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懿的混搭组合及原因简析

簋，古代盛食物的器皿，也是礼器，特别是器盖、器身均铸有长篇铭文的青铜簋，更是一种与鼎、尊、豆等相组合的重要礼器。按照常規，青铜簋盖、器身应一次铸成，若有铭文也是同时铸上，或铸成器物后随即镌刻上去。当然，如秦景公所作“秦公簋”于秦汉间曾作为实用器在盖上被加刻铭文16字，那属于一个例外。

州懿所采取的在“不其簋”器身上后配置盖和铭，却完全突破了从商代以来形成的规矩与传统。这一不合理的现象该怎样来解释呢？州懿已过世两千八百年不可能再讲话，即使他留下的盖铭也未提供一丝半毫的线索，那只能靠我们合理的猜想了。

愚以为，可以从经济与文化两个方面进行解读。

从经济方面：邾国本来就不强大，它的附庸小邾的附庸滥国更是等而下之，疆域小得可怜，主要依靠微薄的农业收入来维持这个小小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拿不出更多的资财制作高档青铜礼器。后荆沟墓葬区尽管历史上遭过盗挖，出土的青铜器比倪地小邾国墓葬少很多，就很能说明问题。物资短缺也就只能“修旧利废”，将现成的“不其簋”器身利用起来，只配一个盖儿，费用可大大节省一笔。(www.xing528.com)

从文化方面：秦人居于西部，其先人来自东方，它融合了东夷文化、中原文化、周文化、西戎文化，形成了特别富有生命力的秦文化。在出土和传世的青铜器中，秦国以“秦公簋”为代表的若干精品，其制作工艺水平已接近或超越他国。就“不其簋”器身来讲，造型纹饰之精美，铭文书铸之流畅，都显现出当时最高的工艺水准。这种罕见的艺术品人见人爱，更何况具有极高文化素养的一国之君州懿呢？

在事死如事生的年代，一位国君将生前心爱之物带入坟墓是正常现象，即使这种宝贝来自异国他乡，也毫无禁忌可言。产生于春秋吴国的“吴王夫差鉴”在本为晋土的山西代州出土，产生于春秋越国的“越王勾践剑”在本为楚地的湖北江陵墓中出土，都是明证。一切以时间、地点为转移。随着时光流逝，那些收藏者或拥有者不再关注青铜器铭文的政治含义，而将这些青铜器仅仅视为一种纯粹的文物或艺术品，用来赏玩品鉴和珍藏。而且不止如此，他们甚至将铭文长短、字数多少，作为衡量收藏品价值的重要标准。“不其簋”器身内有长篇铭文，其价值自然会成倍增长。据推算，秦国的“不其簋”器身进入滥国境内，大约在作器200年之后，政治色彩已悄然褪去，州懿重形式、轻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不其簋”不是那种可以无盖的方底造型，而是圈足，理应有盖。于是，州懿凭借自己的权势，令工匠补作了一个盖儿，并铸上33字铭文，以示自己作为滥国国君的高贵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