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水出土秦公簋研究-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三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王　辉

秦文字研究的历史已超过两千年。《史记·秦始皇本纪》著录泰山、琅琊、芝罘、东观、碣石、会稽六种秦刻石。许慎《说文》篆文、籀文多来源于秦文字。峄山刻石原文不载于《秦始皇本纪》，但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都提到峄山碑，可见唐人已将其篆刻上石。唐初天兴县（今凤翔）发现的石鼓文，轰动朝野。宋代至今出土的秦金文、陶文、石刻、玺印、简牍、钱币，更是数以万计，而其研究也历久不衰。其成果说是汗牛充栋，绝不为过。

宋人金石著录书如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已著录秦公镈钟（盄和钟），杨南仲、欧阳修、赵明诚等曾加研究。民国初年，甘肃天水西南乡出土秦公簋，至今已近百年。因其铭文深具历史、考古、文字价值，故自发现之初起，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1921年，罗振玉对其加以介绍。1923年，王国维作《秦公敦跋》，指出：“其辞亦与刘原父（辉按：指宋人刘敞）所藏秦盄龢钟大半相同，盖一时所铸。字迹雅近石鼓文。金文中与石鼓相似者，惟虢季子白盘及此敦耳。……此敦虽出甘肃，然其叙秦之先世曰‘十有二公’，亦与秦盄龢钟同。虽年代之说，欧、赵以下人各不同，要必在德公徙雍以后……此敦之作，虽在徙雍以后，然实以奉西垂陵庙，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乃凿款于其上。”王跋虽短，然“大抵近是”，秦公簋于是名噪一时。此后研究者日多，著名学者如郭沫若、于省吾、马叙伦、容庚、闻一多、柯昌济、陈梦家、杨树达、唐兰、陈直、张政烺、马承源、李学勤、裘锡圭，纷纷撰文，各抒鸿见，掀起了一波波的研究热潮。直至近年，这一状况，仍方兴未艾，在学术史上并不多见。

在研究秦公簋的众多学者中，甘肃学者格外引人瞩目。1944年，冯国瑞先生编辑《天水出土秦器汇考》，对秦公簋的出土时间、地点、流传情况有详实的记载，对簋、钟铭文亦有独到深入的考释。冯先生是天水市人，1926～1927年在清华大学国学院读书，师从王国维、梁启超先生，后长期致力于甘肃历史文化研究。《汇考》收王国维跋、郭沫若《秦公韵读》以及商承祚《秦公跋》，时居兰州的刘文炳《与冯仲翔论秦公书》《秦公及秦盄和钟两铭为韵文说》《十有二公后之秦公》三文，还有冯先生的《秦公器铭考释》《秦公钟器铭考释》《秦车輨图说》等，是最早的秦公簋研究论文集。建国以来，甘肃学者丁楠、赵文汇、祝中熹、徐日辉、马汉江、赵琪伟、康世荣、雍际春、陈泽、贾利民等，亦时有新说。

赵文慧先生原籍天水市，现居山东烟台市。文慧多年来热心于乡邦文献的整理，尤其沉迷于对秦公簋及其铭文的学习、探讨。文慧有《先秦重器——秦公簋》《秦公簋与秦源》及长文《秦公簋集释》，对秦公簋的器形、纹饰、出土年代、地点、时代、史实、文化价值及其字词训释，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是极为有益的工作。近日，文慧又将罗振玉、王国维以来的相关研究文章130余篇汇集起来，成《民国初天水出土秦公簋研考论丛》，比之冯书，此书规模更大，数据更全，对学者也更有用。祝中熹先生曾说过：“（秦公簋）学界对它的绍介、阐述、考论、评说和引证，一直保持着相当的热度，其文化魅力可谓愈久弥昌，馨韵绵长。如能汇集相关著作，必成巨册。”文慧书正是这样的“巨册”。我自己多年来研究秦文字，自以为对前人论著较熟悉，但看文慧书，我才知道有些文章自己以前并未读过，它使我扩大了视野。

由《论丛》可知，截至目前，对有关秦公簋的一些重要问题，学人已有共识；或分歧逐步缩小，看法逐渐接近。

秦公簋的出土时间，以前有1916年、1917年、1919年、1921年、1922年、1923年诸说。文慧引史树青先生《悼念周希丁先生》文，记1921年周曾手拓秦公簋；又引罗振玉1921年致王国维信中已提到秦公簋，其时器已归“皖中张氏”，即曾任甘肃都督的张广建家，器此前在社会上已流传了一段时间，文慧因谓1921年、1922年、1923年诸说不可信。他同意冯国瑞等的说法，定为1919年，近是。

簋之出土地点，旧有“天水西南乡”“秦州”“礼县红河王家东台”“庙山”“礼县东境”诸说，或泛指，或具体，其实并不矛盾。秦州为三国魏置州，治上邽，在今天水市西南，所以“秦州”“天水西南乡”是一个概念。礼县在西汉属嘉陵道，东汉为上禄县，元改置礼店军民府，在今县东四十里，明改千户所，在今县东，清省所入县。非子所居之犬丘，秦置西县，故城在今天水市西南百余里，礼县之东。故“天水西南乡”“礼县东境”大体上也是一个概念。

康世荣先生《秦都邑西垂故址探源》分析有关西垂、西县的传世文献，考察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以及古遗址、出土器物，认为西垂、犬丘亦即西县故址在今礼县红河乡岳费家庄，而簋出土于与此相邻的秦岭乡。田有前《西犬丘地望考》对康说有所补充，说红河流域的费家庄、六八图遗址有周代遗物，乃秦西县所在；又说秦公簋发现地庙山属天水西南乡，与红河镇接壤。至于庙台的具体位置，学者看法仍有分歧。赵文汇说王家东台在天台山的东麓，隋、唐庆云寺在此，后寺庙毁于战火，仅留台基，因称庙山；文慧则认为王家东台又称庙山，天台山在南，庙山在北，二山隔峁水（红河，杨廉川）相望。该山之所以称庙山，可能与秦人在该地有祭祀先祖的宗庙有关。

簋铭：“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宓）宅禹枣（蹟）。十又（有）二公，在帝之坏（坯）。’”盄龢钟铭：“秦公曰：‘不（丕）显朕皇且（祖）受天命，竈（肇）又（有）下国。十又（有）二公，不墜才（在）上。’”二器时代同。先祖是谁？十有二公从谁算起？这两个问题久争不决，因而簋、钟之时代便成难猜之谜。十二公或说自中潏始，或说自非子始，或说自秦侯始，或说自秦仲始，或说自庄公始，或说自襄公始。张政烺先生则说十二是法天之数，是虚指而非实指。张说现在基本上无人信从。非子只是被周孝王“封土为附庸，邑之秦”，不是诸侯。李零先生说秦公及王姬编钟、镈钟铭文云“我先且（祖）受天命商（賞）宅受（授）或（國）”，“賞宅”即受封邑，指非子“邑于秦”；“受國”即《秦本纪》所说的襄公“于是始国”，先祖自非子至襄公，而“受天命”者乃自追认为公的庄公算起。李学勤先生、陈平先生同意此说。我以为，在秦公及王姬镈、钟铭文中，“賞宅”与“授國”紧紧相连，是一个完整的词组，不宜再加分割。《尔雅·释宫》：“宅，居也。”何尊：“余其宅此中国。”克罍：“克宅匽（燕）。”古文献有“国宅”一词：《周礼·地官·戴师》：“凡任地，国宅无征。”郑玄注引郑司农曰：“国宅，城中宅也。”玄曰：“国宅，凡官所有宫室吏所治者也。”先祖既“受天命”，又被赏以宅，被授以国，则非被周平王封为诸侯“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的襄公莫属。这犹如燕是周初封的诸侯国，就封者乃召公长子克，而克就封居燕称“宅”。

庄公是其子襄公追认的，他是否受天命？这种可能性虽有，但并不大。固然，周文王之王号是其子武王追认的，文王生前未自己称王，但后世子孙都说文王受天命称王。毛公鼎：“丕显文、武，皇天引厌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天命。”《尚书·武成》：“惟先王建邦启土……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勋，诞膺天命，以撫方夏。”问题在于，说庄公受天命，传世文献无征，出土秦文字也无明确记载。盄龢钟铭文说秦皇祖“肇有下國”，肇者，始也，始有诸侯之名，有秦国也，则只能是襄公。

所谓十有二公从中潏算起的说法更是如此。中潏只是“在西戎，保西垂”，并未始国，也未称公。陈泽先生说十二公之公是尊称，不是谥号或爵称，理由欠充分。说中潏到庄公为十二公，簋为襄公器。但如陈平先生所说，秦公簋的器形、纹饰都近于宝鸡阳平镇秦家沟M1、M2墓所出秦簋，时代在春秋中晚期之交的共、桓、景时期，而绝不可能到春秋初期的襄公时。陈泽说难于成立。

秦仲仅是“西垂大夫”，秦侯连大夫都不是，岂能计入十二公。

十有二公自何公始，秦公及王姬镈、钟铭文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铭云：“我先祖受天命赏宅授国，剌剌（烈烈）邵文公、静公、宪公不坠在上。”邵读为绍，《诗·大雅·抑》：“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毛传：“绍，继也。”先祖是襄公，所以十二公是从继后的文公算起。静公虽未即位，但已有谥号，应该计入。宪公之子出子应否计入，争议很大。秦公及王姬镈、钟器主为宪公原太子武公，是出子之兄，兄不以弟为先公，是可以的。但簋之器主已是出子的后世子孙，不以出子为公于理不通。《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汉书·古今人表》已称出子为“出公”，所以出子最大可能应计入十二公。十二公指文、静、宪、出、武、德、宣、成、穆、康、共、桓十二公，作簋者为景公。这在目前虽还不能绝对肯定，但说是多数人的共识，似乎可以。

簋铭字词、语句多数已可通读无碍。

“鼏宅禹（迹）”。鼏读为宓，《说文》：“宓，安也。”“禹迹”即大禹之迹。《诗·大雅·文王有声》：“丰水东流，维禹之绩。”马瑞辰《毛诗便笺通释》：“绩当为迹之假借。九州皆经禹治，因称‘禹迹’。”《说文》：“迹，步处也。从辵，亦声。迹，或从足、责。”“禹迹”即天下、宇内、华夏。作器秦公自诩为华夏族，居住在华夏地域内。

“在帝之（坏）”。字从不从，不亦声，于省吾先生释坏。不与丕通。王国维、吴其昌以为坏指河南成皋附近之大伾山，殆是。“在帝之坏”即在帝之山，在帝之旁。(www.xing528.com)

“保氒（厥）秦。”字宋人释业，杨树达先生读为乂、艾。《尚书·君奭》：“率惟兹有陈，保乂有殷。”《诗·小雅·南山有台》：“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尔雅·释诂》：“艾，相也。”“保艾”即保相，长保。

“虩事（蛮）夏”。《说文》：“虩，《易》‘履虎尾虩虩’，恐惧也。”段玉裁注：“《履》九四爻辞，今《易》虩虩作愬愬。释文曰：‘愬愬，子夏传云：恐惧貌。马本作虩虩。云：恐惧也。’《说文》同。按《震》卦辞‘震来虩虩’，马云：恐惧貌。郑同马。郑用费《易》，许用孟《易》，而字同义同也。”所谓“恐惧”，就是小心谨慎。此时秦谨慎小心地对待蛮（西戎）与华夏，可见秦势力已向东发展，与华夏诸国接触日多。叔夷镈：“虩虩成唐。”杨树达先生读虩为赫。晋公“虩虩在上。”白川静先生也说“虩虩即赫赫”。虩可读为赫，上博楚竹书《缁衣》简九：“（虩）（虩）帀（师）尹，民具尔詹（瞻）。”虩今本《礼记·缁衣》作赫。《说文》：“赫，火赤貌。”《小尔雅·广诂》：“赫，明也。”《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朱熹集传：“赫，威明也。”又《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朱熹集传：“赫赫，显盛也。”所以杨说、白川说在叔夷镈、晋公中是合适的，但用来解释秦公簋铭则未必恰当。其时秦人的力量还不是很强，对待西戎、华夏（周及其同姓诸侯国），恐怕还是谨慎小心为好，而不宜居高临下，以霸主自居。

“咸畜（蓄）胤士”。此语又见晋公，盄龢钟：“咸畜百辟胤士。”陈直先生说胤士为父子承袭之世官，已为学人普遍认同。孙诒让读胤为尹，郭沫若读胤为俊，皆不足取。

“文武，（镇）静不廷”。此语又见盄龢钟铭。秦公及王姬镈、钟铭：“允义，翼受明德。”字或作。清华楚简《周公之琴舞》简一三、一四：“佐寺（事）王悤（聪）明，其又（有）心不易，畏（威）义（仪），大其有慕（谟）。”古盍声字与曷声字通用。《文选·班孟坚〈西都赋〉》：“轶埃堨之混浊。”李善注：“许慎《淮南子注》：‘堨，埃也。’堨与壒同。”郭店楚简《缁衣》煎四〇：“句（苟）又（有）车，必见其歇。”裘锡圭先生按语疑歇读为盖。即，是形容文武之士的威仪的。字，孙诒让说是遏之异文。，郭沫若先生读为祛祛，强健也。林剑鸣先生同意郭说，吴镇烽先生读为肃肃。郭、林、吴说可形容武士，于文士则不尽妥。于省吾先生《双剑誃古文杂识·释》说即，读为蔼蔼，义同济济。于说甚是。《说文》：“蔼，臣尽力之美。从言，葛声。《诗》曰：‘蔼蔼王多吉士。’”所引见《诗·大雅·文王》，毛传：“蔼蔼，犹济济也。”又《诗·大雅·文王》：“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毛传：“济济，多威仪也。”蔼蔼、济济形容文士、武士，他们“大其有谋”，可能更多指文士。

有几个词语，经多位学者考释，虽仍无共识，但已有了很好的思路。

“作□宗彝”。第二字罗振玉隶作噚，郭沫若隶作，唐兰隶作寻。李学勤先生云：“作寻（意为用）宗彝，以绍皇祖。”李家浩先生说寻与作义近，“作寻”犹言“作为”。从字形上看，此字与春秋寻仲盘寻字作“”，钟寻字作“”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今令尹不寻诸仇雠。”杜预注：“寻，用也。”《孔子家语·观用》：“将寻斧柯。”王肃注：“寻，用者也。”

“（其）严□各（格）”。各前一字作“”，强运开释遄，吴闿生释御，郭沫若隶作“”，谓字从辵，从帚省，鬼声，殆归字异文，诸释于字形皆不尽合，不足取。于省吾释征，以为：“征各犹言昭格。《尔雅·释言》：‘征，召也。’召、昭古通。”秦凤鸣说：“其严昭格’，在此用来表现先祖之光明伟大，德艺双馨。与其前一句‘以昭皇祖’内容相对应。”陈英杰说“征格”当读为“登各”，是偏义副词，义偏在“各”。董珊说此字与石鼓文《作原》“导我”第二字同，此字从辵，辵旁以外的部分，应该是帚字之省体，簋铭读为就，训为至、来。文慧同意秦说。今按：征字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因而征之”作“”，曾侯乙磬音调名作“、”，与此字不同，出土文字未见与之全同者，也未见“征各”的其他辞例，所以此字仍不能确解。

“高引有□”。引字旧释弘，于豪亮先生《说“引”字》改释为引，义为长，已得学人公认。末字原作“”，刘心源、罗振玉释麐，闻一多释，容庚、郭沫若释庆。今按秦文字庆字作“”（参看《秦文字编》1618～1619页，中华书局，2015年），与此字不同。此字当依闻先生说释，但读为庆，文献亦未见其例。这里不妨提出另外两种推测。一是是之讹误。庆字战国文字或省“夊”旁作“”，或省心旁作“”（参看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644页，中华书局，1988年），“文”“攵”形近，又，“文”古文或作“”（令簋），或作“”（伯家父簋）。所以，簋铭字下部“文”可能是“心”之讹误，应隶作“”，是“庆”字之省。从上下文用韵看，释为“庆”较好。二是字从鹿，文声，读为闻。文声字与门声字通用。《孝经》：“言不文。”释文：“文本或作闻。”《淮南子·修务》：“钝闻条达。”《文子·精诚》闻作闵。《说文》：“闻，知闻也。”《论语·颜渊》：“在邦必闻，在家必闻。”邢昺疏：“闻，谓有名誉使人闻之也。”《尚书·微子》：“旧有令闻。”孔氏传：“久有善誉。”蔡沈集传：“闻，誉也。”“高引有”读为“高引有闻”，即长有美誉，亦通。

“竈囿四方。宜。”盄龢钟：“竈又（有）下國。”竈杨树达先生读为肇。囿，又读为有或域。《诗·商颂·玄鸟》：“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或说竈读为造，义为始，亦可。《易·屯·彖传》：“天造草昧。”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造，亦始也。”秦公大墓残磬铭“竈尃（撫）（蛮）夏”、秦伯丧戈“竈尃（撫）东方”，竈字用法同。

“宜”字盄龢钟作“永宝宜”，秦子戈、矛、秦政伯丧戈作“用逸宜”，卜淦囗高戈作“永宝用逸宜”，“宜”应为“永宝用逸宜”之省。宜，李学勤先生初说为地名，后解为安。陈平先生说为祭名，李零先生说为国族名，林清源先生读为仪，黄盛璋先生解为便利，董珊先生解为句尾语气词。陈英杰以为诸说皆求之过深，他同意李学勤先生后说，解宜为安、和顺，为求福之辞，意为快快乐乐、平平安安。文慧也同意陈先生的说法。这当然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不过这种用例仅见秦文字，一下子还不能完全确定。

“西元器”。西即秦汉西县。《史记·樊哙列传》说樊哙击破“西丞”，即西县丞。宝鸡出土二十六年戈有“西工室阉”，秦封泥有“西丞之印”“西盐”“西盐丞印”“西共（供）丞印”。西在今天水西南，礼县东，或即簋之出土地。

裘锡圭先生说元、原字音相同，意义也接近。元引申有元始、元本等义。原来、原由的原古代用元表示，明代才因避嫌改用原。“西元器”者，西垂古邑原有之器也。说甚是。王国维称：“秦自非子至文公，陵庙皆在西垂。此敦……直至秦汉犹为西县官物。”极有见地。

以上是我读了文慧书得到启发一时想到的，说不上对，仅供同好扬榷。由此也可以看出，此书对促进秦公簋的研究是有价值的。

汇集古文字研究论文，并非易事，对一个古文字爱好者而非专门研究者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这些文章多古字、难字，转录中极易出错。建议文慧在书正式出版前仔细校对；或用剪贴影印的方法处理，以保持其原貌。

【作者简介】王辉，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