的价值。这种探求可能在短期内或者永远无法获得实证，但却无法阻挡人们希望找到答案而不懈追问的脚步。

浪漫主义诗人屈原伟大诗篇《天问》，只提出涉及自然、人世的一系列问题，并未给出答案，却有它独特的哲学认识价值和文艺美学价值。

科学界的一些猜想在提出之初往往被讥为无稽之谈，但也会引起严肃科学家的认真求证，结果得以验证，证明猜想是正确的。每一个猜想的破解都会改变人们的固有认识，乃至开辟人类认识世界、认识宇宙的新纪元。

在史学领域也不乏想象推论的现象。就以《史记》开篇之作《五帝本纪》为例，黄帝时代，中国尚处在神话传说阶段，没有成熟文字可以记载世代传承、历史沿革，只能靠口口相传，出现漏代现象在所难免，我们无权苛求古人。司马迁所写的颛顼、帝喾、尧、舜、禹（夏）、商、周，同出黄帝一系，“皆同姓而异其国号”，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对此，拙著《嬴姓溯源》【12】有过详细辨析，兹不赘述。这里，我们也不会苛求太史公。在《五帝本纪》结尾处，他追述自己四方访察，发现所传有别；查阅古籍，发现记载各异。在写作成文时，他只得“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缺环处他当少不了合理想象和逻辑推理。

写作历史的人如此，研究历史的人又何尝不是呢？例如，史学家王蘧常先生在《秦史》【13】中，曾提及晋幽公之夫人秦嬴，“不知（秦）何公之女。”注曰：“晋幽公当（秦）躁公时，或躁公女也。”这个“或”字就明显表明是一种推断。推断的依据是晋文公与秦躁公在位时间相合。但我们也有可能推断为秦躁公的妹妹、秦厉共公之女。因为“幽公即位在秦躁公六年”【14】，秦躁公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女儿。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15】，在论及“我国古代传说中的氏族和部落”时，所用“据说”、“相传”、“或者”、“可能”、“当是”、“推测”、“推定”等等这种猜测未定之词，比比皆是。因为古史这方面的资料极其有限，又不能不作出一定的史学判断，就只能用这种模糊表述。实际上，这种表述最为客观。事实证明，在没有确切文献结论，又能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作出自己认为合理的推断，并不妨碍历史研究的严肃性与科学性。而且这种猜想或推断可以打开人们的思路，朝着这个方向去继续求索，或许会获得更大的成果和喜悦。

这就是我为什么坚持“秦人东方祭祖说”的理由所在。

参考文献：

【1】出土甲骨文后下四、一一有“兒伯”，即“倪伯”，可证为殷商方国。见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三次印刷本975页。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云：“今卜辞已有兒伯，可知倪之为国，不始于周……用知倪国为殷所旧有，入周后为邾所灭，以封其子孙。”

【2】《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3】《左传·成公十三年》。

【4】《中国文物鉴赏辞典》，1991年漓江出版社出版。

【5】《山东文物精萃》，1996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

【6】李学勤：《小邾国墓及其青铜器研究》，载2007年《东岳论丛》第2期。

【7】《左传·昭公二十一年》。

【8】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

【9】《史记·封禅书》。

【10】《史记·秦始皇本纪》。

【11】《史记·秦始皇本纪》。

【12】《嬴秦溯源》，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07年再版。

【13】《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4】王蘧常：《秦史·秦与战国诸侯年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15】《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作者简介】柳明瑞，山东广播电视台高级记者，中国先秦史学会会员，莱芜嬴秦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