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儿庄原本是个并不有名的地方,但它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人称之为大同的门户。当守护在那里的明军守将吴浩战死等消息传到北京皇宫时,正统帝及其“父师”王先生王振都为之震惊。因为自二三十年前朱祁镇太爷爷朱棣打乱太祖皇帝朱元璋的北疆战略部署起,“塞王”迁于南方、大宁都司移往保定,明朝塞外军事防卫为之一大变,大宁、全宁和开平组成的一组三角形及大宁、开平和北平组成的另一组三角形——两者合于一起,形成的有张有弛、极富弹性的大菱形或言U形军事布防顿时化为乌有。尽管后来京师地区加强了军事防卫力量,但不得不让人面对的一个严酷的事实是,大明的心脏已直接暴露于漠北蒙古的兵锋之下。而现在恰恰是漠北瓦剌南下进犯,距离北京不远的宣府已处于敌军压境状态,更为糟糕的是,与北京几乎处于同一平行线上的大同还不仅是形势吃紧,就连它的门户猫儿庄也给弄丢了,这……这……这如何是好?
大明正统天子朱祁镇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不停地在皇宫大殿上转着。要说在非常时刻,姜还是老的辣。就在小杆子皇帝六神无主时,其身边的“父师”王先生王振及时为主分忧了。只见他慢悠悠地走上前来,以略带自傲的口吻跟学生皇帝这般说道:“陛下,可曾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正处焦躁不安中的朱祁镇哪有这等心思作什么童年的回忆,但因为问话的是自己宠信的“父师”王先生,他只好本能性地作答:“什么事?”王振诡秘地一笑,随即开始给学生皇帝讲述那老掉牙的“金色童年故事”:“老奴记得,先帝仙逝前的某一天,陛下由先帝抱着坐在了九龙椅上,先帝问陛下:‘日后你为天子了,能使天下太平吗?’陛下说:‘能!’先帝又问:‘要是有人犯上作乱或侵犯我大明疆土,你敢亲自统帅六师前去征讨吗?’陛下说:‘敢!’(《明英宗实录》卷1)常言道:自古英雄出少年,陛下那么小的年纪就已胸怀寰宇,敢为天下苍生做主,现在怎么反倒犹豫犯难了?”
当时23虚岁的小杆子皇帝朱祁镇经这么一“点拨”,当场茅塞顿开:“嗨,怎么我没想到呢!”大珰王振见到门生天子开窍了,立即来了劲,继续循循善诱道:“陛下再想想父祖辈是如何面对如此危局的:太宗皇帝在世时五次亲征漠北,立下了不世之功;先帝在世时也曾三次亲自巡视北疆,袭杀兀良哈。而今陛下正富青春好年华,恰为统兵亲征立下不世之业、彪炳千秋之良机啊!”原本一直在深宫大院的温室里长大且正值青春冲动期的正统天子经“父师”王先生这么一煽,当即就做出了决定:“朕要亲征去教训教训那可恶的来犯之敌——瓦剌!”随后他便下达了亲征诏书。
因为事出仓猝,正统帝亲征诏书下达后,满朝震骇。虽说朱祁镇年纪轻轻刚愎自用,大太监王振势焰熏天,但大臣们心里都十分清楚:自从这个小杆子皇帝登位以来,纲纪紊乱,边关不治,武备失修,一旦御驾亲征,其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当正统帝朱祁镇与他的“父师”王振在“不与外廷议可否”的情势下轻率地下达御驾亲征的诏书时,朝臣们便纷纷上疏谏止。其中以兵部尚书邝埜、侍郎于谦之进言尤为中的,其曰:“也先入犯,一边将足制之。陛下为宗庙社稷主,奈何不自重!”(《明史·邝埜传》卷167)正如现代人们普遍熟知的心理学所描述的那样,刚为成年人的小杆子皇帝朱祁镇的内心充满着叛逆和自以为是的自立,越是爷爷、伯伯和叔叔辈的大臣们劝谏,他越是不听。
见到大明皇家少爷天子如此率性胡为,满朝老爷爷和老伯伯们实在有点忍无可忍了。七月十四日,永乐时就以科举入仕、历经永宣政治风浪的吏部尚书王直率领廷臣合章力谏:“臣闻边鄙之事自古有之,惟在守备严固而已。圣朝备边最为严谨,谋臣猛将,坚甲利兵,随处充满,且耕且守,是以久安。今丑虏无知,忽肆猖獗,违天悖理,自取败亡。陛下慎固封守,益以良将,增以劲兵,加之以赏赐,申之以号令,俾审度事势,坚壁清野,按兵蓄锐以待之。彼前不得战,退无所掠,人困马乏,神怒众怨。陛下得天之助,将士用命,可图必胜,不必亲御六师,以临塞下。况秋暑尚盛,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涩。人畜之用,实有未充。又车驾既出,四方若有急务奏报,岂能即达?其他利害,难保必无。且兵,凶器;战,危事。古之圣人敬慎而不敢忽。今以天子至尊而躬履险地,臣等至愚以为不可,惟在端居穆清,坐运神筭。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则人人尽力,成功不难。伏惟陛下实宗庙、社稷之主,万邦黎庶之所依归,诚不可不自重也。愿留意三思、俯察舆情!”(《明英宗实录》卷180)明英宗接奏后回答:“卿等所言皆忠君爱国之意,但虏贼逆天悖恩,已犯边境,杀掠军民,边将累请兵救援,朕不得不亲率大兵以剿之!”(《明英宗实录》卷180)这段皇帝最新指示一无新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敌人打到我大明边关门口了,本皇帝就不能不亲率大军前去剿灭?其实“司礼监太监王振实劝成于内,故群臣虽合章谏止,上(指正统帝)皆不纳”(《明英宗实录》卷180)。(www.xing528.com)
明朝自开国起就确立了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皇帝的旨意是神圣的,臣下只有服从的份了。既然正统帝亲征之意已决,那么朝廷中央各部门就忙着去准备吧。要说这准备工作中最为关键的就是皇帝陛下亲自出征到底要带多少人马的问题。正统帝的“父师”、宫廷大珰王振发话了,御驾亲征所带之兵多多益善。王太监恰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领导一般有水平,什么都不懂,但表面上又要装得什么都懂。负责调集兵马的兵部官员听了王太监的这番高论后顿时一头雾水,随即询问道:“那到底要带多少呢?”王太监以门生天子朱祁镇最为崇拜的祖宗偶像明太宗朱棣五次亲征漠北为例,提出了最少也不能少于身经百战的永乐帝北征随驾最高人数500 000。
这下可把兵部官员给害惨了,当时明朝西南边疆的麓川战争刚刚结束,数十万大军疲惫不堪,有相当多的卫所军队及其将士还没来得及复位,现在一下子要急调50万大军随驾北征,从何入手呢?最为快捷的方式就是从京军的五军、三千和神机三大营及在京操练的官军中抽调、整合,以此来做好从征准备。可这些部队全加在一起,实际人数也不到500 000。于是兵部火速催调近地官军前至北京,这样一来才勉强凑足了500 000之众。
人数是凑足了,可兵器与其他军需不足怎么办?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庚寅日,即下达御驾亲征诏书的第二天,正统帝命令“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官军操练者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鞋二双、行粮一月、作炒麦三斗、兵器共八十余万,又每三人给驴一头,为负辎重,把总、都指挥人加赐钞五百贯”,以做起程迎战之准备。(《明英宗实录》卷180)
七月十五日中元节,正统皇帝在遣官祭祀太爷爷、爷爷和父亲后又开始对御驾亲征及其相关事宜作仓促的布置:任命自己的弟弟郕王朱祁钰即后来登基即位的景泰帝居守北京,“驸马都尉焦敬辅之。太师、英国公张辅,太保、成国公朱勇,镇远侯顾兴祖,泰宁侯陈瀛,恭顺侯吴克忠,驸马都尉石璟,广宁伯刘安,襄城伯李珍,修武伯沈荣,建平伯高远,永顺伯薛绶,忠勇伯蒋信,左都督梁成,右都督李忠,都督同知王敬,都督佥事陈友安、朵儿只,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刑部右侍郎丁铉,工部右侍郎王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邓棨,通政司右通政龚全安、左参议栾恽,太常寺少卿黄养正、戴庆祖、王一居,大理寺右寺丞萧维祯,太仆寺少卿刘容,鸿胪寺掌寺事礼部左侍郎杨善,左寺丞张翔,翰林学士曹鼐等俱扈从”(《明英宗实录》卷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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